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岁初春时节，酝酿有年的湘潭大学出版社正式获准开基，该校学报主编章育良教授擎旗创社，藉电话示以约稿之雅意，我却苦于拿不出现成的书稿予以回应，惟有一句口头祝贺，一如公事公办，虽然我的口头与心头是直通无碍的。再过半年，育良借晋京赴会之便，沿京昌高速公路登门，还携该社干将三人同行，醉翁之意仍在约稿。“何需功利通寰宇，岂止乡谊落潭州”，我为育良的友情所感，却又无计可施，惟念湘籍学者的资源当不亚于潇湘故园的钨煤铅锌诸矿，提议编辑“湘籍学者丛书”，愿不揣浅陋，代为联络四方师友，以助其成，亦愿自集一卷，以报不弃。育良欣然首肯，当即委以规划之责，应申报之需。稍后，当我渐知此事还多少有些棘手时，却已来不及退阵了。
既有动议先呈，辄循近期奉命主编 “法大人札记”之例，自束一卷，将卷目供相关师友参考，为引玉呈砖。本卷所录各篇，以近二十年来的史学专业论文为主，兼及事关教师与学者双重角色的时评与演讲等，依四栏分目。
《诗经·卫风·淇澳》有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
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切如磋”之目，取我先民精磋骨器之意，收录厕身近史园地以来略有代表性的专业习作，为本卷的学术张本。《离骚·九章·橘颂》曰：“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后皇嘉树”一栏，汇集与学术相关的时评与札记篇什，实话实说，彰显橘农后裔之本色。“水波不兴”，语出北宋文豪苏东坡《赤壁赋》中“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之句，拟选杏坛内外与热心听众互动的演讲辞章数篇，明月清风，声没于野。“雁度南楼”，源于唐朝诗人赵嘏《寒塘》中 “乡心正无限，一雁度南楼”之句，且束牵系故园之散文与随笔，和盘托出城头晓角的张力与天涯落日的无奈。为了与全书的体例相一致，另附品评拙著与专访个人之作，或可有助于读者对本书作者为学为人的多方审视，略添书本的思想性与可读性。至于评、访作者的溢美之意，似与本卷之风格稍疏，然因尊重原作之故，一仍其旧。
余自1978年秋负笈岳麓山下，迄今凡三十载，当初以史为业，无心插柳；
至今东奔西突，却未成荫。个中缘由，除了自身资质与惰性所囿之外，还同治史的难度有关。现实生活的复杂与变幻就足以令人眼花缭乱，历史作为现实之凝固,亦非等闲。在我国，查阅历史资料的渠道至今不畅，关卡重重。另外，历史资料卷帙浩繁, 即使求阅顺手，亦难翻尽一方史料，而且讹误丛生,真假相间,尚需潜心考究，而某些重要史实并未载诸文字，治史者之尴尬,胜似瞎子摸象；
更有甚者，许多研究对象——历史人物的阅历、学识与智商等多在研究者之上，有的还是集政治活动家、思想家与学者与一身， 如何理解，如何驾驭，都是容易看轻的棘手之题。我宁愿深信,浅度之习史较文学、哲学或数学为易,深度之习史却较文学、哲学或数学为难 。
史学之门大概最适于贵族人群如阿克顿、陈寅恪诸贤所谋，因为它既是智者的学问，也是闲者的学问，而不是忙出来的，更不是从表格中填出来的，而吾辈多属稻粮之谋者流，不惟后天阙补，抑且先天不足。像我这个年龄的史学研究者都是在大革文化命的疯狂岁月中完成关于文化知识的启蒙教育，连中学的历史课程都在“横扫牛鬼蛇神”的政治暴力中摧毁殆尽，遑论其他。有位同辈诗人说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此言一点也不夸张。那个时代之所以疯狂，主要因为那个时代充斥着大大小小的疯子，而时代本身是无法疯狂的，所以时代是无辜的。对我们年幼无知的一代来说，即便有人愿意为我们承担责任，那也不过是马后炮，黄金般的时光一旦荒废，却已覆水难收矣。吾辈从无书可读的岁月中长大成人之后，偏偏与汗牛充栋的史籍层垒起来的史学结缘，还以教书授徒为职业，两难中的挤压就像夹缝中求生，个中苦涩与尴尬，惟有心知肚明。近年来，当学术研究渐次变成文化的口红，还被拉作经营对象，当学界与舆论不断地把我们这一代学术劳动力当作“名家”乃至“大师”去装点时，我却时常想起笛卡尔在300多年前就出示的真实性告诫：在知识的链条中，初始环节始终处于支配的地位。当我们的初始环节始终支配着我们的知识链条与学术生涯时，我们还能扮演什么样的“名家”与“大师”呢？史学是如此，文科中的诸多学科恐怕也大致如此。
