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国际关系研究久了，不免心生一问：作为一门政策性较强的学科，国际关系研究于当今中国外交到底有何作用？这一问多少有些功利色彩，因为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种，国际关系研究一个重要使命在于探究真理、传承知识，而非动辄考虑其实际功用。但这种功利追求至少在中国是自古皆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一种浓厚的情结，即：经世致用。自从孔夫子时代起，士人们读书的希望主要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对于这种情结，李泽厚先生称之为“实用理性”。在笔者看来，如果事事讲究实用理性，固然不好。但有些学问，如政治学、经济学这类，在探究其基本原理与思想之外，就必须得与实际功用联系起来。这些领域的学人们在纯粹的思想世界里遨游固然惬意，但对国计民生如无尺寸之功，则其价值不免要打一折扣。进一步看，有些原理与思想似乎玄妙得不着边际，也往往有着现实所指。例如，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从他对差异原则的倡导中就不难窥见他对美国不平等现状的忧虑。
那么，就中国当前的情况来说，国际关系研究起了那些实际作用呢？众所周知，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国际关系研究在新中国也经历了一段颇为曲折的遭遇，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逐步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与国际关系学术界接触，真正形成为一门从事科学研究的学科。在这几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于实践作用有大有小，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基本途径：
1．诠释、宣传中国外交政策，这是研究界的一项主要工作。无论是专业性较强的学术期刊，还是面向大众的与国际关系有关的刊物、报纸，上面都刊载有大量的由研究人员撰写的宣传性文章。
2．普及传承国际关系知识。这里所指的国际关系知识主要是那些关于其他国家、各种国际组织以及热点问题的资料性知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与思想，主要是在学术圈子内传递，大众一般并不知悉，也缺乏这方面的兴趣。
3．少数部门（主要是指那些与政府有各种联系的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以及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利用特定的渠道向决策部门提供各种政策分析报告，其具体内容与影响很难为外人所知。
整体来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对于实践政策层面的影响并不太大，公开的途径不用说，主要是为外交政策提供注脚；
即使是能够上送的内部研究报告，也没有直接的证据的表明对党和国家的重大外交决策起了重要作用。在重大决策方面，有首要影响的仍是直接为决策层服务的幕僚机构。在影响舆论方面，除了少数例外，研究界也并没有自己明显独特的声音，大家都在上面划定的圈子里“跳舞”，故此观众也不多。因此，至少就实际功用而言，我以为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远未达到理想之效果。
笔者以为，要达此理想之效果，最首要就是国际关系研究能独立地、公开地为中国外交中面临的重大挑战与具体问题提供系统的战略思想与政策建议。国际关系研究不是决策的一部分，与行政部门的角色也不相同，强调独立、公开才能保障其价值；
而系统的战略思想与政策建议则是这种价值的具体体现。不同的研究人员与研究机构就同一个问题或许有不同的思想与建议，这是好事而非坏事，因为它就像不同的“武器”组合成一个“武器库”，它越是多样化才越是有价值，可备决策层在不同情况下做不同用途。在舆论方面，不同的思想也为大众提供了不同的选择，从而避免了单纯说教的嫌疑，也较难出现某一种极端思潮（如极端民族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有人可能会担心多样化的选择会让人无所适从，这无疑是低估了决策层与大众的智力与判断力。真正危害决策层与大众选择的是对某种思想与政策倾向的垄断或偏向，因为它最终将导致信息不全或失真。只有在各种思想与政策建议充分展现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信息充分条件下的明智政策选择，国际关系研究才能真正变得有用。
要做到这一步，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决策层对于研究机构的期待，不能再把研究机构当作附属于自己的宣传机构，也不能简单地当作信息部门或“图书馆”，而是要鼓励提出各种重大的战略思想与政策建议，即使与当前既定政策相违也没有关系。当然，考虑到当前各种研究机构本身在财政、人事上依附于行政部门的状况，要完全依赖现有研究机构可能是不现实的，因此有必要组建一些独立于行政部门的研究机构。此类研究机构在美国众多，但在中国，由于政策层面的限制，目前还没有适合的生存土壤。因此，这种机构的出现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需要政策层面的松动、各界的支持（特别是提供不附条件的各种资助）以及研究人员的主动努力；
等等。
其次，是实现研究信息与资料的充分开放。可靠的国际关系研究必须掌握大量确实的外交文件与资料。但是，无论在什么国家，这些文献，特别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在很多时候是处于保密状态的。不过在我国，这种保密期无疑过长，其开放度远远不够（尽管外交部已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努力）。如果对这些文献不能充分开放，就很难期望研究界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最后，是保障研究成果的充分公开。公开的作用有二：一是鼓励研究人员充分研究，如果研究人员知道自己的最终研究成果只能小范围内传播甚至是深锁屉中，很可能就不会有多大的研究动力；
二是有利于成果交流，促进更优秀成果的出现。思想总是在碰撞中产生火花的，没有成果的充分公开，自然也没有碰撞的可能，也就难以出现进一步的更优秀成果。我们期待有一天，无论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作者，还是掌握研究成果公开权的出版社与刊物编辑，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都不用担心某一选题或成果因“敏感”而不能公诸于世。只要不把“闸门”紧闭，研究界的思想“洪流”自会滚滚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