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8日，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对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因患有胰腺癌在巴黎的一家医院与世长辞。消息传来，整个欧洲和北美思想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人们无不为这位对20世纪的人类思想和文化发生深远影响的理论大师的逝世而感到悲痛。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声明高度评价了德里达毕生对法国思想文化和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正是有了他，法国才给了整个世界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和对当代知识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毫无疑问，德里达的英名将和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思想巨人的名字永载史册。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下纪念这位世纪伟人尤其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他的理论思想不仅对中国当代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中国当代的翻译理论和翻译研究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生前十分关注中国的文化和语言，热情支持中国的人文科学以及翻译研究，可以说，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大批仍活跃在中国当代学术界的翻译研究者正是在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的启迪下成长起来并逐步走向世界的。
无庸讳言，在当今后结构主义及其衰落后的各种理论思潮中，占有突出地位并且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仍当推雅克·德里达。这位思想巨人于1930年7月15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是一位典型的“流散”（diaspora）知识分子。作为一位出生在非洲－阿拉伯地区的犹太人后裔，德里达的学术道路实际上堪称当代众多理论家从边缘走向中心并最终占据中心地位的一个典范。德里达的学术生涯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他早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60－1964年在巴黎第四大学（索邦）教授哲学，自1965年起任高等师范学校哲学教授。他曾经创立了巴黎国际哲学院并首任院长，逝世前长期担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德里达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理论批评界的崇高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美国的学术活动以及美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对他的解构理论的翻译介绍和普及，因此他在美国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在法国的影响。他曾于60年代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于1975－1985年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被认为是美国的解构批评“耶鲁学派”的主将和领袖人物。解构理论在北美失势后他随即被聘为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批评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并曾兼任康乃尔大学、杜克大学、纽约大学等多所著名学府的客座教授，每年继续频繁地往返欧美两大陆，不断地传播自己的解构理论和学术思想。德里达的去世肯定已经并必将使得当代文化理论界和翻译理论界产生某种“人去楼空”之感。
在怀念大师离开我们的日子里，我不禁回想起我本人和德里达的几次交往。严格说来，我和德里达的交往并不算多，甚至都未能完整地听完他的一门课，但和他那短短的三次接触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确实，有的人你即使天天和他在一起，一旦分离仍很快会把他忘得干干净净；
而另一些人，你仅和他见上一两次面却会有着某种一生都难以忘却的记忆。毫无疑问，我和德里达的交往属于后者。早在80年代中后期，我就对德里达这个名字有所耳闻，之后应《文学评论》编辑孟悦之约请，在花了大半年时间的仔细阅读和研究之后，写出了长篇论文《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发表于该杂志1987年第6期。尽管我当时对德里达及其理论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斯皮瓦克、卡勒和米勒等人的阐释性著述，但德里达的名字已经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心中。
