不久前在国内听到对《制度经济学三人谈》两种相反的口头评论，就买了一本，抽空读完，并草此评论，以飨读者。
著者（或对谈者）是汪丁丁、韦森、姚洋；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汪丁丁在国内很红，但我因为忙于他务，此前没有真正读过他的文章。听过人家说，汪丁丁的文章写得云里雾里，根本不能看懂；
也举出一些例子，的确不知所云。也听过人家说，汪丁丁对经济学者讲哲学，对哲学者讲经济学，。。。， 就是要听者听不懂、读者读不懂。这些说法，也增加我对读本书的兴趣。
还汪丁丁一个清白
读了本书后，我认为应该还汪丁丁一个清白。我认为汪丁丁并不是故意说得云里雾里，让人根本不能看懂，至少我看懂九成以上。不过，上述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汪丁丁的东西不容易看懂。汪丁丁博览群书，从经济学到哲学，从政治学到脑科学，从一般知识到专门知识，连像我这样有在好几个其他学科发表审稿论文的人，都自叹不如！不过，人非上帝，阅读这么多书，已经很不容易，我们不能要求汪丁丁能把这么多的知识消化到能深入浅出的程度。汪丁丁谈很多问题，而且谈得很深，但还不能浅出，因而多数读者难以读懂。
例如，单单关联我本人，汪丁丁不但评论杨小凯和我的交易费用概念，而且也评论我关于‘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论点，甚至提到我2003年评论齐齐尔尼斯基（Chichilnisky）的一篇相当专门的文章。顺便一提，本书两次提到齐齐尔尼斯基和她的丈夫黑尔; 其实他们已经分手好一段时间了.
杨小凯和我所理解的‘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是一切由于进行买卖的成本,包括但不限于运输成本，冰块运回家途中溶化的交易成本，只是一个具体例子。汪丁丁认为我们的概念‘是错的’（页277），这是因为他误以为我们只限于运输成本。其实，汪丁丁叙述的所谓‘科斯的解释’才是有问题的。‘什么是企业的交易费用呢？就是企业的机会成本――所有被放弃了的机会当中价值最高的机会的价值’（页275）。其实，所有的成本，都是机会成本，但并不是所有的机会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因此，不能只用机会成本来定义或解释交易成本。
关于‘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论点，汪丁丁理解为：‘富人的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等于穷人的一块钱的边际效用’ （页297）。这当然不可能是对的，怪不得汪丁丁认为‘这似乎有些问题’。我在2003年4月份的《经济学家茶座》的文章对‘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论点的介绍是：‘在个别问题上，以效率挂帅，平等的目标由整体的平等政策来达致。。。。如果在个别措施上采用一元就是一元的原则，使许多有效率的措施得到执行，可能使穷人损失，虽然富人的得利，在金钱上算更大，但在效用或福祉上可能较小，得不偿失，必须在整体的平等政策上采用有利穷人的配套措施，才能保证社会福祉增加。。。。平等政策对激励的打击，是根据所有平等政策的总和而定。。。。只要是对平等的达致是一样的，对激励的打击也一样，并不能减低。相反地，在个别措施上的平等政策，除了对激励的打击，还会在不同物品之间造成扭曲。因此，在效率上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对平等的追求，应该由整体的平等政策来达致。在个别措施上，应该以效率挂帅。这就是笔者‘一元就是一元’的主要论点。(详见笔者<<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经济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六章。)’
什么是制度经济学？
我不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虽然在其他方面的研究略为有涉及。虽然是从门外汉的观点来评论本书，但对大多数非制度经济学专家的读者来说，未必不是一个优点，至少不会读得云里雾里。
对多数人而言，尤其是中国的情形，制度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什么制度比较有利经济成长或有利人民福祉，怎样改进现有制度等问题。具体热门问题包括，私有制与公有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比较；
是英国式的习惯法还是法国式的罗马法对产权的保护程度比较高，对经济成长比较有利？有什么制度上的原因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尤其是英国，而不是在中国？对这些多数人比较关心的问题，本书比较少讨论到，难怪有人说本书没有谈制度经济学，只谈哲学问题。但这评论也显然有些极端，因为本书的论述，大多数与经济制度有关。汪丁丁、韦森、姚洋三君子显然认为，要讨论制度经济学，先要弄清什么是制度。因此，在引言之后，先从什么是制度谈起。而这牵涉到人的行为，因而又讨论行为的意义、能动的人、秩序、理性等比较抽象及比较哲学的问题，最后又谈及制度评价、社会福祉与平等等问题。可以说，本书多数篇幅谈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三人谈》的精彩论述
《三人谈》不乏精彩的论述，例如：‘经济学家在中国负担着超过他们的西方老师的责任’（汪丁丁，页81）；
