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老贾跳楼》，茫然无绪。就在这时，萧功秦也发来他追记一位亡友的文章，情深意切。这篇文章提醒我，趁我们都活着，赶紧写写活着的朋友，而不能像徐复观那样在殷海光死后，再来写“痛悼吾敌，痛悼吾友”。
我认识萧功秦应该是1982年以后，在他虹口余杭路的老宅，那时他的窗外正好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垃圾箱。萧说，他每天早上不用闹钟，可以准时被这个垃圾箱的臭气“臭”醒，他的处女作《儒家文化的困境》正是在这种环境里完成的。我每次去，就在这个垃圾箱外把自行车停稳，然后大吼一声“萧功秦”，窗内就会响起他喜悦的应答声。那时他是卧室兼书房，小叶把茶泡上，掩门而去，我们就在垃圾臭味和满壁书香的混合气味中纵论“新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我那时仅是讲师，他已经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早的副教授。上海市图书馆的借书证必须是高级职称以上才能拥有，我回沪后阅读的最早一批外文书，就是借用他的借书证借出的。那张借书证令我羡慕之深，以致我很长时间都以能评上一个“副教授”为最高志业，只要有那张借书证，此生足矣。
80年代末我们的分歧日益加剧。某天下午，永福路文化沙龙聚会，欢迎英国学者施拉姆。一位朋友兴冲冲拿来一份巴金领衔的呼吁书，在座所有人都签了名，唯萧功秦未动。我当然有看法，但也敬重他能在群情激昂中独守一己的定力。5月底，我和另一个朋友在他家附近海宁路的一个小咖啡馆夜谈，争论到最后，甚至说出这样绝情的话：“如果外面出事，你还坚持目前的立场，那我们只好绝交，再不来往！”但我们之间的交往却还是继续了下来。也就在那时我们相约，将来某一天谁先死，后死者就以“痛悼吾敌吾友”为篇名，追悼对方。
我出事后，他多次来我住处探望，并无一点“咎由自取”的幸灾乐祸，按“前因”他是可以这样说的，多少没有这个“前因”的人也这样说了，他却在多种场合为我鸣不平。按“国情”，他还可以飞黄腾达，确也出现过这样的机会，其实不然，他后来的发展一直不顺。这里有个微妙的“吊诡”：那一年之后，萧的观点在高层很受赞赏，但在知识界却受到抵制，每到评职称时候，同行评议对他很不利，复旦某教授对他的学术评议甚至出现一路打叉，一叉到底的过分做法。知识界的情绪可以理解，但这样对待不同观点是另一种不公正，一旦掌权，和自己反对的专横霸道有什么两样？所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离我们的知识界还很远。萧的观点我至今都不认同，但他是一个认真做学问的书生，并不是出于政治投机。
“新权威主义”代表人物有过所谓“南萧北何”的说法，北面那个“何”当上了某某委员，南面这个“萧”则是一介书生，未得到任何好处。到如今，大学文科科研经费突然“暴发”，“发”到天文数字，先是人抢钱，后是钱抢人，萧功秦还是“一文不名”，书桌上没有一项官家订单。
萧的性格在于“透明”，朋友戏称其“一‘俊’遮百丑”。长相也有孩子气，他自己对我说过一件逸闻，他曾到弄堂口纸烟店买烟，被人一句话呛了回来：“要买烟叫你家长来买！”说到“家长”，萧的生父乃国民党高级将领，黄埔六期生，官至胡宗南麾下第三军参谋长，他从军前在上海交通大学读预科，由于马日事变，家中遭难，失去读书经济来源，投笔从戎。科学救国一直是他的梦想，从军后，始终接济湖南家乡萧族中考取工科的贫寒子弟，从不间断，以至自己家里却相当清贫，没有什么积蓄。战火纷飞中，这个国军高级将领的皮箱里，居然装的是一些化学试剂与化学笔记本，他还在长年的军旅生活中保持着用各种三角杯做化学实验的嗜好！
萧还告诉我一件事，1947年11月国民党第三军在石家庄被围，萧在母亲怀抱里坐最后一架飞机撤离。起飞前，其父乘一辆吉普车赶到机场，家人以为他是来送行的，没想到他也上了这架飞机与家人同行。因为他突然接到上面命令，令他立刻乘飞机去北平，说是有紧急军务相商。后来才知道，这个命令是胡宗南有意安排的，胡看到第三军已经无望，最后只能救出这个他赏识的参谋长。其父后来起义，成了志愿军十二军中的一员，他父亲那个军还参加过上甘岭战役，回国后任刘伯承手下南京军事学院教官。他父亲在部队里写自传时，曾有如此段落：“请原谅，下面我要写到胡宗南时，我还是要称他为‘胡先生’，因为习惯了，改不过来了。”
这已经是民国逸闻。却由于这一“军事”背景，80年代我穿军装的时候，每次见萧功秦就戏称他也是“军干子弟”。虽然，此“军干”不是彼“军干”，我是宁可与这样的 “军干子弟”作诤友，也不和其他“军干子弟”高声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