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孟加拉乡村银行（也称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的名字如雷贯耳，其创建近三十年以来在孟加拉推行的贫困农户小额贷款的成功模式，被复制到很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欠发达国家），在全世界反贫困事业中都引起了巨大反响，其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professor Muhammad Yunus）因而也就被视为全世界利用小额贷款向贫困宣战的最具象征性与号召力的人物。这个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孟加拉吉大港大学任经济系主任的孟加拉上层精英人士，以满腔的激情、虔诚而强烈的道义感去关注那些处于饥饿与赤贫中的穷人，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无比的坚韧挑战传统的金融体系与无效率的官僚体制，从而在短短的三十年中，从27美元（借给42个赤贫农妇）微不足道的贷款艰难起步发展成为拥有近四百万借款者（96％为妇女）、1277个分行（分行遍及46620个村庄）、12546个员工、还款率高达98.89％的庞大的乡村银行网络。这一传奇历程一直是我深感兴趣的课题。更为令人惊奇的是，格莱珉的模式不仅在贫困地区得到广泛推行，而且美国等富裕国家也成功地建立了格莱珉网络并有效实施反贫困项目。在读完尤努斯教授激动人心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小额贷款与抗击世界性贫困之战》之后，我对这位格莱珉银行创始者的经济学与哲学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运作机制与经营理念也有了更全面的把握。
二 “真实世界经济学”：一个大学经济系主任对传统经济学教育的质疑
尤努斯教授出生于孟加拉最大的港口吉大港（Chittagong），这是一个有着三百万人口的较为发达的商业城市。他的父亲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制造商和为穆斯林顾客服务的珠宝饰品商人，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的母亲出身于小商贸者之家，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对穷人充满同情心、做事有条理有决断的坚强女性，对尤努斯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努斯在自传中说：“是母亲对家人和穷苦人的关爱影响了我，帮助我发现自己在经济学与社会改革方面的兴趣”。在吉大港大学毕业之后，尤努斯在母校当了五年的经济学教师，在这期间，他尝试创建自己的企业并获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1965年尤努斯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的资助，在Vanderbilt大学学习并最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1971年孟加拉独立，尤努斯教授放弃在美国的教职与优裕生活，回到饱受战争创伤的祖国参与祖国的建设，在母校吉大港大学担任经济学主任。1974年蔓延孟加拉的大饥荒使成千上万人因饥饿而死。这使尤努斯感到震撼的同时，开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贫困与饥饿的研究中。他在吉大港大学周边的乔布拉村尝试进行周密的调研，并倡导实施“吉大港大学乡村开发计划”，试图在学术与乡村之间建立联系。通过这个乡村开发计划，尤努斯鼓励学生走出教室，走进乡村，设计出创造性方法来改进乡村经济社会生活。学生们可以基于在乡村的经历撰写研究报告，并获得大学承认的学分。尤努斯的举动对传统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提出了挑战。传统的经济学教育是一种被罗纳德·科斯（R.Coase）教授称为“黑板经济学”的教学方式，大学生按照全世界流行的标准美国教科书，每天与那些充斥着繁杂数学模型的教材打交道，不厌其烦地练习那些与真实世界完全不相干的、由经济学教授编造出来的微观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习题。“黑板经济学”使经济学的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沉湎于一种抽象的虚拟世界和高深的数学游戏中，完全不关注真实世界中发生的活生生的经济事实，而只是在精美但对真实世界毫无解释力的数学模型的构造中自我陶醉与自我安慰。“黑板经济学”扼杀了经济学学生的想象力，使学生们远离真实世界，失去关注底层民众真实生活与命运的激情，从而造就出一大批“空头经济学家”，也使经济学成为一种“无用之物”（罗宾逊夫人语）。
