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安全性，在于经济运行是不是平稳、是不是有预见性、是不是有余地。在经历了SARS、雪灾之后，必须警示自然灾害受经济运行政策失误而放大的危险。当代中国经济运行中，最大的不安全是人为的、虚假的过剩说或过热说，中国底子还很薄，投资还差得很远，警惕不足比警惕过剩更为重要。我们要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前提下防止过热，而不是在防止过热的前提下寻求发展。
一、中国最大的问题都出在经济危机上
经济危机有很多种表现，像美国的次贷危机、日本泡沫经济的突然崩溃，等等。中国也有经济危机，比如突然出现的抢购或者经济下滑。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现了沿海地区例如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海南发展银行关闭和外国集中来要债的情况，这其实也是经济危机。此外，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出现的一些所谓的“群体事件”，实质就是经济事件、经济问题。例如土地补偿纠纷，很多媒体一说到土地纠纷就归结于没有执行规章制度。是不是呢？不是。根子出在经济问题没有处理好。
从宏观角度上看，中国实际上最大的问题都出在经济危机上，而经济决策中的头脑发热、预见不准或者决策错误，是造成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安全性是什么？概括地讲，就是经济运行是不是平稳、是不是有预见性、是不是有余地。波伏而行，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一大特点，其中深植着危机。有意思并值得反省的是我们曾经历过两种截然相反的危机：在20世纪末期，大量的电力用不出去，电厂、油井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2003年又反过来了，因为电力供给不足，全国一下子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到处都是“开三停四”，像广西的很多地方甚至一个礼拜要停五天电，其影响比2008年的雪灾还大得多。当时温总理专门到各个地方去协调电力输送，从火车站到电厂、到输电、到用电，比这次雪灾走的地方还要多。然而，那时候大家都没有认识到这就是灾害或者危机，仅仅看作是经济运行中的突发事件。但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并不这么简单，这种所谓的突发事件大都跟一开始经济决策的失误有关系。而且，我认为这种经济运行中的突发事件恰恰是最危险的，相比它而言，其他的问题都好办。
二、自然灾害的警示：经济决策更应重视不足而非过剩
很多人都认为，2008年春节前夕出现的雪灾不是简单的自然灾害，实际上是经济问题，至少是经济问题占了主要的部分。为什么呢？雪灾一来就说各地的煤炭储备不到七天，这就不是雪灾的问题了。难道他们原本就出于煤储备的最高效率考虑而确定只存七天？实际上，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也不能这样吧。而且这种状况不是出现在一个地方，具有全局性。那么，煤炭都到哪去了，难道都在煤矿么，还是没有运到使用的地方？我在互联网上看到发改委一次会议的报道，有记者就问：这次出现的电煤储备不足，是否与经济运行有关系？发改委承认了，全国煤炭不够，的确与为限制煤炭增长和强调安全生产而把一些好煤矿都停掉了有关。显然，这就不是纯自然灾害的原因了，而是我们自己的产能、储存没有为经济安全运行留有余地。设想，如果雪灾发生时大家手里都有煤，那自然灾害的影响就不会这么大。严重点说，这是天灾，也是人祸，具体说就是有人为的经济因素，即经济决策对于减小还是放大自然灾害影响重大。
从雪灾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我们对于煤炭、电力压缩得过狠，实际上中国的产能根本不过剩。我一直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煤还是电或者其他资源，都是非常贫乏的，产能过剩并不存在。但有关部门为了控制所谓的地方盲目投资、盲目扩张，就把地方的积极性和生产扩张称之为“产能过剩”。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似乎到处都是所谓的“产能过剩”：电发不出去、煤矿停工、所有的工厂都停产。为什么？因为经济政策为了防范通货膨胀而转向紧缩，使得经济需求极度衰减，供给显得过剩：到处都不用煤、不用电、不用钢、不用水泥，很多行业开始“限产保价”。其实，这是一种虚假的过剩、歪曲的过剩。然而，这种过剩的思维一直延续到现在，认为我们什么都是过剩。其实，中国不管是人均电还是人均煤还是人均什么，只要一人均都是很低的。那么，这种过剩说从何而起呢？就是害怕所谓少数产业、少数部门为了自己的经济发展盲目扩张。在这种主流认识下，我们始终处在一个压抑经济自身活力发展的方向上。一到出现雪灾这种大的自然灾害的时候，问题暴露了，才知道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和资源都比较贫乏的国家。我们没有储备、没有余地、水平很低，低到什么程度呢，就低在边缘上，稍微有一点点事情，就生成了威胁。