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舅舅李锐陷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整个家族在风雨飘摇中牵肠挂肚、提心吊胆，苦等苦熬了将近20年，终于在1979年春，他62岁时，等来了他的平反复出。那真是一段漫长的岁月。
回想舅舅回到北京的那天，我和众亲朋到北京站去接他，大家在月台上相见，悲喜交集的情景就像昨天的事一样。可倏忽之间已经过去了29年！舅舅将过91岁大寿，我自己也已69岁。光阴之消逝又何其速也！
很多往事在岁月流逝中被冲淡而逐渐遗忘；
很多事却铭刻在心，永远不会忘怀。舅舅对我的影响和教育就属于后者。在庆祝舅舅大德上寿之时我愿将这些回忆和感念写出来，表达我对他的敬意与贺忱。
一、儿时的过继与舅舅的教育
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舅舅是家中独子，小名明儿。外公去世早，外婆年轻守寡，历尽艰辛抚孤成人。舅舅16岁上了武汉大学，随即投身革命，并影响到我妈妈也投身革命，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舅舅自1939年到达延安后就与家中失去了联系。1940年夏在我9个月大的时候，我父母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把我交给姨妈和外婆，也离家出走（自此之后外婆和姨妈在艰难动乱之中悉心抚养教育我，直到1952年秋，长达13年之久）。1945年冬，抗战虽已结束，但内战阴云密布，舅舅仍然没有消息，生死不明。由于怕李家断了后，外婆就让我改姓李，过继到舅舅名下，要我接李家“香火”，不再喊李锐“明舅”，改喊“明爷爷”（“爷”是湖南人对父亲的一种称谓，发音为“牙”）。
我小时候是很顽皮的。为了要我成才，外婆对我进行了以打骂为主极为严厉的教育。对于外婆这种硬要把我这个“驼子整直”的打骂虽然害怕，却常怀抵触与反感。所以效果是有限的。她老人家常常是恨得牙痒痒地骂我为“冥顽不化！”或“朽木不可雕也！”然而她不知她极少见的温和式教育却使我乐于接受。那就是在她心绪好时，或在想念她的独子时对我讲“明爷爷”小时候的故事，将我与“明爷爷”对比，使我受到启发。
外婆多次告诉我，由她施教，“明爷爷”5岁上小学时就已经识得1000多字；
“明爷爷”不贪玩，在他上小学前夕就把自己的全部玩具，包括当时外公从日本带回来的十分珍稀的玩具，亲自一股脑儿送给了其他尚未上学的小朋友，告诉他们：“从明天起我就要上学了，我要用功读书，不能再玩了。”外婆说，你“明爷爷”上学后总是考头名（即第一名），跳了两次级，16岁就考上了武汉大学，全国报纸张榜，是何等的光荣！外婆还多次给我展示她珍藏在一个小皮箱中的宝贝，其中就有“明爷爷”上中学时的几个作业本。有数学作业，我当时自然看不懂上面的几何、代数，但是一页页都非常干净，字迹整齐，排列有序，表现出极为严谨的学习态度。还有一个生物课的作业本，其中彩绘了一只展现全部内脏的纵剖面的青蛙。我几乎以为是印上去的，仔细观察才确认是手绘的。其形似、精细、准确、一笔不错，使我由衷地佩服。外婆再拿出被她斥之为“鬼画桃符”的我的潦草的作业作对比，真使我惭愧。外婆这种摆事实讲道理的教育给我留下了一生的记忆。那时虽然还没见到过“明爷爷”，但自小“明爷爷“也就成了我崇拜的偶像。
我真正见到舅舅是1949年8月上旬。当时湖南和平解放，舅舅是随大军一起进城的。在与舅舅见面之前外婆告诉我：
“有确实消息，你的爸爸妈妈他们都好，都在东北工作，因为忙，这次没来接你。将来你还是他们的崽。你‘明爷爷’这边，他也结了婚、有了崽。从今之后你就不喊‘明爷爷’了，喊‘明舅’，记住了没有？”
我说：“记住了。”外婆又接着说：“你是李家带大的。虽然你还是要回到你爸妈身边，我看，你姓李就不改了。好吗？”
外婆、姨妈待我恩重如山。外婆对我姓李既看得如此之重，我就答应外婆，我终生姓李，不改了。