1976年尤努斯开始走访乔布拉村中一些最贫困的家庭。一个名叫苏菲亚的生有3个孩子的21岁的年轻农妇，每天从高利贷者手中获得5塔卡（相当于22美分）的贷款用于购买竹子，编织好竹凳交给高利贷者还贷，每天只能获得50波沙（约2美分）的收入。苏菲亚每天微薄的2美分收入，使她和她的孩子陷入一种顽固的难以摆脱的贫困循环。这种境况使尤努斯异常震惊，尤努斯写道：“在大学里的课程中，我对成千上万美元的数额进行理论分析，但是在这儿，就在我的眼前，生与死的问题是以‘分’为单位展示出来的。什么地方出错了？！我的大学课程怎么没有反映苏菲亚的生活现实呢！我很生气，生自己的气，生经济学系的气，还有那些数以千计才华横溢的教授们，他们都没有尝试去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我也生他们的气。”
尤努斯陷于一种震惊、自责、羞愧的情绪中，平生第一次，尤努斯教授“为自己竟是这样一个社会的一份子感到羞愧”。这个社会竟然不能向几十个赤贫的农妇提供区区总额为几十美元的贷款！同时，大学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教授对贫困与饥馑如此漠视，也让尤努斯感到愤慨与不解。在他看来，漠视贫困、漠视真实世界中人的痛苦与愿望是经济学的最大失败，而不能用经济学知识去缓解并消除贫困，是所有经济学学生与学者的最大的耻辱。尤努斯以自己的始终如一的行动，以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以自己对贫困者的深刻理解与同情，创造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格莱珉世界，使成千上万的穷人摆脱了贫困，看到了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希望，充分显现出一个经济学家的社会良知，显示出“真实世界经济学” （Econmics in a real world）的强大力量。
三、创建草根金融：格莱珉向传统的金融体系与僵化的信贷理念挑战
尤努斯教授在深入了解了苏菲亚这样的赤贫者的境况之后得出结论，这些村民的贫穷，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改变生活消除贫困的途径与能力，更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懒惰与愚昧，而是“因为金融机构不能帮助他们扩展他们的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正式的金融机构来满足穷人的贷款需要，这个缺乏正式金融机构的贷款市场就由当地的放贷者接管。” 这些当地的高利贷放款者，不但不能使这些赤贫的村民摆脱贫困，而且使他们陷于一种更深的贫困泥潭而难以自拔。在几乎所有的贫困地区，穷人被这些高利贷所控制与剥削，他们不能摆脱高利贷，因而甘受高利贷放款者施加给他们的不公平信贷；
另一方面，正式的金融体系（Formal Finance）却严重忽视了穷人这一最需要信贷服务的体系，把这些渴望贷款的穷人排除在信贷体系之外，使他们难以用贷款来改变他们的生活。
传统正式的金融体系也正在用各种方式制造着穷人接近正规信贷的障碍，那些保守的银行家们，坚持一套他们认为行之有效的、流传了几百年的信贷哲学，而这些信贷哲学，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农民与穷人置于最不利的信贷地位。传统信贷体系教导这些银行家，银行的贷款需要接受贷款者提供必要的足够的抵押担保，而穷人（尤其是赤贫者）几乎没有什么抵押担保品，这也就意味着只有有钱人才能合法地借到钱。传统的银行家只是将眼光盯住那些规模大实力强的企业家，而不屑于与那些小额贷款需求者打交道，因为在他们看来，小额贷款需求者的贷款数额小，耗费的贷款成本与未来预期收益不成比例，因而只能使银行亏损。传统的信贷哲学还假定，穷人根本没有还款能力，给他们发放贷款只能是一种浪费，穷人的信用与智慧都不足以使他们利用贷款创造合理的增值，因而银行向这些穷人贷款得不偿失。