‘【周】其仁看得更深：为什么企业家腐败？就中国而言，企业家腐败的根源是政府官员的腐败，是权力的腐败’（汪丁丁，页94）；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对自然和社会认识上的知识存量空间，不就是由无数像我们这种不安分守己的学人一锤一锤敲出来的吗？近些年来，对那种前瞻性的东西的追求，就如不断地用我们柔软无力的肉脚去踢一堵石头墙一样。虽然效果几乎不见一点，我们还得不断地去踢啊？不然，我们心中的那把尺，会搅得我们心绪不宁，是不是？’（韦森，页107）；
‘中国的宪政建设，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并真正理解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国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吸收西方尤其是美国宪政建设的经验’(韦森，页205);‘当我们在欢呼市场所带来的自由的时候，市场的负面作用已经显露在我们的面前’（姚洋，页208）；
‘自由、民主和法治，三者密不可分，缺少其一，其他就不能很好地工作’（韦森，页209）；
‘我的基本立场是，政府失灵，市场也失灵，只不过政府失灵更加危险’（汪丁丁，页270）。不过，本书精彩的论述，可以让读者慢慢细读，下文针对我有不同看法的地方。
《三人谈》需要商榷的地方
首先，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韦森对进化论多少有些偏见。‘说人的语言官能是人类作为一种生物物种长期进化的结果，仍然像天方夜谭’（页77）。‘科学，包括生物进化论，说到底也是一种信仰，一种与基督教信仰没有多少差别的信仰。既然说到底大家都是信仰，你怎么用一种信仰去否定另一种信仰？那不是武断与荒唐的事情吗？’（页79）我对上帝的存在或创造论的正确性持未知论的观点。不过，我相信，如果韦森以客观的态度，用他花在语言学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去读进化生物学，就会发现有大量的事实支持进化论。
其次，韦森有两个讲法，看来是相互冲突的。‘事实上我不同意“改造世界”的主张，我甚至不同意“解释世界”的理论’（页130）其实，韦森自己所相信的上帝创造世界与人的理论，也是解释世界的一种理论。与上述讲法相反的是：‘试图把中国的“真问题”和“可能前景”尽量说清楚，以待“民问”，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calling）,也是我们这些思考着制度经济学问题的学人所最应该作的事’（页323）；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的今天和未来。以及支配我们自己心中的那个“律”，都在呼唤着我们这些有着学术“calling”的学者做这些事。即使再困难，我们能逃避吗？’（页207）。如果说清问题和前景不是解释世界，那是什么？如果‘这些事’不是改造或至少影响世界，也不是解释世界，那这些这么重要的事是什么事？
汪丁丁问，‘我们脊索神经有感情吗？说实话，我不知道’（页218）。我建议汪丁丁读我1995年在Biology and Philosophy的文章（我对此文的中文介绍文章<痛苦多于快乐>，收集在《经济与快乐》一书），此文论证脊髓神经没有感情，以及如何区别那些物种有或没有苦乐感情等福祉生物学的问题。我也建议他（以及姚洋）读我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上关于社会选择的文章及《福祉经济学》第五章。读完之后，希望能明白为什么《三人谈》中关于社会选择理论的一些论点是须要重新考虑的，包括：‘“集体偏好”通常不能满足最基本的理性假设’（页90）【其实，如果有人际可比的个人基数效用或福祉，则能满足。】其他还有页223与236关于IIA与页239关于偏好的论述。
我比较接近姚洋的观点，例如，从约页227到234的讨论，汪丁丁似乎不明白，即使人们现在预测到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例如战争），只要这预测不是百分之百的（而百分之百几乎不可能），等到将来战争真的暴发了，则即使其他条件不变，但战争的或然性已经从百分之几十增加到百分之百了，则世界或情况（不论是否是均衡）就会发生变化，而姚洋明白这道理。不过，两人继续讨论的结果，竟然是正确方的姚洋被（大概口才比较好的）汪丁丁说服了（页234），因为两人好像都不明白，由于完全合约的成本太高，故真实世界没有完全合约，而有演变。又如，汪丁丁比较极端或绝对化，他认为现实世界只有案例，没有规律（页255），说，‘如果案例可以推广，那么案例研究和统计研究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那最后还不是统计研究吗？’（页266）。而姚洋正确地‘强调既要有案例研究，也要有统计研究’(页266)。
不过，姚洋的一些论点，也须要进一步考虑，例如：‘对演化的研究最终会像1950年代对一般均衡的研究一样，不过是证明了静态均衡的合理性’。其实，不论是对演化或对全面均衡（‘一般均衡’是误译）或任何其他实证问题的研究，都不可能证明任何东西（不论是静或动态，均衡与否）的合理性，因为这是规范性的问题，不能以实证研究来证明（休谟法则）。又如：‘一般均衡分析是建立在效用不可比的基础上的’（页295）。应该说，全面均衡分析不需要假定效用的可比性。即使效用是人际可比的，全面均衡的理论依然是成立的。
大体而言，我认为本书花太多时间谈一些近乎吹毛求疵的问题，例如什么是均衡，均衡的漂移等。不如多谈一些比较实质的问题。或者，将来会有一本谈这些实质问题的《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续篇》？
最后，我要强调一点，读完本书后，我认为三君子都是认真的学者，用很多时间读书，比起国内许多花大多数时间在赚外快的教授要好很多倍！尤其是韦森，像上引几段充满书生意气（知识分子气概）与学术精神的感叹，说了许多次。
2006年2月8日于蒙纳士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