舅舅在湖南工作期间我是一个顽皮的小学生。他工作很忙，又不住在一起，自然无顾及对我的日常管教。有时外婆对他讲述我的种种“劣迹”，他却很淡然，并不像外婆那样看得严重。听到某些我调皮捣蛋的事，他也没责骂过我，反而使我察觉他隐忍着笑意，似乎是“欣赏”我的“胆量”。于是对他也就少了些惧怕，多了一些亲近。
1949年秋我满10岁，舅舅郑重其事地问我“想要什么礼物？”我真是受宠若惊。因为多年来每逢我过生日，我自己都记不得，总是外婆想起，晚饭时给我多卧一个荷包蛋，告诉我：“你又长了一岁。”如此而已。当然偶尔也有穿新衣的喜事。但这都是大人的安排，从未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觉得舅舅征求我的意见是看得起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由此受到鼓舞。我脱口而出：
“我要书！我最喜欢读书！”
舅舅听后，他的表情先是惊讶，后是赞许。几天之后，在我过生日时他送给我两本中篇苏联儿童小说。一本是《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讲述逃学顽童改“邪”归正的故事。另一本是后来改编成电影的著名小说《表》，讲述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维埃教养院收留流浪儿童加以教育的故事。这些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充满了童趣。真是难为舅舅是怎样帮我找到这种读物的。我当然也知道通过这些书，舅舅在无言之中饱含了对我这个顽童进行教育的深意。
后来不经我索要，舅舅又陆续送给了我许多书。其中有《列宁画传》、《攻打冬宫》和苏联著名作家盖达尔描写十月革命前后少年儿童故事的长篇小说《学校》等。这些书我都爱不释手，反复阅读。说到这里我还可以讲一段插曲——
1952年夏，我阔别多年的妈妈回到长沙探望外婆、姨妈、舅舅和我。当时她在沈阳工作，是东北局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一天她发现我居然兴致盎然地读《攻打冬宫》一类的书，觉得有些奇怪，怀疑我是否能读懂，就和我聊了起来。于是我就“班门弄斧”滔滔不绝地讲东讲西，什么“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列宁”、“马尔托夫”；
“全俄苏维埃”、“临时政府”；
“斯莫尔尼宫”、“冬宫”；
“赤卫队”、“士官生”；
还有“彼得堡赤卫队员大多来自普第诺夫工厂”，“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炮”等等，都讲得头头是道。最后还问妈妈：
“那个化装成女人逃跑的克伦斯基后来抓住了没有？”
“看不出来，你小小年纪就像学过‘联共（布）党史’一样！”妈妈很表惊讶。经我催问她才告诉我：“那个克伦斯基没有抓到。后来他搞武装叛乱没有成功，就跑到美国去了。”
此后我听见妈妈多次对人说：“力康讲十月革命比我的一些学员都讲得清楚！”
由此可见，舅舅给我的这些书，我是真读进去了。
舅舅在调离湖南前给家里留下了几本书，似乎是给外婆的，见我眼巴巴地站在一旁，他拿出两本对我说：“这些书你也可以看，有好处。”其一是《湖南革命烈士传》。书中记述了大革命以来牺牲的诸多湖南籍烈士的事迹。虽然我当时年纪还小，先烈们的英雄业绩和前仆后继的精神仍使我深为感动。至今我还记得郭亮烈士给他妻子的遗书：
“灿英吾爱：
亮东奔西走，无国无家，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
外婆告诉我：“郭亮被砍下的头就是挂在长沙司门口的。”