尤努斯的行动以及后来的巨大成功证明了这些传统信贷哲学的荒谬僵化与那些传统银行家们的保守无知。尤努斯与格莱珉的信贷哲学试图颠覆这些传统的信贷教条。传统的商业银行总是想象每个借款人都打算赖帐，于是他们用繁密的法律条款来限制客户，保证自己不受损失。尤努斯却有相反的哲学。“从第一天我们就清楚，在我们的体系中不会有司法强制的余地，我们从来不会用法律来解决我们的偿付问题，不会让律师或任何外人卷进来。”格莱珉银行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借款者都是诚实的。“我们确信，建立银行的基础应该是对人类的信任，而不是毫无意义的纸上合同。格莱珉的胜败，会取决于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力量。”也许评论者会说尤努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竟然违背经济学最基本的“自利最大化假定”而去相信“人性善”。甚至，当格莱珉银行面临借贷者确定无法偿还到期贷款时，也不会假想这是出于借款者的恶意行为，而是调查 逼使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的真实境况，并努力帮助这些穷人改变自身条件或周围环境，重新获得贷款的偿还。就是依靠这种与传统银行截然不同的信任哲学，格莱珉银行一直保持低于1％的坏帐率。
格莱珉银行一反传统商业银行漠视穷人的习惯，而将目光转向那些急需贷款但自身经济状况极端窘迫的穷人，尤其是贫困妇女。至今，格莱珉银行的借款者中，96％是贫困妇女，他们甚至向乞丐发放小额信贷。尤努斯深深理解穷人的处境，从穷人的愿望和需求出发来安排和调整格莱珉银行的贷款计划。为了避免大额还款而给穷人带来的还款心理障碍，格莱珉银行制定了每日还款计划，将巨额的还款切割成穷人可以接受的小块，使他们在每日偿还中不但有了适当的还款能力，同时又完全有能力承受数额微小的每日还款（后来为了便于操作而调整为每周还款）。同时，为了帮助那些根本没有知识与经验的借款者，格莱珉银行不断简化他们的贷款程序，最终他们将格莱珉的信贷偿付机制提炼为：（1）贷款期1年；
（2）每周分期付款；
（3）从贷款一周后开始偿付；
（4）利息是10％；
（5）偿付数额是每周偿还贷款额的2％，还50周；
（6）每1000塔卡贷款，每周付2塔卡的利息。这种简化的贷款偿付程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为了保证小额信贷需求者能够有能力还款，格莱珉银行创建了有效的组织形式，这些创新无一不是出于尤努斯对传统乡村文化与穷人心理的独特理解与深刻把握。基于对孟加拉传统农村社会的理解，尤努斯要求每个贷款申请人都必须加入一个由相同经济与社会背景、具有相似目的的人组成的支持小组，并建立起相应的激励机制，通过这些机制来保证支持小组的成员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相互支持关系。尤努斯在自传中非常详细地分析了支持小组的巨大作用：“小组成员的身份不仅建立起相互的支持与保护，还舒缓了单个成员不稳定的行为方式，使每一个贷款人在这一过程中更为可靠。来自平等伙伴之间的微妙而更直接的压力，使每一个成员时时保持与贷款项目的大目标保持一致；
小组内与小组之间的竞争意识也激励着每一个成员都要有所作为。将初始监管的任务移交给小组，不仅减少了银行的工作，还增强了每个贷款人的自立能力。”贷款支持小组使一种非常巧妙的机制上的创新，它有效地降低了格莱珉银行的监管成本，将来自银行的外部的监督转化为来自成员自身的内部监督；
同时，支持小组还在小组内部激发起更大的竞争意识和更强烈的相互支撑意识。
在支持小组的基础上，格莱珉银行还鼓励各支持小组形成更大的联盟，即“中心”。“中心”是村子里八个小组组成的联盟，每周按时在约定的地点与银行的工作人员开会。中心的负责人是由所有成员选出的组长，负责中心的事务，帮助解决任何单个小组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并与银行指派到这个中心的工作人员密切合作（页57）。当格莱珉银行的某一个成员村民在一次会议期间正式提出一项贷款申请，银行工作人员通常会向支持小组组长和中心负责人咨询，组长与中心负责人在决定贷款中担负很大的责任，也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利。中心会议上的所有业务都是对外公开的，这有效地降低了来自银行的腐败、管理不当以及误解的风险，并使负责人与银行职员直接对贷款负责。在商业银行频繁爆发内部腐败丑闻的今天，格莱珉银行公开透明的“小组＋中心＋银行工作人员”的贷款程序是非常有智慧的一种金融机制创新，有效降低了由腐败与无效率带来的金融风险。
