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至今大多依靠广义的软权力的和平发展具备越来越明显的根本大战略裨益，并且在世界政治很大部分变化着的基本性质中有其坚实基础。然而，中国依然比较缺少狭义的软权力，特别是其中关于基本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软权力（或曰最大的狭义软权力）。与和平发展密切相连的和谐世界理念基于四大要素：世界政治基本性质正在经历的变迁；
中国和平发展的伟大实践经验；
中国的世界秩序理想；
中国的大战略需要。“国际责任”正在成为中国大战略问题的首要关键词，而当前一种新的对外政策形势——重要的新麻烦迅速多样化增生和分散化表现——蕴含着中国正在面临的意味深远的新挑战。
[关键词]和平发展 和谐世界 软权力 国际责任
一、中国的软权力与和平发展：中国有什么
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和平发展有其越来越明显的根本的大战略裨益。它在绝大部分时候、绝大部分方面压倒性地依靠广义的“软权力”，即和平的、非军事的权势资源和权势行使。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特别是外交纲领、外交风格和外交技能的吸引、说服和其他柔性功能）、文化力、移民力、国家发展成功本身在民族国家巨大规模之外带来的格外的威望力和劝阻力（或曰“软威慑”）等等：所有这些力量或权势的特征在于其非暴力伤害性、渐进累积性、广泛弥漫性以及很大程度的互利性，这样的力量是最不易阻挡、最少引发强大阻力、产生成本最低和从后果来看是相对最可接受的，因而一定意义上是最无敌的力量。
就此，需要做的保留只是：（1）军事力量、军事意志和军事体制效能在某些至关紧要的可能的紧急情况下最为紧要，而且它们在平时阻遏最坏情况发生的根本威慑作用，连同它们可产生的威望、影响力和偶尔必需的强制性外交能力，同样至关重要；
（2）和平的权势资源发挥的政治效应有时不那么完满或高效，而且往往作用缓慢。但是，它的最大好处是相对成本低，而且效应相对经久。中国资源不丰富，内部困难多，因而一定要格外地讲究保持低成本；
中国较有耐心，很少“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之事，因而经得起上面说的相对缓慢；
中国的抱负长远伟大，因而更倾向于主要依靠广义的软权力产生的相对经久的权势效应。
在世界政治的很大部分变化着的基本性质中，主要依靠广义的“软权力”的和平发展或和平发展概念有其坚实的基础。中国崛起的一个至关紧要的源泉已经得到了事实的充分证实，或者说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民族成就的证实，那就是国际政治理论家理查德·罗兹克兰斯在1985年著书强调的“贸易国的兴起”，加上它反映的世界政治很大部分机理的转变倾向（这些机理转变在1977年时，由“复杂的互相依赖”理论的提出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做了较早的揭示和论说）。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在迅趋衰减，国际关系日常的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权力问题，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影响愈益增大，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军事表现更重要，同时各种跨国的非传统威胁愈益突出。在这一变化中，主要依靠广义的软权力的和平发展符合世界政治的基本潮流，具有获得巨大成功的相当部分的根本保障。
二、中国的软权力与价值贡献：中国缺什么
现在应当谈论狭义的而非广义的软权力。就此而言，中国崛起的情势立即变得远非乐观。可以从与中国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基本的价值要求来展开议论。现代世界史证明，重大的历史性创新是一国成为可持续的世界强国的一项根本先决条件，它关系到该国对世界历史的贡献、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和对本国人民的鼓舞力，而所有这些都是在价值的层次上，或者说在最大的狭义软权力的层次上。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价值意义上对世界做出了什么贡献？
以非常宏观和浓缩的方式，现代跨国价值观念的基本范畴可以被概括为“经济增长”、“自由”、“社会正义”和“生态保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主要的民族成就是在“经济成长”范畴，但这个跨国价值远非出自中国的创造，而且现在从政府到舆论，中国人越来越感到这一成就多年来过度地以减损“社会正义”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中国社会的经济“自由”——13亿人口有了经济“自由”，这当然是世界史上自由的巨大扩展，但经济“自由”本身同样不是中国的价值创新，何况中国在其他一些基本自由或自由权的较充分实现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综观中国的发展和这一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可以说中国目前在力量或权势增进方面越来越有信心。但是，现在大概还难以预言当代中国将对世界基本的跨国价值体系有什么历史意义的大贡献。也就是说，中国依然缺少、而且相当严重地缺少最大的狭义软权力。这是中国面对的、并且必须成功应对的最大的历史性挑战。就近期甚或中期的基本目标而言，这首先意味着能否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尽快实现中国现行很不平衡的发展模式的转换。