另一本书是《上饶集中营》。书中讲述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将被其俘获的新四军将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进行迫害，将士们坚贞不屈奋勇斗争及举行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的史实。书的封面印着蓝白对比的木刻画，有阴森的牢房、恐怖的刑讯、悲壮的暴动等多组画面。最摄人心魄的是封面上滴有大大的殷红的鲜血。我把书捧在手中，直觉得那些血会从我的指缝间流下，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34年后（1986年）我在福建工作期间到闽西北考察三线军工厂时，特意取道赤石，到当年暴动的地点凭吊。在青山碧水间，雄伟高矗的烈士纪念碑有着凛然正气，我深深地鞠躬致敬，潸然泪下。
舅舅在湖南给我的这些书，当时对我这个顽皮懵懂的少年不仅有学好向上的规范作用，更有政治上的启蒙和导向作用。对我一生的政治取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1952年秋舅舅调离湖南后随即我也告别外婆和姨妈，跟妈妈到了沈阳与爸爸和弟妹们团聚。1955年舅舅从苏联考察水电回国，特意在沈阳下车看望我父母。当时我在东北实验中学（即现在的辽宁省实验中学）读书，是各科全优的学生。舅舅一向不大同小孩讲话，他又正忙于跟我父母讲事情，见到了我，却意外地停下他们的话头对我说：
“我知道你现在书读得不错，这很好，但是还不够。我这次特意从苏联给你带来了一套工具，你可以用它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
我喜出望外，接过了一个沈甸甸的精致木盒。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套什锦钳工工具。有台钳、克丝钳、锤子、各种锉、凿、钢尺、角规、冲头等。舅舅在苏联考察的公务繁忙之中，还能想到抽空给我买东西，可见他用心之细。他对我讲的短短的几句话更可体察到他要求我全面发展的期望之殷。
以上就是我在红领巾及少年时代与舅舅的接触，使我从亲情的感知上认识和了解他，接受他的教育，同时也给我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二、舅舅与外婆的“娘崽账”
舅舅回到湖南先是当《新湖南报》社长，未几当省委宣传部长。1952年秋调北京任水电建设总局局长。在湖南一共只有3年多一点的时间。由于舅舅当时妻子范元甄反对，外婆和舅舅并未住在一起。然而这3年却是舅舅成年后与外婆来往接触最多、最长的一段时间。
改朝换代，儿子以胜利者的身份衣锦荣归。多少年来，外婆想儿子、盼儿子，如今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外婆的内心该是何等的高兴！可是在高兴之余，回想自己的平生，外婆内心又别有一番酸楚。
外婆14岁嫁到李家。外公李积芳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是第一批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选为国会议员，1922年40岁即去世。
外婆外公感情甚笃。他们结婚后外公就给外婆放了脚，同时顶住封建大家庭的压力把外婆送到平江启明师范去住宿读书6年，使外婆成为清末民初第一代上过洋学堂的知识女性。外公不但与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秋谨、谭延、凌容众等辛亥革命领袖人物相友善，也与早期著名共产党人方维夏、李六如相友善，相互间有深入的思想交流。因此，外公除不断地向外婆灌输自强、立志、男女平等、救国、社会进步的思想意识之外，还告诉她：“这个社会将来是要共产的。”