90年代初期，我曾两次与德里达擦肩而过：一次是我于1990－1991年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应友人的邀请前往巴黎第四大学访问，当时一位比较文学教授告诉我，德里达定于本周四下午在该校授课。我怀着仰慕的心情如期前往，但却得到意外的通知，德里达因出国讲学未能如期返回，原来计划中的课也就取消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按原计划匆匆结束了我的法国之行。另一次是我于1993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研究半年时，暑期应德里达的老朋友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新文学史》主编拉尔夫·柯恩教授的邀请前往该校出席一次学术会议。我在电话中特意问了柯恩教授德里达来不来，他比较肯定地回答，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应该会来的。但后来使我再次感到失望的是，德里达依然因故未能出席那次会议，但在会议期间德里达及其解构理论却仍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在其后的年月里，我虽能有幸与他谋面，但仍然没有中断阅读他的著作，尤其是他发表在英文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刊物上的文章。我本人也在自己的翻译研究论文中引证过他发表在《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上的那篇有着广泛影响的英文论文“什么是确当的翻译？”（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以及劳伦斯·维努蒂——他的解构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内的主要发言人——的导言。在那篇具有冲击力的文章中，德里达从解构理论的思维模式出发，对“什么是好的翻译”作了详细的界定，对翻译的标准问题以及终极意义等颇有争议的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当然，如果按照翻译家严格的传统定义，德里达本人并不能算作一位翻译家，因为他自己很少从事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实际上，他在那篇文章中所指的“翻译”（translation）早已超越了“逐字逐句”(word for word)的翻译之狭隘境地，而是将其提升到了一种在文化的层面上对文字表层背后所隐含的意义的“迻译”或“阐释”(the “sense for sense” translation or interpretation on the cultural level)。他也和另一些后现代理论家一样，不相信某种绝对准确的翻译的合法性和本真性，在他看来，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相对于另一些事物的。因此“确当的”(relevant) 翻译决不意味着“翻译理论中的新鲜东西，尽管它必须受制于各种规定，在最近几百年里尤其如此”(Venuti 2001: 170)。显然，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解构的重要概念：真理的相对性和无终结性。也许有人认为解构是一种虚无主义的世界观，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尽管在德里达看来，绝对“确当的”翻译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如果译者尽了最大努力的话，相对“确当的”翻译还是可以做到的。当然，无数译者的相对“确当”合在一起就形成绝对的“确当”。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已经很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了。毫无疑问，在他的理论探索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指涉（确当的）翻译的焦点正在转移：从纯粹语言学意义上的转换过渡到能动的文化阐释和再现之境地。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德里达更可算作一位理论上和文化上的阐释者－翻译者，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者。他喜欢词语（word），并且十分擅长于玩弄文字游戏，但是这个“词语”应当是大写的Word（道），而非其字面意义。它同时产生其语言学层面和文化层面上的意义：“至于词语（在此并非我的主题）――语法或词汇都不能使我产生兴趣――我相信我可以说，如果我喜爱词语的话，那也只是其道地的单一体系这一点，也就是说，在得以产生翻译的激情的地方，就好像一束火焰或一个充满情欲的舌头伸过来舔它一样：开始时尽可能地靠近，然而却在最后的那一刻拒绝去威胁或还原，拒绝去消费或完成它，从而使得另一个身体依然完好无缺，但却仍促使他者出现――在这种拒绝或退却的边缘――”(Derrida 175)。这种生动却有点抽象的比喻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德里达本人对词语的情有独钟，在一个更高的思想的层面上对翻译的理论和实践有着指导性作用。
从解构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的不可终极性这一既定的思维定势出发，德里达还在文章中对翻译的标准问题作了描述。按照一种理想的翻译标准，我们应当承认，“没有一种翻译策略能够一成不变地紧紧依附于文本效果、主题、文化话语、意识形态或惯例。这种关连对于文化和政治情境而言是偶然性的，在这种情境下便产生出了翻译者。逐字逐句的翻译策略实际上已经在翻译史上被人们反其意而用之了”(Venuti 2001:172)。因此，在德里达看来，“简而言之，一种确当的翻译就是‘好的’翻译，也即一种人们所期待的那种翻译，总之，一种履行了其职责、为自己的受益而增光、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或义务的译文，同时也在接受者的语言中为原文铭刻上了比较准确的对应词，所使用的语言是最正确的，最贴切的，最中肯的，最恰到好处的，最适宜的，最直截了当的，最无歧义的，最地道的，等等”(Derrida: 177)。应该说明的是，德里达并不反对标准，他所规定的上述标准显然是一种很高的甚至是一种理想化的标准，因为按照解构理论的原则，真理是不可穷尽的，你尽可以说你已经接近了真理，但你却无法声称你已经掌握了绝对的真理。毫无疑问，这种真理的相对性原则也为译文的不断修改更新性铺平了道路，为文学名著的不断重译也提供了理论的依据。正是在他的思想启发下，我在国际英文刊物上发表了两篇论文，试图从他的理论出发，通过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过程再回过头来和他进行对话，从而最终实现赛义德所谓之的“理论旅行”的双向路径之效果。
