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 主讲
吴冠军 口译
陈占彪 整理
主讲人简介：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1949年出生于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1981年以一篇讨论德国唯心论的论文在卢布尔雅那获得博士学位，1981年至1985年在巴黎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论文主题为从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角度去解读黑格尔、马克思和克里普克。1980年代后期回斯洛文尼亚从事学术、文化批评和政治活动。曾于1990年竞选四人总统委员会委员职务，以微弱差额未能当选。现任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高级研究员，曾任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许多知名高等院校的访问教授、活跃于各种哲学、精神分析和文化批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被誉为“近年来欧陆出现的最优秀理论家”。截至2005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和台湾分别翻译出版了8部齐泽克的著作，如《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2002年），《图绘意识形态》（2002年），《齐泽克自选集——实在界的面庞》（2004年），《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2004年)，《快感大转移》（2004年），《易碎的绝对：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2004年），《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2005年），以及《与齐泽克对话》（2005年）。
2007年6月15日，斯拉沃热·齐泽克应邀来到上海社会科学院作了《被假设为相信的主体》（Subject Supposed to be Believe），演讲全文如下。
感谢主持人的美言介绍，我到中国已一周多了，我的观察是中国发展的非常迅速。但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似乎没有一个未来发展方向较为清晰的样式，我看到了现代化发展，以及儒教的和谐论等，但中国人民有能力创造出的，不只是这样简单拼接的东西。我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全新的期待。
一
有这么一种现象，不知中国有没有，那就是，欧洲有一种“哭丧妇”的职业，就是从事这些职业的妇女被死者亲人雇佣到现场去哭丧。哭丧原本是亲友们的事情，然而这时他们却可以处理诸如分遗产等更“重要”的事宜。我们今天的理论分析，不仅要处理很多复杂的现象，而且还要处理日常生活中一些简单的、司空见惯的现象，比如我们说的那个“哭丧”，这本来是非常个人化，非常私人化的事情，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这时，哭丧的妇女被雇佣到丧者家去哭，而真正的亲人则可以去做别的其他事情。我这里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西藏的佛教中有一种叫“转经轮”的东西，代之以用手去转动“转经轮”，现在信徒们让风来代替他们去转这个“转经轮”。当风在为信徒们转动“转经轮”时，尽管他们脑子里可能想着的是一些黄色段子、裸体女郎等，但仍却是“客观地”在祈祷。再举一个例子。中国参与到全球化中很是明显，这两天我在中国观察到，美国很多的电影电视在中国都有盗版。大家一定注意到，如《六人行》这样的美剧中，都会预先配有一些笑声。人们一般认为这些“罐装笑声”的作用，是用来激发观众的笑声，而实质上，这种笑声恰恰是代你笑：当你回到家，打开电视，也许并不觉得这电视剧有什么可笑的地方，但看完电视、听完那些笑声后，仿佛你自己也笑过一样。
生活中常常有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现象，比如恋爱，现在的恋爱往往是他人代替我们恋爱，其他人代我作某事；
再比如伐木，现在伐木都是机器来代我来做的；
再如有人想报复他的敌人，他到我面前挑拨离间，我便冲去攻击他的敌人，这时，他对他的敌人的报复是通过我来完成的……而在另一面，人们便可以采取一种“伪主动性”的姿态。这种“伪主动性”，就是去积极“行动”，来保证什么事情都不变化，还是举一个生活的例子，如果在一个朋友圈里发生有某个尴尬事情，而责任主要在我，那么在朋友聚会时，我就会变的很主动，不停地说话，去讲一些黄色笑话，或乱七八糟的事情，从而使别人忘记去提那一尴尬事情。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二十年前，我去看精神分析师，我一刻不停地说话，从而使我的精神分析师没有机会提出真正使我尴尬的问题。这便是“伪主动性”，即“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断地行动，以使得真正的行动不会发生。
二
再一步考察，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暴力能使社会产生改变。然而，其实社会上是存在很多暴力的，但这些暴力，恰恰是使得社会去保持原状，使得什么都不会被改变。这便是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一个缺陷。
这是意识形态的例子，还有一个与性有关的例子，比如看色情片，色情片的一大功能就是手淫，通常情况是人们边看边手淫，而现在的状况已不完全是这样，色情片的功能恰恰是它代替你快乐。因此，我不建议你们看，看多了会阻障性功能。
