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今年甚至不久前才与余虹有更多交往。
1999年在海口见过他一面,是在好朋友耿占春的家里,他与占春也是好朋友。我向他解释了编辑《不死的海子》那本书,收了他的那篇《神·语·思》,当时没有来得及征求他的意见,听说他人在澳大利亚。他说“没事、没事”。这之前我还买过他翻译的一本书《海德格尔与尼采》。
年初遇见首师大的陶东风教授,陶先生说起余虹写了一篇关于影片《三峡好人》的文章,我请陶先生发到我的信箱里,看后击节称赞。他主要是针对《读书》杂志今年第二期上发表的那个关于《三峡好人》的座谈,我本人也在其中,他一样指名道姓批评了我,但是我惊叹他的穿透力:
如果该座谈只保留在私下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它出现在《读书》这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平台上,并且座谈者都有较高的公共身份,它的是非就不是一群人私人的事了。换句话说,在《读书》上就一些严肃的话题来使行侠仗义之气和抒哥们兄弟之情是否合适?在如此之“气”与“情”的笼罩下就那些严肃的话题能谈出什么样的“理”?这种做法是否顾及到自己的公共责任?这是我要问的。
这么多年很多人的感觉都磨钝了,或者见怪不怪了,但是他保留着赤子一般对于事情的敏锐直觉,这令我肃然起敬。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收到他的email来信,说自己正在办一个叫做《立场》的刊物,问能否有文章给他。我马上发去一篇,目的是为了交换他的这篇《三峡好人有那么好吗?》。我的一位朋友办了一个网站叫做《电影杂志》,我想向这个网站推荐这篇文章。他痛快地答应了。后来与他的另一篇文章《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一道,我一并推荐给了“学术中国”网站。
这之间我们应该还有一些email来往。我同时还给他的《立场》推荐了另外一篇年长者的文章,他来信说需要“关键词”和“内容提要”,我对他说那样德高望重的长者,这种习见的做法就免了吧。最后连拙作的“关键词”他也免了,我给了他一个简短的英文提要即可。
这期间给他发去一篇拙作,关于自己思想历程的那篇《经验的年代》,他看后很快回了信,大意说,如果他写出自己的精神历程,要比我的晦涩幽暗得多。我当时表示你写啊,我等着看。他应该是答应了的。
7月11日我约一些朋友在娄烨家看他那部惹是生非的影片,余虹驾车前来。其中徐友渔先生是他早就认识的,他在海南的好朋友萌萌、陈家琪、张志扬也是友渔的好朋友。看后有一个简短的讨论,他发言说我们都经历过八九事件,但不是影片中呈现的这样。
八月中旬他弟弟余明在北京“墙艺术馆”有一个画展《大地上的影子》,同时有一个讨论会,来了许多老面孔。我当时想到没有说出的是:兄弟俩的气质十分相像,他与他的弟弟互相阐释——余明看上去安静、纯粹,他的画与他这个人是一体的;
而做哥哥的那位,当他运用海德格尔的语言,心灵处于同样的“思与诗”的天空。
那天在饭桌上还知道余虹的一个业余“爱好”:他是一个讲究细节的人,于是陶东风先生、曹卫东先生的新居装修从设计到施工,就都由他操持了。曹先生说起当他出差多日回来,装修队的工人们不认主人,都说余老师让怎么样怎么样。席间频频举杯,我总是反映迟钝,但是也起身了一次,说“各位原地不动,我失散多年,今天可找到‘组织’了”(我原是学文艺理论出身),结果唯一他依旧站了起来,给我深刻印象。
我先生恰好也是一个对于细节孜孜以求的人,对装修这种事情决不怕麻烦。我回来一说,引得他很好奇。余虹来信让我们去他家看看,我们欣然答应了。大约是八月底,一个有点闷热的下午,我们与他约好在他的住所世纪城附近的餐馆见面。那是一个十分整洁的地方,显然是他认可的。吃饭时谈的什么内容全忘了,我先生记得他提到他小时候文革,在大街上目睹了杀人的场景,后来就再也不怕死亡了。饭后去了他家(我与先生心怀侦探心理,这是他不知道的),看了他为自己设计和装修的屋子,大气厚重,果然经得起推敲。