2000年4月，我应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佳布里埃尔·施瓦布的邀请前往该校访问讲学，当时正值德里达在该校进行为期一学期的讲学。那种宏大的场面至今令我难以忘怀：一大批年轻的学者不远千里开车从东海岸赶到加州来听他的课。这难道不是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知识本身的魅力吗？我终于在希利斯·米勒教授的引荐下和这位哲学大师匆匆见了面，之后我还应他邀请到他的班上听了他讲的一节课。令我吃惊的是，这位素来以其理论的艰深和语言的晦涩为特征的解构大师竟然用浅显的英语把解构的一些基本原理恰到好处地用于文学文本的阅读。这不禁使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就在那次短短的会见的第二年9月初，德里达终于实现了访问中国的愿望，并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宽恕”的演讲。其间我们抽空约定在北京王府饭店再次见面，并一起喝了咖啡，其间我们轻松愉快地回顾了上次见面后学术界发生的一些事件。当他听说我10月要去耶鲁大学讲学时，他告诉我他那时正好在纽约大学讲学，我们也许还会在那里再次见面。然而，就在德里达离开北京继续在中国其他大学访问讲学时，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之后我不顾周围同事们的竭力劝阻依然于9月底赶往美国，出席了盛况空前的耶鲁大学校庆300周年庆典。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就在我回来途径纽约时，竟又欣喜地见到了德里达这位老朋友。我照旧听了他的演讲，当时正值9.11事件后不久，似乎每一个纽约人都面带严肃压抑的神色，彼此不多言语，彷佛刚刚遭受一场浩劫一般。于是我们匆匆互致了问候，我向他发出了来清华大学出席国际会议并作主题演讲的邀请。同时还邀请他担任我主持的大型文学理论丛刊《文学理论前沿》的国际顾问，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并要我把会议筹备的详细情况及时向米勒通报。看得出来，他们是至交，有着频繁的接触。可是，那次见面竟成了我们最后的诀别。我每每回想起这段往事，就感到十分的悲痛。
作为一位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批评教学和研究的中国学者，我对德里达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美国的解构批评家的阐释和他本人著述的英译本。虽然我也收藏了几部他的法文原著，但读起来总没有英文那么流畅。我始终认为，德里达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解构主义哲学密切相连，这种哲学又称“后哲学”，对传统的理性哲学有着强有力的挑战和消解作用。由于德里达的后哲学的穿透力，它实际上消解了哲学与文学的界线，也即加速了“哲学的终结”和“文学的解放”，为一种新兴的人文学(human science) 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尽管德里达多次辩解说解构并不是一种理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理论的策略，但其结果却充当了曾在美国一度风行的解构批评的重要理论基础。甚至可以这么说，德里达就是解构理论乃至整个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鼻祖和领衔人物。尽管德里达从来不滥用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这些批评术语，但利奥塔、鲍德里亚、哈桑、赛义德、斯皮瓦克、巴巴这些公认的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大师却无不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甚至连哈贝马斯、詹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未能幸免他的影响。当然，后期的德里达也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兴趣，并受到后者的启迪和影响。他认为马克思的幽灵决不是单数，而是众多个幽灵，它们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当代人的生活和著述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包括他自己在内，任何一个当代人都难以摆脱这种“幽灵”的影响。
毫无疑问，我们从文学理论和翻译研究的角度来考察德里达的贡献，就必须从构成文学文本的重要因素语言入手。德里达的理论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他始终关注语言问题，并曾一度迷恋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批评。他的解构尝试正是由此而开始的。他反对结构主义的那种诉诸单一结构的片面语言观，认为语词有着诸多的层面和多重意义，因而对由语言词汇组成的文学文本的解释就应当是多重的。显然，这一观点对认为言语是交流的直接形式的看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同时也反拨了文本的作者就是意义的掌握者的观点。因而在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和探索下，书面语言摆脱了语言结构的束缚，为意义的多重解释铺平了道路。
作为一位极其多产的创造性理论批评家，德里达一反经院哲学的传统，而是将他的著述定位在哲学和文学之间，或者说是一种文学化了的哲学著作，这与尼采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他一生著述甚丰，几乎所有的著作一经问世，就迅速进入了英语世界，并在北美的批评理论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值得在此提及的是他自1967年以来出版的著述：《论文字学》 (De la grammatologie, 1967）、《写作与差异》(L’ecriture et la difference, 1967)、《言语与现象》(La voix et le phenomene, 1967）、《播撒》(La Dissemination, 1972)、《哲学的边缘》（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1972）、《丧钟》（Glas, 1974）、《明信片》（La Carte postale, 1980）、《他者的耳朵》（L’Oreille de l’autre, 1982）、《哲学的法则》（Du Droit a la philosophie, 1990）和《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 de Marx, 1993）《他者的单语主义》（Monolingualism of the Other, 1998) 等。