刚说到色情片时，听到大家在笑，我们还是继续说色情片，一般人们认为，色情片给人们呈现一个自由的领域：其他电影一到性爱镜头便开始遮遮掩掩、转换镜头，但色情片却是性爱的完全呈现，什么都可以看到。但它的代价是，剧情的缺失。以前老式的色情片，还有一些故事情节，现在的色情片则是根本没有什么情节。色情片其实不是一个解放性、颠覆性的文化产品，而是保守主义的文化产品，你看到全部性交过程，但里面肯定没有故事情节，如今一些法国导演尝试拍一些“严肃的色情片”，这类色情片既有故事，又可以看到其他全部的表现，但我们看到，这类色情片在市场上彻底惨遭失败。
三
我们不再讲色情片，还是回到被假设为相信的主体。在人类学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某个古代原始部落认为自己是从某一动物发源而来。但是如果要真的去问这些原始部落的成员，你们真的是从鱼到人吗，他们会毫不思索地回答你，当然不是，我们不是傻瓜，认为自己是是从鱼变化出来。这个说法，恰恰是因为他们的祖先这样认为。我们看到，他们自己不相信，但却需要别人去代替他们相信。
另一个是关于基督教的例子。如果我们去问今天的基督徒，是否真的相信两千年有那么个人，跑来跑去做出那么些事情来；
答案多数是否定性的。但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仍被信仰？人们的相信，很多乃是为了不让儿女们失望。换言之，为了他人而继续假装相信下去。另一边，孩子也不相信，但同样他们也不想让父母失望，他们也想继续拿到每年的圣诞礼物……于是，一个系统便可以这样不断地运转下去，即使没有任何人相信这个系统，在其中，每个人都相信另一人在相信着那些无聊的原始故事，即使这“另一人”根本不存在。
正因此，假设有人真的相信这些原始故事，这样的人在今天就被称作“野蛮人”，或“原教旨主义者”。美国学术界当今的一个最大的潮流便是“文化研究”。而尽管常常被错误地归入其中，我恰恰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批评者，什么是“文化”？“文化”便是：当一个信仰不再真正被相信的时候，它便成了“文化”。人们不再相信，但一边同样还在实践着那些东西，以尊重“文化遗产”的名义。我有一个朋友是犹太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毛主义者，即一个无神论者。他一次吃饭时点“毛家肉”，我说你是犹太人不能吃的，他说这不是信仰的问题，而是文化的一部分。
四
这儿还有一个人类学的故事。有人类学家远足去考察某一原始部落。在考察之前，人类学家就听说这个部落里的人会跳很怪异的舞蹈，戴着骇人的面具。人类学家认为他们终于找到了需要的那些蒙昧的的东西。但当他们到了这部落时，同行的人中有人会一点点翻译，部落的人也通过翻译知道了人类学家想要看的东西。于是，第二天晚上，人类学家便看到了该部落的人们真的跳着很怪异的舞蹈，戴着骇人的面具。而这正是他们所要看到的东西，于是他们回来后写了大量论文，记下了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有这么一个怪异的部落戴着那样的面具，跳着那样的舞蹈。若干年后，另一批人类学家也去了，这次，他们至少学会了当地语言，他们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的故事。事实是：部落的人们知道远来的客人的想法后，他们连夜照着那些说法而编造出来，跳出来给他们看。所以，可以说，这些怪异的舞蹈恰恰是被发明出来的，是基于礼貌的原因而被发明出来的。原来的那些人类学家想要看到各种不同的东西，他们看到的，便正是他们自己欲望的投射，而不是真正的本真的东西。
今天很多人对人类学或许都会感到生疏。那么再让我举一个电影的例子。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他的电影大致可分为两类范畴：一类是历史题材的电影，诸如武士题材；
另一类则是现代背景的电影，电影里面的人物都西装革履的。前一类在西方很是流行，后一类则相反，在日本很是流行。《罗生门》的影响正说明了这一点，这个电影在日本本土很是失败，然而在西方却很受欢迎，这跟原始部落的编排出舞蹈给西方人看是一个道理。
这便涉及到身份认同的问题。他者想要看到这个样子，你便照着这个样子去做。希腊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忘记了自身伟大的传统，但人家说，你们可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后裔啊，那么，希腊人就认同他们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后裔。还有印度，19世纪晚期印度社会发生了变化，然而，推动印度社会向“民族-国家”变化的并不是印度的传统主义者，而是那些从牛津等大学留学回来的一批自由主义者，这些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的认同，都恰恰是肇因于一个外部的注视。阿根廷人也是，人家说你阿根廷人是浪漫的民族，他们也就认为自己是浪漫的民族……我相信今天的中国人已足够坚强，能够冲破这一恶性循环。
五
今天，似乎弥漫的是这么一种犬儒者：他们的为人处世非常随便，认为人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似乎一切都与我没关。而我看到的却是相反的一面，表面上是犬儒姿态，什么都不信，其实是最相信的。就如我们斯洛文尼亚人，他们往往会说：爱国？有什么好爱国的！似乎一无所谓的样子；
但是一旦有外国人那样说，他们立时就会跳起来。是以，他们的无所谓是虚假的，表面上不信，实际上却是非常相信的。所以，犬儒背后有很多东西。
这就引出商品拜物教的问题。我们还是从一个笑话开始吧。有一个人一直认为他自己是一颗谷粒，会被鸡吃掉，并为之惊惧，于是他到精神病院去求医问病。精神分析师反复对他灌输说，你是一个人，不会被鸡吃的，最后宣布他已被治愈，可以出院了。然而，在他出院的几分钟后，他忽然又跑回来了。医师问他为什么又回来，他说，医院门口有只鸡。医生说，“你不已经知道自己是人，鸡吃不了你？”那个人回答道：“我是知道我是人，但是那只鸡并不知道我是人……”
