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研究的数据证实，在1990年代初期以来的最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国家或经济体中，受益最多。
今天众多的中国年轻人很难想象，就是这个高效地搭上全球化快速列车、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和迅速增长的发展奇迹的中国，30多年前，是一个比当今伊朗还要孤立的国家。
怎样总结中国开放三十年的历程，特别是它的对外关系？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回归理性与常识的道路。
在30年以前，中国的政治家们遇到的外交挑战是：如何针对那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把这个伤痕累累的国家从“文革”的疯狂状态，重新带回世界发展成功的主流体系？这个体系众所周知，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个虽然很不完美、但仍然是在世界上相对来讲最有效的经济体系。
那时摆在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如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人面前的最重要的外交事务，是怎样大面积地减少中国在国际上的敌人。这对邓小平这位最高拍板人来讲，是最大的挑战。或许对今天35岁以下的众多中国人来说，那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他们并不清楚那时的中国以及世界是怎样的状态。
1978年以前的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孤立的两三个国家之一。中国从“文革”开始以来越来越激进的国内政策，把中国的对外交往也带入绝境，几乎是到处为敌。
一个鲜明直接的例证是看看当时的政治口号。当时的中国，但凡重大的节日或重要场所，比如首都国际机场，最醒目的口号有：“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
这些口号生动地表明中国的敌人包括哪些。可以说，那个时代，无论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还是中国周边的国家，几乎统统是敌人。
在这些好战的宣传语言后面，可以强烈感受到，那年代中国处理国际关系时，树立的是什么目标。在“文革“期间，中国把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兜售自己的革命模式，作为最重要的外交目标。所谓中国的革命模式，就是要发动武装革命的游击战，即中国共产党当年依靠农民和贫困的边缘分子来推翻本国政府的成功模式。这比输出单纯的毛主义意识形态更为激进。
尽管在以上三个“打倒”的口号旁边，当时中国官方的另一个口号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它激进的对外政策把这个口号变成了一种孤独者心理上的自我安慰。
所以，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口号相反，那个时代的中国面临的实际状况是“我们的敌人遍天下”。那时候，在全天下的政府当中，中国基本上没有朋友：因为中苏意识形态之争，它和整个苏联集团搞翻了；
因为冷战的因素，它和整个西方集团差不多也搞翻了。而罕见的是，它和周边的国家也基本上全闹翻了。按理说，类似东南亚地区的周边国家，比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既不属于苏联集团，也不完全属于西方集团，中国也无法与它们正常相处。原因很简单，中国支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游击队去推翻所谓那些“反动派政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年代中国虽然喊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是中国在全球能够称之为朋友的政府，只有一个，即被称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的明灯”、人口只有几百万的阿尔巴尼亚。即令是曾以“鲜血凝结成战斗友谊”的邻国北朝鲜，也一度被中国认为是在中苏之间玩“平衡游戏”的修正主义国家而予以疏远。
那种罕见的全球孤立状况，对中国来说负担太沉重了！因为中国不能和绝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发生正常的贸易关系，中国驻外使馆的外交官们也不得不服从国内极左的意识形态，很难在国外展开正常的外交活动。这样一个庞大的欠发展的穷国，在国际上没有正常的经济贸易交往、没有正常的技术交往，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间的交往之门被紧紧关闭。在中国周边，没有一个善意的眼光。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敌意的焦点，由此带来的压力实在是难以估算。而中国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下，为支持“帝修反”国家的激进派共产党、游击队，投入了惊人数额的资金，去协助那些造反集团，这些援助的总数，至今仍是机密数字。
中国对国际上或“文”或“武”的造反集团的支持，直接导致那些国家政权的反弹，反弹不仅是针对中国政府，更殃及那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侨族群。那些持有中国国籍或放弃了中国国籍的华人在他们的客居国，被认为是中共的“第五纵队”，是特别具有潜在威胁的族群，因此而受到迫害，承受这种迫害带来的人身和财产的损失。比如，1960年代末的印度尼西亚，因为中国支持印尼共产党，刚上台的苏哈托军事政权在印尼全国进行了一场大屠杀。这场屠杀导致大约250万人被肉体消灭，而其中约有100万是华人（作者注：这一数据在国际学界存在分歧，也有学家认为，相关数字只有前述的50％）。直到今天，并没有对这场屠杀进行彻底的调查。
三十年前邓小平要做的，就是要把中国的外交政策从输出激进的毛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革命的模式，扭转到尽可能与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政府关系正常化的轨道上来。
中国对外政策要大转向，从支持“文的”、“武的”极端造反派团体，改成对最发达国家的政府正常往来，与周边国家的政府和平相处。这是一条回归国际社会主流的理性之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面积减少敌人”的基本扭转。没有这种扭转，中国不可能接上世界经济的主流，不可能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组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逐渐接轨。
尽管这种对外政策的转变与当时中国国内政治的根本调整有关，但必须点明，中国转型初期的最高决策人邓小平，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确实显露了高瞻远瞩的全球视野。因为像华国锋那样的毛主义信徒，在1970年代后期就拒绝作这种大转向。
这是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在对外开放中最为明智的一步。这一步跨出去，使中国卸掉了在国际社会里对全球输出颠覆和动乱的糟糕形象。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贸易和技术的交往，才逐步走向稳定的发展。尽管这中间不乏美苏争夺世界影响的驱使，美国希望中国成为制衡苏联的力量。但要特别点明，1978年以后，中国的外交关系已从意识形态考量，即主要是激进的毛主义定位，变为对中国基本的国家民族利益的考虑。这个改变是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国家民族利益是可以用理性的办法算出来的，它以实际功利和实际效果为导向，而不是以对狂热的革命终极目标的向背来判别。
这是开放政策底下的最重要的观念架构。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中国基本上没有国家民族利益的概念，那时中国的外交领域异常敏感，稍有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建议或意见，就会被激进派攻击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冠以“出卖革命利益”、“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帽子，然后就是把你往死里整。直到今天，我们有时还能在网上或者媒体的言辞间，看到这种极端主义、非理性主义、恐怖主义的言辞遗风——拒绝理性的对话，全是民粹主义的声讨。
中国对外政策30年前实现的第一步转向，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现实的利益。多项国际研究表明，1990年代初期到现在的全球化新一波浪潮里，在全世界最主要的国家或经济体中，得益指数最高的就是中国。可以断言，如果没有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当年的对外政策大转向，中国不可能搭上这列全球化的列车，不可能获得这样多的实际利益。尽管这过程中中国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但整体看来，所得远远超过所失。
（FT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高嵩据访谈整理，业经本人修改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