更为重要且意义深远的是，格莱珉银行通过这种特殊的机制，极大地调动起借贷者们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与创造力。这些本来完全没有金融知识的贫穷村民，通过小组与中心彼此联结起来，在中心会议上进行公开的民主的讨论，使他们自然地对管理自身的事务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他们往往比银行职员更能提出创新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与他们自身命运的改变密切相关，他们有强烈的内在动力去寻找新的途径而使自己和其他成员尽快脱离贫困。尤努斯深有感触地说：“我意识到，如果给予机会，人类是多么富有活力与创造力。”在这个过程中，村民在贷款事务上更多地体会到民主管理与民主参与的真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使民主的意识深入人心，这与传统商业银行通过层层行政体系来审批贷款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格莱珉银行和尤努斯完全颠覆了传统商业银行的信贷哲学，而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关注贫困阶层、调动培育穷人民主管理观念的金融文化。可以说，格莱珉银行建立起一个可能引发“银行业本质的革命的新型银行架构，一种新的经济概念。”
四、理解穷人，认识土地：从居高临下的“鸟瞰式视角”到深入民间的“蚯蚓式视角”
尤努斯出身工商世家，又是留美博士、大学经济系主任，在孟加拉这样讲究门第与阶层的极端传统的文化背景下，他能将眼光投注到赤贫的穷人，一生致力于通过向穷人提供优惠的小额贷款而改变千百万穷人的命运，实在是值得景仰与尊重。对于精英阶层而言，出于同情穷人的立场与道义感，他们往往倾向于向穷人提供慈善援助。尤努斯在谈到慈善援助时说：
“我们利用慈善来回避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为它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慈善变成了摆脱我们的责任的一种方法。但是慈善并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只是首先通过采取远离穷人的行动而使贫困长存。慈善使我们得以继续过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不为穷人的生活担忧。慈善平息我们的良知。”
说到底，慈善捐助尽管初衷很好，但是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某些精英阶层与富裕者们一种带有优越感的同情心的表现，这些慈善行为为某些精英阶层与富裕者找到一个便捷的手段，可以在完全看不到贫困者悲惨境遇的情况下释放自己的道义压力。这实际上仍旧是一种居高临下俯视穷人的“鸟瞰式视角”（in a bird’s eyeview），而不是一种深入民间、深入穷苦人群、切身体会穷人悲惨境遇的“蚯蚓式视角”（in a worm’s eyeview）。
尤努斯坚定地站在贫穷的大众中间，倾听他们的愿望，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与环境，并尝试用他们的视角与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他的所有想法以及格莱珉银行的所有运作模式，都是基于对穷人生活与心理的深刻体察，而不是一厢情愿居高临下的臆想。他相信蕴藏在穷人中的创造力。他说：“穷人，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他们知道如何维生，知道如何去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需要的只是机会，而贷款就是那个机会。”
在这种相信穷人创造力的信念基础上，格莱珉银行的很多作法都与传统的扶贫方式大相径庭。传统的扶贫方式总是要将大量经费用于对获得贷款者的培训，因为他们脑子里总有这样的假定：穷人的贫困乃是根源于他们的愚昧无知，他们缺乏改变生活的基本能力和知识。而尤努斯的理念则完全相反。他相信所有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即一种生存技能，这种能力自然存在于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之中，不需要别人来教；
发放贷款者不必去浪费时间与财力去交给穷人新的技能，而是应该尽最大努力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开发他们现有的技能与潜力。尤努斯总是坚信，“穷人之所以穷，并非因为没有经过培训或者是没有文化，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他们的劳动报酬。他们无力控制资本，而恰恰是控制资本的能力才会使人们摆脱贫穷。利润是坦然地倒向资本的，穷人处于毫无力量的境地，只能为生产资本控制者的利益而劳作。他们为什么无法控制任何资本呢？因为他们没有继承任何资本或贷款，又因为他们被认为没有任何信贷价值而不能贷款”（页124）。