我们常被告知商品有着某种神秘力量。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批判似乎是在指出：商品并不具备那些神秘的力量，它只是社会关系的对象和中介。然而，即使人们理解了这一点，却并没有实际作用。因为当我们抱着这样的信念跑到社会上时，我们跟那个怕被鸡吃掉的人一样，又马上跑回来，“我是知道了商品并不神秘，但商品本身不知道啊，它似乎还正是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在运作着。”所以，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论点，并不是上课就能弄得懂，真正问题在外部现实中的社会实践。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批判，实质上正是把马克思本人简单化了。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这么一个论述，大家都可能读到，但并不定都注意到，其意是说，商品是这样的东西，我们第一眼看上去，它就是一个非常明显、非常琐碎的东西，看似司空见惯，然而，实质上它充满了形而上学的、神学的神秘。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并不是简单普通的事物，而是有着神学的微妙与精细。在今天，你去问一问白领阶层什么是商品。他们并不会告诉你商品很多神秘，相反，不神秘的很（钱无非就是纸头而已，通过这些纸头，你可以得到你所想要得到的东西，等等）。然而，当他们跑到股票市场进行交易时，却又开始把商品当作神秘的东西。所以，他们便在实践领域，便恰恰是在实践着商品拜物教。问题在于，表面上看商品很简单，但实际遇上的时候，却又会认为它们很复杂。就和如在西方社会，我们一提到警察，就可能形成这么一个刻板印象，人们都会认为99%的警察是腐败的，这看法可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当你被人揍了一顿，或身陷困厄之中，你便会想到找他们，想得到他们的帮助。你这个行动却暗示了，你还是相信警察的。所以表象与现实在哲学往往是对立的。
最后，你们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三七开，我希望大家对我的发言也是三七开。
六
Q：你如何看待当代包括您在内的左翼知识分子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A：这个问题所追问的，乃是左翼知识分子如何处理实践与理论之间的矛盾。我们不妨先来看马克思本人。其实马克思本人对待工人的态度是非常傲慢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他提到工人时，常常用到一些脏词，诸如笨蛋、蠢物、动物等，他本人也过着非常资产阶级的生活……这是左翼知识分子理论同其个人生活之间的矛盾。其实，个人生活是不能按理论来生活的，诸如，今天我来这做讲座，这个讲座是有报酬的，我如果说我批判资本主义，我不要报酬，这不恰恰正是一个极度虚伪的姿态？我拒绝这种姿态。我不要这钱，这些钱就可能会最后落到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僚手中。
我尽管也被称为是“负有盛名”的理论家，作为持批判姿态的左翼知识分子，我常常并不如你们所想象的那样生活奢侈，要风是风。我生活中，实际上处于一个被知识分子围攻的地位，他们说我的学术分析不正宗，一会是黄色笑话，一会是一些小故事，其实没什么东西。所以，我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有权有势的人。杰姆逊则是，他有权有钱，过得非常奢华生活，也非常有权，如果他要推荐一个人去干某份工作，那是十拿九稳的事情，而如果要我推荐，却往往会适得其反，本来这个人还有拥有这份工作的一线希望，我这一推荐，他的工作反倒会没任何希望。（笑）
Q：请问，在你讲座开始时，你谈到自我肖像与他者眼中的肖像之间的关系，在讲座之末，你又谈到了主观形式上的幻象与客观形式上的幻象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A：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简单地回答您：这两者并没有某种辩证的关系。但还是有关系的。举例来说，在斯大林社会里，很残酷，既清洗，又镇压，然而，他们不遗余力地维持一个团结幸福的表象，即使每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假象。问题在于，既然每人都知道，那么，他们在坚持这个表象，是在做给谁看呢？在拉康主义中，这个“谁”就是the big Other（大他者）。正是对大他者，我们努力保持作为幻象的表象。他们不是做给自己看，而是给大他者看，这不仅适用于斯大林社会，还可以适用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假设有一个五、六人组成的朋友群体，假设发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其实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个事情，但大家都没有公开提起。然后这个群体就仍继续下去，大家都装着一个表象。倘若，其中有个人吃饭时不小心地把这件事说了出来，一下子，大家都极度尴尬，甚至这个群体也因此而走向解体。然而，实质上大家都只是“知道”了自己早已知道的事情，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变化呢？那么，用拉康主义的术语来说的，就是大他者知道了。大家努力维持的那个表象，就是做给“他”看，一旦他知道了，那么这个表象（该朋友群体仍亲密无间的表象）就彻底崩溃了。
若要再进一步回答您的问题，我就不得不使用更多拉康主义的术语，如小他者、大他者、对象a等等，那么。我就在这里停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