他摘下墙上挂着的那辐照片让我们看,是他拍摄的纽约的一片墓地,他说这边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突然一条界限划开,那边就是宁静、庄严的墓地,令人不敢相信。这副照片他此前email发给我看过,还说《南方周末》要刊登。被他装帧在相框里的照片像模像样,看上去就像大师作品。见面之前他给我短信,索要《哈维尔文集》,临走时他也送给我他的那本《艺术与归家》。这么多年钟情于海德格尔,定有他在其中想要释放的东西。他还说起过两天就要去广州,因为儿子马上要去美国留学,从广州离境,他要前往送行。提起儿子,他的口气中充满自豪感。离开时我的感觉是,这是一位有滋有味、很会生活的人,只是厨房看上去冷清了一些。
9月14日《电影杂志》网站举办纪录片放映活动,他驱车赶到今典花园,同时前来的还有一位他的同事。他们是那天到场的最年长的也是“级别”最高的嘉宾。坐在观众席上讨论时他还举手提过一个问题,问《秉爱》的作者冯艳觉得《三峡好人》怎么样?他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
九月底我搬离小西天,临时到密云居住。走前与他通话,开玩笑说“不能将我一个人丢给密云深山里的老狼啊”,希望大家能够来玩,他痛快地说:“不会的,不会的,只要你一吆喝”。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能来。他如果愿意来我这里住上一段时间,这里依山傍水,他可以尽情散步、打乒乓球,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来密云之后正好是“十一”长假,我拟了一个群发的短信:“我们家密云大锅煮出来的电视,没有中央台、地方台和北京台,光让看半岛电视台”。朋友们回信踊跃,大呼“这么酷啊”或者“密云是个多么好玩的地方啊,俺们也要去”,但唯独他回信比较拘谨:“你正好可以学英语”。这让我有点扫兴,不像他平时神采飞扬的。也许这个时候他的健康已经不佳了。
10月份在机场附近参加一个会议,才听说他病了,正在检查,本来他也是要去的。随即短信问候,他说“还好”。短信这种东西也有问题,不能直接听见声音,我不知道他当时到底感觉如何。生病是一回事,对于病的自述感觉是另外一回事,后者是我们往往会忽视的。后来得知是胃不好。同时也听说其实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严重。他是将事情看得重了。
我自己也是胃不好,这个秋天始终不舒服。也是在这个会议上,一位来自东北某出版社的女编辑建议我每天早晨喝小米粥,胃病需要养。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回来后即买来小米,果然一个星期大为好转。又给余虹发短信,告诉他小米的效果如何好,可以一试,他回信说“谢谢”。这差不多是我们之间最后的联系了。
住在密云这个小镇上赶集的时候,我想到要给他买一些小米送过去,因为这里的小米极香极新鲜。上周连续两天在城里活动,与先生要找个地方落脚,也想到与他联系,能否在他家过一个晚上,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开口。现在想来,多么应该去掉这些顾虑,直接打上门去,将他从沮丧的心理状态中拖出来!我们有时候多么犹豫不决啊,这种犹豫不决多么误事啊。
这段时间他几乎没有与任何人联系。11月13日他上海的导师来了他也没有见。这是一种典型的需要救助的心理,但是居然没有人知道,包括他本人。我们都自以为自己很强,别人也都以为我们很强,但其实人都是无比脆弱的,有些人则更加脆弱。
还没有等到我送去小米养护他的胃,他就撒手而去!当接到噩耗,我第一个反映是——这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为何就去了那个冰凉的地方!第二个感觉很奇怪,怎么就想起了许多年读过的一本叫做《纳尔其斯与歌尔德蒙》的小说,作者黑塞,其中描写一对天性迥异的修道院少年,一个为气质为黑夜的、向死的、女性的、浪漫的、艺术的,另一个为气质为日光的、理性的、清晰和禁欲的,我想到余虹属于前者。他的气质很纯于是很容易加以辨认。他至今仍然像一个少年,他最后一举是一个少年才做出的。
除了他送我的这本《艺术与归家》,我去他的博客下载了他所有贴上的二十多篇文章,准备好好看看。我要重复王小波逝世时说过的:“我们互相之间的阅读太少了。”
2007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