尤努斯并非反对一切意义上的培训，而是反对那些强加于穷人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培训。对于那些贫穷的村民来说，“正规的学习是一件很吓人的事，那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渺小，愚蠢，毫无用处，甚至会毁掉他们的天生能力”。他尤其反对那些用物质刺激来吸引穷人的所谓培训。他认为只有当穷人积极寻求并愿意为其付出代价或费用的情况下，才适于提供培训，此时的培训，是切合于穷人的真实愿望与真实需求的，是出于他们内心的渴望而不是外部强加给他们的。
格莱珉银行相信穷人是有信用的群体，他们致力于通过贷款培养穷人的自尊与自信。对于孟加拉这样一个自然灾害频仍的国家，格莱珉银行的穷人客户经常可能因自然灾害或个人的不幸而出现还款困难的情况。但是格莱珉银行的一贯宗旨是坚持要借款的村民偿还贷款，哪怕是一周只偿还半分钱。这看起来让一般人难以理解，实际上，这种做法的用意不仅仅是为了保证降低不良贷款率，而是意在激发穷人的自我复原、自我救助、自力更生的意识，激励他们的自尊与自信。尤努斯认识到，“一旦免除一位借款人的偿还责任，则可能要花上好几年的艰难工作，才能恢复他们对自己能力的信心”。格莱珉银行的做法是，如果村庄遭受较大的灾荒，借款者的庄稼与牲畜都被摧毁，则银行会立即发给新的贷款，使他们有能力重建家园；
格莱珉银行从来不简单地划销旧的贷款，而是把这些旧的贷款转为长期贷款，以便借款村民可以更缓慢地以更小额的分期付款来偿还。格莱珉银行利用自己的力量为孟加拉遭受灾荒的穷人恢复正常生活与生存的信心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孟加拉的乡土社会中，穆斯林传统宗教信仰与当地的一些陈旧的传统习俗往往对格莱珉银行的工作设置严重的障碍。格莱珉银行的员工步行在村落之间，与穷困的人打交道，他们的行为经常受到村子里那些宗教与政治首脑人物的怀疑甚至人身攻击。由于格莱珉银行的主要扶助对象是贫困妇女，而孟加拉妇女在穆斯林传统中受到很多宗教习俗的约束（如传统上过于苛刻的遮蔽习俗，以及不能与陌生男人随意交谈的习俗等），使她们与格莱珉银行职员的交流遭到很大阻碍。格莱珉银行不得不同这种保守的宗教观念进行斗争。保守的宗教人士宣扬说，妇女从格莱珉银行接受贷款就是擅入禁止女人进入的邪恶领域，他们试图以此来吓住没有受过教育的村民尤其贫困妇女。他们还警告妇女：如果加入格莱珉银行就将受到惩罚，死后不得以伊斯兰葬礼安葬，这对于一个一无所有且一无所知的妇女而言，实在是一种非常骇人的惩罚。尤努斯教授与格莱珉银行的早期职员们，不得不同这些荒谬的流言、恐吓甚至人身威胁抗争，在他们的努力下，孟加拉妇女逐渐了解并信任格莱珉银行，并有勇气与那些顽固保守的宗教人士抗争。
尤努斯在自传中写道：“为了在孟加拉取得成功，我们不得不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文化作斗争。事实上，我们不得不去建立一种反传统的文化，珍视妇女的经济贡献，奖励苦干与惩罚贪污。格莱珉银行积极致力于打破付嫁妆的惯例以及对于遮蔽习俗的过于苛刻的理解……在我们自己的祖国里，面对缺乏活力的经济，保守的精英阶层，还有频仍的自然灾害，我们曾不得不去克服多少巨大的障碍啊”。
尤努斯教授深深理解贫困村民的需要，并在1984年格莱珉银行会议上将格莱珉的目标与穷人的理想加以提炼，概括为十六条决议，这些决议尽管非常质朴简单，可是读起来那么令人感动，因为这十六条简单的愿望里面浸透着孟加拉贫困人群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渴望以及格莱珉银行成员们朴素而坚定的行动信条。这些信条是每一个格莱珉成员都会充满自豪地背诵的，比如：“在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我们都将遵守并促进格莱珉的四项原则：纪律、团结、勇气和苦干”；
“我们不要住在破房子里，我们要修缮我们的房屋，并努力工作争取尽早建造新房子”；
“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教会他们挣钱谋生，要为他们付学费”；
“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孩子干净，环境清洁”；
“我们要修造并使用厕所”；
“我们随时准备互相帮助，如果任何人有困难，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他或她”……。这些人人皆懂的朴素语言，使格莱珉的信条深入人心，而穷人一旦觉醒并被赋予自主权，便会有改变命运的强大内在动力。