外公去世时外婆只有32岁，拖着4个小儿女。有8岁的大女儿李琬华（我的姨妈）、7岁的二女儿李英华（我的母亲）、不足五5的儿子李厚生（即李锐，我的舅舅），还有一个当时不满周岁后来夭折的小女儿。外婆明确意识到她必须承担起丈夫的责任，一定要把儿女留在长沙读书，把他们培养成像自己丈夫一样，于国于民“能做大事”的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退回了婆家寄来责令她“携子女返乡”的路费二百光洋，回了一封义正词严拒绝返乡的信。在举哀那天她哭倒在丈夫灵前，撞烂了额角，昏死过去，被救醒后她剪下头发，大部随外祖父下葬，留下一缕由她自己珍藏，用以激励自己完成对丈夫的承诺。在我稍大之后，外婆多次从她那宝贵的小皮箱中取出那缕两尺多长的青丝把示于我，讲述她对外公的思念和当年的艰辛。每每言毕潸然，使我感动。
于长期的艰难竭蹶之中，1934年舅舅考上了武汉大学。对外婆而言，这就标志着她终于抚孤成人，这是她平生最大的成就。她觉得自己多年来吃的苦、受的累得到了回报，可以告慰丈夫了。可是大喜之后万没料到，舅舅一上大学就参加了革命。外婆爱子如命，听说儿子危险的“左倾”活动，害怕国民党的屠杀，赶紧搬到武汉去住，想就近监督儿子好好读书，免生枝节。可舅舅满怀救国救民的大志和强烈的革命激情，外婆此举反而促使舅舅放弃学业，迅即出走，投奔革命而去。
苦守中的儿子忽然出走，回想起“马日事变”国民党杀共产党挂在长沙司门口的血淋淋的人头，外婆的精神世界如天塌一般，一度精神失常。幸得姨妈和诸多亲友不停地开导、劝慰，才逐渐恢复正常。痛定思痛，外婆认识到儿子走的是抗日救国之路，是为国尽忠，在民族大义上她释然了。又想起丈夫曾经说过：“这个社会将来是要共产的。”因此，儿子正是走上了丈夫预言之路，也能向丈夫有所交代。但是，儿子尽忠不尽孝。全不念为娘的苦情竟然抛下守寡的娘不管，自己远走高飞。她伤心、她有气。她多年来无时无日不为儿子担惊害怕。外婆想，如今革命胜利了，你回来了，你当官了，你也莫太得意，没有你这守寡的娘含辛茹苦的培养教育，你能有今天吗？你莫忘了本！“父母在，不远游”，你丢下守寡的娘不管，不尽孝，这笔账是要算的！我姨妈将外婆的这个心结定名为“娘崽账”。
舅舅那边当然也是看娘心切，大军进城的当天他就派人打听确切了外婆的住址，第二天就回家探母。
舅舅一进门，喊了一声：“姆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回来了。”
外婆早有心理准备，马上移步上前，举手作势要打人，说：
“你回来了？我打你这个不要娘的畜牲！”
舅舅就跪下了，说：
“儿子不孝。姆妈多年受苦了。”
真见到儿子跪下，外婆心中不忍，这一巴掌就打不下去了。连忙将儿子扶起，一边哭着，一边细细端详高大英俊的儿子，终于破涕为笑。
儿子荣归，自己又抖了威风、算了“账”，外婆是十分得意的。此后很长时间逢人便说：“李锐回来是跟我下跪、认了错的！”以此夸耀自己。殊不知此举就给舅舅种下了祸根。
1959年庐山会议定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所有“成员”都没被开除党籍，只有“追随者”李锐被开除了党籍。这是为什么呢？
据我妈妈讲是两个原因。一是舅舅“犯了天颜”。当时舅舅并不是中央委员，是以毛主席秘书身份参加庐山会议，可是舅舅却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追随者”，使毛主席极为恼火。
第二个原因是从庐山下来之后范元甄又检举：李锐在革命胜利之后“对地主母亲下跪认错”。更是火上浇油，就把舅舅打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定为“敌我矛盾”，开除党籍，流放到北大荒劳改。
事到如今，“李锐探母”已经过去了近60年，回头看看究竟是何性质？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看待舅舅与外婆之间的母子之情。我们共产党人也是应该讲人性、讲亲情的。所谓李锐的“认错”，也只是承认“儿子不孝”，承认“姆妈多年受苦了。”这是事实，也是赤子之心的流露。舅舅并没说参加革命错了，并不是否定革命事业。他抛下守寡的娘不管，欠下对母亲的这笔账，正是他为革命做出的一种莫大的牺牲。从革命大节上看，正表现了舅舅对革命的忠诚。