狭义的软权力，特别是其中关于基本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软权力（或者如前所说最大的狭义软权力），不仅像一般其他软的或硬的权力那样是手段或工具，它还在一种深层意义上直接关系到根本目的本身。借用建构主义者的术语说，它有一种深刻地影响其持有者本身的“建构”效应，使之成为秉持特定的基本价值观的特定实体，就国际社会来说就是民族国家实体。它是首先吸引和鼓舞拥有它的国家和人民本身（而不是对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软权力。冷战之初为设计美国对苏战略起了头等作用的乔治·凯南有一条他曾反复申述的特别根本的信念：美国在冷战中必需的终极依靠，它得以最终制服和“软化”苏联的终极保障，在于美国社会本身的健康；
美国政府和人民必须持之以恒地改善和保持这一健康——并非必定享有、更非必能保有的社会健康。这是凯南战略思想体系内最深刻之处。足够强烈和经久的构建及发展狭义软权力的意识至关重要，因为它首先能够使它的持有者更多更久地关注他们自身社会的素质、面貌和形象，从而大大有助于使这些变得对他们自己有鼓舞力，并对其他国家人民有吸引力。对中国在自身建构意义上的自我优化来说，这个道理意义重大。各类不同的软权力是在不同的意义层次上。社会的健康是最大最根本的软权力，从长远来说对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
三、为何中国提倡“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理念基于四大要素。第一是世界政治基本性质正在经历的变化或变迁。如前所述，它们包括：与过去的历史时代相比，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在迅趋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权势问题，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其军事表现更重要，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内部社会形态、基本价值及主要政策观念的同质性愈益增多（这大致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世界市场和现代经济一种“非常革命的作用”），同时各种跨国的非传统威胁愈益突出。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谐世界”并非纯属空想，亦非全是理想，而是在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中正在发生的重大动向。这一点在科学意义和历史方向意义上最为重要。
和谐世界理念也基于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的行之有效的伟大实践经验。这是在中国当代的实践中已经做和正在做的，同样构成和谐世界理论或理论的一类特别重要的因素。即使最保守地说，中国的崛起也是在绝大部分时候和绝大部分方面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国际交往，依靠广义的“软权力”，特别是和平贸易、国际协商和“微笑外交”。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记录中极为显著，无可置疑。此类实践经验的一大动因，同时也是一大结果，在于全球化和中国愈益卷入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已被加入中国意识形态系统的一种新成分，它可以称为“新国际主义”，其特征在于尽管有限但仍迅速增长着的一些特定的诚信：相信多边合作，相信国际组织和国际体制，相信跨国的非政治交往，既是鉴于它们对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裨益，也是鉴于它们本身具有的增添世界政治和谐成分的内在价值。与此相应，中国的“国家利益”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愈益“国际社会化”，亦即它们部分地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融合或同化。
如同中国所有关于和谐世界理念的讨论说明的那样，它还基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关于世界秩序、世界面貌的价值观，代表我们的世界秩序理想。这一价值观既有其历史传统的由来，更有其现代和当代的由来。在现代和当代的由来中，最重要的是从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国际秩序的现代正义信念和首要国际政治经历。他们鄙薄国际政治中的以强凌弱（即使这一情况发生在他们长期所属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而且也不能容忍凌驾于上的强国以恩赐姿态给予的“仁慈”。国家间平等和弱小民族自决是他们从现代和当代西方思想中选择出来的最重要原则。国家不分强弱一律平等，强国无权干涉弱国内政，国际争端的唯一合理解决办法在于平等协商，而非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强权政治：这就是当今中国政府主张或赞同的国际政治的根本规范，尽管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现今的国际伦理已不带有强烈的激进色彩，或者说原则如初，气质已改。
最后，和谐世界理念基于中国的大战略需要，提倡和推行这一理念可以得到重大的战略裨益。就这一点特别要指出的是，如上所述，在绝大部分时候、绝大部分方面，与和谐世界理念或理论密不可的和平发展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非军事的权势资源和权势行使。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特别是外交纲领、外交风格和外交技能的吸引、说服和其他柔性功能）、文化力、移民力、国家发展成功本身在民族国家巨大规模之外带来的格外的威望力和劝阻力等等：所有这些力量或权势的特征在于其非暴力伤害性、渐进累积性、广泛弥漫性以及很大程度的互利性，这样的力量是最不易阻挡、最少引发强大阻力、发生成本最低和从后果来看是相对最可接受的。与此同时，一个基本的战略常识是在国际政治中，言论和风格（manner）与实际行动一样重要，往往甚至更重要。可以确信，明智的中国政府将来不会舍弃和平发展，至少是因为约30年来的国家实践证明，这是对中国非常有利甚至唯一有利的大战略，除非世界政治的性质发生现在不可能预见到的反向变更。