因此，那种把人为造成的、虚假的、所谓的过剩，当成真实的过剩，以至热衷于警惕过剩而不是警惕不足，是本次雪灾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过来，我认为2003年的抗SARS是非常成功地抵御经济危机的例子。SARS在2003年4月爆发，之前的第一季度是中国多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在之前的几年里，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徘徊在7%～8%，而在2003年的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0%。为什么？那个时期国家放松了货币，目的是要释放经济中的潜力，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说，我们要抓住发展的好时机。2003年第一季度投资增幅上升到了30%，经济增长上升到了10%，经济全面腾飞起来。恰恰在这个时候，SARS突然爆发，经济增长由10%下降到了6%。设想，如果经济增长依然维持原来的7%，那么SARS一来，经济就会下滑到3%，那老百姓是不是就要没工作没饭吃了？正是得益于经济的高增长，在SARS期间生产基本停顿的情况下，我们国家的经济才没有出现大问题，也没有听说哪个地方的电煤储备不足。
由于我一贯主张经济要高速发展、快速发展，所以对当时的印象非常深刻。抗SARS的成功经验从经济角度看就是两条：一是当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高；
二是改变了压抑经济发展的政策。当然，抗SARS的经验远不止这些，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SARS一爆发，国家马上宣布调整财政政策，缩减国家大型项目，把用于生产建设投资的资金转移到社会福利、公共医疗上。实际上SARS催生了一场国家政策的重大改革：把中央集中投资建设的资金，更多地转移到了公共服务领域，而这个领域恰恰正是社会安全和经济运行的最主要基础。但是现在咱们还是头脑不清楚，总是认为钱用到生产建设上才是对的，用到生活上、医疗上都是浪费。第二个方面，在SARS期间放松货币、增加贷款，对于服务业等受SARS影响较大的行业，采取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适当财税优惠政策等措施给予必要的扶持，这些对策都非常成功。当时的投入非常大，不惜一切代价根本没有考虑什么浪费之类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第一季度打下非常好的基础。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1997、1998年甚至2000、2001年，那肯定支撑不住。
到了2003年6月，SARS基本结束，很快经济就上去了，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上到9%，投资增长率上到30%。2003年底到2004年初，出现了一次投资的高涨，增幅达到50%以上。2004年3月、4月出现的“铁本”事件，给经济来了个猛刹车。当时的反思就是说，SARS期间为了防止SARS对经济造成的打击，把货币放得过松，结果SARS一过，造成了经济过热，这就把经济过热的账算到了SARS的头上，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刚好和他们看法相反，正是因为在SARS之前我们有一个高增长，SARS期间又有一个货币和经济政策的高度支持，在SARS之后经济才能快速恢复，把自然灾害的冲击减小和缩短。说SARS之后的经济恢复是过热，我认为这完全是一场冤案。咱们国家总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活力太强，认为SARS之后的高度增长是错误的，是过热，为此总是在打压。结果如何呢？2004年打压之后，2005年的经济就受不了了，出现了价格下降、企业破产增多、效益下降的情况。2006、2007年上半年还有一些人在叫，“第一季度就已经用掉了全年贷款的一半”，但是2006、2007年都没有动，为什么，就是接受了教训，你们瞎喊一阵，下半年经济上不去了，怎么办？必须承认：中国的经济实际上还是需要发展、需要激活、需要释放潜力，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能力应对各种问题。
遗憾的是，过热论始终是主流。结果，2007年又出现了问题，上半年投资很高，物价增长很快，经济过热的喊声又出现了，喊得特别凶的时候中央提出“两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2007年年底一个月，到处进行灭火、打压，投资增幅从11月的25%下降到15%。这种害怕过热的危机意识，造成了过冷的危机现实。在雪灾这件事上，如果有SARS之前那种高经济增长，而不是12月的这种打压，所带来的影响不会这么严重。因此，雪灾事件看起来只是纯自然灾害，实际上也是经济运行不正常的一个大暴露。
三、反思产业发展的求大模式