五、结语：为了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穷人的银行家》展示了作为反贫困斗士的尤努斯教授的心路历程，与所有具备社会良知的人一样，尤努斯教授认为容许大面积的贫困延续到二十一世纪是人类的耻辱，面对处于贫困中的人类的悲惨境遇和毫无尊严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理应为此作出努力。
经济学家不应该在穷人的贫困生活以及得不到贷款的境遇前无动于衷。尤努斯说：“当银行将被认为是没有信贷价值的穷人拒之门外时，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会保持沉默呢？……正是因为这种缄默和漠然，银行得以在施行金融隔离政策的同时逃避处罚。但凡经济学家们能认识到贷款所具有的强大社会经济能量，他们或许也能认识到，贷款确实应作为一种人类权利来加以促进”。
经济学家还应该将更多的人性的成分带入到经济学教育中。如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很多孟加拉知识分子一样，尤努斯教授受到马克思经济学的深刻影响，而在美国的导师勒根教授也在他的教学中引入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鲜明的社会学维度。尤努斯认为，“没有了人性的一面，经济学就像石头一样又干又硬。”经济学应该也必须具有深广的人文关怀，应该将关注的目标投向那些在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没有任何地位的贫困人群与弱势阶层。
尤努斯也在努力塑造一种新型的企业家理念。在他的理想模式中，企业家不是一群具有特别禀赋的稀有的人群，企业家也不是总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其终极驱动力。尤努斯认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赤贫的穷人），都具备成为企业家的潜力，同时企业家也应该具有社会良知，他称之为“社会活动家”。社会活动家也可能有巨大的赢利（甚至比那些单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家有更多的赢利），但那是他的次要目标，他首先被一套社会目标所激励。尤努斯坚信，通过为社会活动家与企业家中的社会投资家拓展空间，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而格莱珉银行的行动正是如此，它反对那种只基于逐利目标的企业，而致力于成为具有社会良知的、为社会目标所驱使的企业。
在很多方面，尤努斯似乎都是一个颠覆传统观念的理想主义者。他挑战保守的银行家和僵化的金融体系，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教条与远离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
他质疑流行的企业家概念与市场经济概念，而将社会良知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作为企业家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目标；
他改变了孟加拉传统宗教与文化中僵化的部分，使穷人与妇女在改善自身命运中焕发活力。但尤努斯决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深入民间，站在穷人之中，站在孟加拉真实的泥土上。
让我们以尤努斯的两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如果我们把与给别人的相同或相似的机会给予穷人的话，他们是能够使自己摆脱贫困的。穷人本身能够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我们必须去做的只是解开我们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
……我们已经创立了一个没有奴隶制的世界，一个没有天花的世界，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世界。创立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会比所有这些成就更为伟大；
同时，我们还在巩固这些成就，这会是一个我们大家都能为生活其中而感到自豪的世界”。
2006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