所有上述四大要素都是真正基本的和持久的。因而，中国将会经久秉持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在中国对外关系的实践中尽可能促进世界朝和谐的趋势演进。在这一点上，世界可以相信中国，中国也可以相信自己将由此愈益有效地参与改造世界。
四、国际责任：中国大战略问题的新关键词
对于中国的大战略及其实践来说，特别是在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存在三大新近浮现的有相对长远影响的问题，它们在不久以后可以变得甚至更为显著。第一，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关于和平发展的不断重申的保证现在开始变得局部地“不相关”，因为它既依靠言辞宣示也依靠实际行为业已如此成功和有效，以致西方大多数“知情听众”（包括美国政府）实际上显然相信中国现在是和平的，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如此或至少大体如此；
对它们来说，愈益需要的是中国关于自己“负责任的崛起”保证——同样既依靠言辞宣示也依靠实际行为的保证。
第二，由于美国的相对弱势，也由于从它在伊拉克和中东的巨大的战略/政治失败中得到的教训，第二届布什政府与第一届相比已变得远不那么单边主义；
与此同时，它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越来越不满在它们眼中的中国“单边”行为（那与它们大致赞扬的中国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并行不悖），例如中国的反卫星试验、境外能源追求、非洲外交、对中国与西方的贸易摩擦和全球环保的态度、与某些“不良国家”的较密切关系或对它们的所谓过度姑息等方面。
最后，不少中国人似乎仍相信重申和强调“韬光养晦”能继续有助于世界对中国的意图和审慎态度放心，然而事实上“韬光养晦”现在已变成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最不愿听的中国话语之一；
因为，这在他们看来越来越像“免费搭车”战略，规避当今中国应当也有能力承担的“责任成本”，对他们希望或甚至敦促中国去做的事情迟迟不予表态。以上三点一言以蔽之：“国际责任”正在成为中国大战略问题的首要关键词。
五、新麻烦、新挑战和格外的宏观思考
在种种重大成就和有利因素之外，中国当前的对外政策形势出现了一个挑战性的新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那就是重要的新麻烦迅速多样化增生，并且分散化表现。中美以及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已变得比先前几年严重，前不久又凸现出新的“中国产品安全”问题。在世界上不少非政府及政府势力那里，中国要办好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强烈愿望被视为中国新增的重要“易受伤害性”，它们已经并可能更起劲地通过对华施加政治乃至经济压力去加以利用。在新增的世界政治头等重大议题之一即气候变化问题（乃至更广泛的环境保护问题）上，对中国的广泛期待或压力迅速增强。美国近一两年来发动和进行其东亚“外交反攻”，在朝鲜问题和与一些东亚重要国家的关系领域大有进展，与此同时中国的东亚外交却在先前多年的一系列重大成就之后，近一个时段以来进展比较有限，甚或局部受挫（主要指中朝关系困难，中国相应地在朝鲜问题上影响被迫减小，中韩政治关系保持不冷不热、多少有些“奇怪”的状态，中国在促进东亚多边经济体制构造方面的成果已相对滞后，缅甸国内突发危机引起中国对缅政策的突发难题等），虽然中日关系显著改善这一成果非常重要，但即便如此它在“破冰”“融冰”之后要更上一层楼现在看来殊为困难。此外，中国近年新取得的非洲外交和能源外交虽然进展不凡，但也带来了某些比较显著的不利反应。
值得高度重视和认真思考的是，从贸易、环境到奥运和达赖等问题，中国面对的麻烦源首先不是（甚而大多不是）其他某些主权国家政府，而是从国会议员、经贸集团、消费者和劳工到非政府组织、问题性运动、大众传媒甚至民间显要人物在内的多种多样分散的行为体，而中国目前在世界上因自身的治理体制、政治文化和政治经验特征，有效地对付和积极地影响这些分散性麻烦源的能力和技艺显著不足。远为庞杂、分散和能动的所谓“全球公民社会”及其发展，连同作为其动力的通讯技术、信息流动、人员交往、价值观甚而文化等方面的快速变迁，无疑是较难应对的新挑战，即使中国已有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进步和新增能力。
从前面谈论的软权力以及国际责任问题，到这里展示的新麻烦和新挑战，使人不禁要做一些格外的思考。自5年多以前中共十六大提出“战略机遇期”概念和此后提出和平发展观以来，在我们当时理解和判定的世界政治大局和世界政治潮流中，可能已经形成或至少正在浮现一些新的、我们尚未充分认识和足够重视的大动能，它们将与我们业已认识并据以确定国家方向和大战略的那些基本动能一起，合成规定未来的世界。假如我们完全囿于在过去造就了伟大成就的已有的基本判断和大战略，并使其过于固定，从而没有关注世界政治格局和潮流加速了的能动性，没有注意到必须适应这一增长了的能动性，没有高度具备勇于探索、勇于实验、敏于审视、敏于调整的战略素质，那么我们就可能逐渐陷入一种当代史上中国和别国曾遭遇过的局面：一两代人时间里特别快地先后经历两股（有同有异的）世界政治大潮流，在前一股大潮流里生成、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模式过于固定，以致不能适应后一股大潮流。
就此而言，在大概是最关键的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已形成优秀的、大展希望的战略判断甚或战略纲领，那就是“科学发展观”，它针对中国目前多数内外瓶颈问题的一大共同来源，要求在它引领下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不平衡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经济成长模式）。能否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大致做到这一点，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