舅舅对革命的忠诚很快又得到了验证。湖南解放不久，就开始了土改，政治宣传轰轰烈烈。一天我在场，舅舅十分郑重、严肃地对外婆讲：
“姆妈，土改已经开始了。屋里的田和房产统统要交出去，由乡里农会做主分掉。”
“我晓得，是要分的，要共产的。分掉了好。”外婆说。
“还有，除了分田、分房产，对恶霸地主、土豪劣绅还要斗争。如果……”说到这儿，舅舅略为斟酌了一下：“如果乡里农会来人，要带你老人家回去，我是无权、也不可以、不能够干涉的。你老人家就只能跟着他们回去。”
“这我晓得”，外婆说：“这是你们党里、政府里的公事，你绝不可以出头。你绝不可以因私废公，不可以坏了你们党里的规矩。但是我不相信乡里农会会来抓我。我一生做人从不为恶。是地主不假，但绝不是恶霸、劣绅。你放心，我心中有数。”
由于外婆在乡里素有德声，没有被农会揪斗。据说评的是开明地主。
这件事充分说明舅舅对革命是忠诚的。他的政治立场是正确、鲜明、坚定的。同时，这件事也说明外婆是深明大义的。
外婆能有这样的心胸见识，主要得益于如前所述的早年外公对她进行的文化教育、道德教育和有关社会进步的政治教育。她身历清末、民国和解放三个时代，印证了外公所说的社会进步和“将来是要共产的”预言。在外婆的思想中共产党就代表了时代的进步，爱国家和拥护共产党是一致的。所以从解放以来直到她老人家去世，“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一直是她老人家政治态度的主弦。
对于蒙冤落难九死一生的儿子，她固然担忧、心痛，但她从不哭天抹泪、喊冤叫屈。她既不埋怨共产党，也不愿伤害儿子。当年多少人向她问及舅舅的情况时，她总是从容淡定地回答：“第一他犯了错误；
第二他不是为自己。”表现出极为高明的大局观和政治智慧。她在困难中能看到光明、看到希望。当舅舅1963年被发配到磨子潭监督改造时，她给舅舅写信：“希尔好好保重身体，往后再为国尽力。”在对待儿子和对待国家的态度上，母爱在外婆这里得到了统一，得到了升华。个人的冤屈再大，仍然要求儿子精忠报国，锲而不舍。
儿子的遭遇、自己的不幸（“文革”中她这70多岁的老人被批斗、抄家，被红卫兵以麻袋蒙头扫地出门）都没有动摇过她“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信念，至死没说过共产党一句坏话。
外婆一生勤劳、节俭、待人宽、自奉薄。对生活从无奢求。只是在解放后有过一个唯一的强烈愿望，就是盼望母子团圆，能与爱子一起生活。从长沙解放到1980年老人家90岁去世共31年，起初因为范元甄不同意，后来是舅舅被流放、坐牢，老人家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此事已成为舅舅心中的一个隐痛。
1999年春舅舅曾深情地对我说起他童年受到的教育和他对母亲的感激之情：
“你外婆脾气不好，我们从小就挨打，教育方法野蛮，这些我都不赞成。但是她从小教育我们‘要立大志’、‘要为国家做事’，教育我们‘要正身立德’，‘不要趋炎附势’。这些做人的道理和原则都是正确的，而且影响了我的一生。如果我趋炎附势，搞政治投机，以我当时的环境、条件，我完全有机会做高官。但是凭这一套去谋高官，那就一钱不值了！”
舅舅在为我的《湘滨往事》写的序言中说：“从作者的童年也想到我的童年，尤其是想起我的母亲。1979年我平反复职到长沙大姐家中时，老人已认不出这个朝思暮想的儿子了。我写过一篇《我的父亲》，还没有写过我的母亲。”
我想，舅舅心中的隐痛和“还没有写过我的母亲”，是他心中欠下的另一本“娘崽账”吧。（未完待续）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4月号，总第21期，天益网受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