我们不能防住恶劣天气，但是经济运行中的失误是可以避免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灾害本身并不会给我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造成太大的冲击，为什么现实中却表现得这么厉害呢，就是因为人们对于经济的看法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低水平的时候，大家是吃饱饭吃不饱饭的问题，而现在对于分配问题冲突的比较多。比如说，雪灾之后来考虑，咱们国家的煤炭发展到底走什么道路、电力发展到底走什么道路。咱们国家就是想走大煤矿、大电厂的道路，但我已经看到很多例子，大煤矿和大电厂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中：他们往往是在市场很旺盛的时候开始投资建设，可是还没建成，小厂就已经建成了，等到他们建成的时候生产就已经过剩了。
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电力最短缺的时候，国家投资建设三峡电站和二滩电站，这种电站的建设周期一般都是10年。在这10年中，国家为建二滩电站向世界银行贷款9.3亿美元，国家也把很多钱投了进去。也是在这10年里，周边的小电厂全建起来了。小电厂一度电售价才一毛多，二滩电站因为是借钱建的每度电要七毛多。怎么办？国家下令，必须关闭小电厂，因为不关闭小电厂国家自己的钱和借国际上的钱都还不起，三峡电站也是这样。所以，在三峡电站和二滩电站建设期间，宁可缺电，也不准建小电站。但是这很难控制，毕竟你要建1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冲突一直存在，最后二滩电站坚决要求国家一定要把周边电站全部关掉。
咱们国家电力实际上是不足的，但这种缺电恰恰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电站的正常运行。如果在电力饱和的情况下，大电站是竞争不过小电站的，因为小电站的成本低得多得多。其实小电站也有很多好处，关于电力的研究早就认为，电力不是规模越大越好。三峡电站的单位发电成本比二滩电站多一倍，二滩电站的发电成本比周围的小电站又多一倍。水电站越大成本越高，小电站的运行成本和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都相应减小。不仅水电站如此，煤炭也是这样，也出现过因为饱和、价格降低而卖不出去被迫停产的现象，而在停产的情况下，市场突然又起来，由于小煤炭上得快，导致大煤炭依然没饭吃，至少吃不足。
上述大小之争、中央地方之争的背后，实质是利益之争。在同一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到底是国家集中建设更有效果，还是各个地方分散建设更有效果？这时候冲突就产生了。当国家的集中建设受到冲击的时候，就希望地方分散的建设不要进行，可是，当市场需求产生的时候，分散的建设反应更快、周期更短、应对能力更强、效率更高。当市场一旦饱和，国家就开始压制，自己把自己经济的潜力和空间压缩了，打内战，搞内耗。其实，我们要考虑整个民族产业、民族经济。很多地方经济、民营经济，本身也是我们的民族经济，他们的发展和富强，也是我们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富强。遗憾的是，我们总是在日子稍微好过一点的时候，就开始打击民营的、地方的、分散的经济，让我们自己的能量、潜力受到打击。所以，我们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由于对产业发展的组织结构到底是集中还是分散的看法不一致，结果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造成内部生产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一遇到类似今年雪灾这样的问题，薄弱环节马上就暴露出来，这是我们国家最严重的问题。
结语
这次雪灾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教训，雪灾过后谁也不说经济过热了。其实，经济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并不是一个雪灾就能把经济打下去的。通过雪灾，大家终于承认咱们国家并不是非常富足，更谈不上非常过剩，无论资源还是产能都是非常脆弱的。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经济曾经发生过过热、发生过通货膨胀就认为过热和通货膨胀是一种常态。我们脑子里要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和警觉感：我们国家生产力还不发达，特别是机制活力很不够，不能把防止过热、防止通货膨胀甚至防止根本不存在的产能过剩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而削弱了我们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忘记了我们经济最本质的任务是更快地、充分地发展。当我们面对自然灾害和意外事件越来越多、经济运行中危机问题也越来越多的情况时，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前提下防止出现过热，而不是在防止过热的前提下寻求发展。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据张亮采访录音编辑而成，未经作者审阅。
来源：《绿叶》2008年第3期，天益网受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