这些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解构理论。但由于德里达的哲学思想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哲学范畴，溶入了人类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成分，形成了一种范围更广的批评理论，因而他在经院哲学界的地位始终受到质疑。一般认为，他的著述十分艰深难读，即使是阅读斯皮瓦克的英译本或卡勒的阐释性著述也常常令人不知所云。这里我应当指出的是，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相比，德里达是十分幸运的，他在英语学术界的影响主要得助于三位美国批评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和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在这三位美国学者中，斯皮瓦克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将德里达早期的代表性著作《论文字学》准确地译成英文，并在长达80多页的译者前言中系统地阐释了德里达的艰深解构思想，为其在美国批评界的普及奠定了基础；
卡勒的《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一书则是全面阐释德里达的早期理论的最为清晰的一部著作；
米勒的贡献则主要体现在及时地把德里达在各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具体化在文学批评和阅读上。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上述三位美国学者的“文化翻译”和批评阐释，德里达的高深理论和艰涩著述恐怕至今也只能置放在学者们的书架上赋闲。那种认为美国的解构批评家未能准确地理解德里达的批评思想、或者甚至对德里达的理论肆意歪曲和发挥的人实在是不明白，这种“误读式”的或“创造性”的阐释建构正是在德里达本人的参与下进行的，而且德里达在英语世界的影响正是他本人所期待的。可以这么说，德里达思想的传播得助于翻译，而作为回报，他也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树为当代翻译研究作出了贡献。
我至今仍记得，就在我们那次纽约见面中，我曾这样问德里达，“为什么一个月前你在北京的演讲用的是法文，而我听过你的这两次课用的都是英文呢？”他先是笑而不答，然后反问我，“你如果在纽约演讲用中文会有多少听众呢？”我回答道，“我如果不会讲英语，他们根本就不会请我来演讲的。”这时他严肃地答道，“同样，我在中国的访问演讲是法国政府资助的，我作为一个法国学者，我必须讲法文，因为我不会讲中文。而在这里，美国大学邀请的是我一个人，并未邀请我的翻译。我如果用法文演讲的话，听众恐怕就只剩下少数法文专业的师生了。”由此可见，德里达十分重视他的思想在英语学术界的传播，当然他也很重视他的思想在中文学术界的传播和接受。
诚然，作为一种批评理论思潮，解构主义早在80年代后期就受到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挑战而退居了次要地位，但德里达本人的解构尝试却一直没有中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新历史主义批评教义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成分的并重，同时也可从后殖民批评理论家斯皮瓦克的著述中见到德里达解构思想的明显踪迹。面对全球化时代理论的不断更新和第三世界批评的崛起，德里达越来越远离以文本为中心的结构主义以及其后的后结构主义思维模式，而是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当代文化批评的理论论争中。他直到去世前一直都活跃在欧美两大陆的思想界和高校课堂，不断地宣传他那以解构思维为定势的文化批评理论。显然，他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和对翻译理论的独到洞见仍对当代文学的文化批评以及文化翻译的理论与实践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德里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解构的幽灵却仍在飘荡，不它不时地冲击着传统的翻译研究，促使我们对包括解构理论在内的既定理论模式持一种质疑和批判的态度最终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建构。我想这就是德里达留给我们翻译研究界的重要遗产。
参考文献：
Derrida, Jacques. Of Grammatology. trans. Gayatri Spivak.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_____________.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27, No. 2(Winter
2001), 174-200.
Kamuf, Peggy. ed. A Derrida Reader: between the Blin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Spivak, Gayati Chakrovorty. “Translator’s Preface,” to Of Grammatology by Jacques Derrid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Venuti, Lawrence. “Introduction” to Derrida’s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27, No. 2 (Winter 2001), 169-173.
Wang, Ning.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