当然，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苦乐，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学术。正是基于吾等的大学生涯乃拨乱反正之所携，我们这一代的青春岁月与师长们的创业年华都曾在政治权力的肆虐中所剩无几，不幸的两代人有幸在同一时空中握手相逢。无论是授者，还是受者，都特别珍惜重返课堂的那份旷世奇缘。今天的学生找不到师长，导师叫不出生徒姓名之类现象已汇入见怪不怪的儒林内史，可以奉为当代高等教育大跃进与工科管理模式的专利，当年的师长们却是全体出动，普洒春风，而且只争朝夕，义无反顾，我对中国近代史与历史学的兴趣就离不开岳麓山下的本科师长林增平教授、王永康教授等人的激发和关爱。正是在他们的关照下，我们几个承担编写任务的同学可以享受师长的待遇，走进学校图书馆查阅线装书，坐在教师阅览室的一角抓紧阅读和抄写。我们还自发地组成近代史学习小组，上山追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胜景，高谈阔论胡绳与李时岳的历史观。身为副院长兼系主任的林增平教授已是蜚声中外的史学大家，还是潇湘第一个文科博士点的创建者，他的繁忙是可想而知的。值得庆幸的是，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当面请教，随时都能上门打扰，并不需要任何预约。当我首次请教他关于湘籍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的来龙去脉时，他说：“你倒是可以研究”；
当我真的去研究时，他就开出便条，把我介绍给校内外的有关师长，为我查阅资料铺路。我的第一篇论文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也是林增平先生等师长帮我改出来的。此文不仅在学报发表，还收入林老师主编的一个专业论文集，还作为全省历史专业的代表作，评为湖南省首届大学生学术论文报告会优秀论文（不分等级）。某日下午，我和本校其他专业的五位同学就在副院长林增平先生的率领下，坐面包车去湘江宾馆，出席授奖大会。另外，我还被林老师提名，为《湖南日报》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专栏撰稿。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像荣誉一般存在，羡煞周围不少同学，许多情景历历如昨。惟其如此，我就被师长与窗友称作第一个系统研究蒋翊武的“学者”。有的辛亥后人还不知道我只是在校的本科学生，就在信中称我为“先生”和“教授”，甚至“老教授”。当我即将毕业离校向林师辞行时，他赠我一套由他和章开沅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论文集，说：“我在大学时代还没有发表过论文，你已有了好的开头，坚持下去，会有结果的。”后来，当我东迁钱塘，参与综合性大学的学术竞争，我才发现，我的学科训练已在本科师长的和风化雨中基本完成，岳麓之学脉可壮胆也。目睹如今把讲台当作人民公社而把学术研究当作自留地，忙得连研究生的姓名都很陌生的导师充斥学府，回首自己因高考录取二度失误而与重点院校无缘的本科生涯，体悟一份“塞翁失马”的苦理和“山不在高”的常识，深以为幸。我可断定，即使身当工科模式狂飙神州之今日，恐怕也难以改变那一代师长关爱生徒的职业热忱。多年来，我的舌耕生涯力图躲避填表式的制度安排，宁愿尽量关注学生的成长，那并非我想标新立异出风头，而是因为我的心底珍藏着林、王诸公那可望与岳麓同在的巍峨师表，虽然他们离开人世已经十余年了。我想尽力用林、王诸师当年对待我的方式去对待我的学生，无论形形色色的表格填写任务是出自制度的威逼，还是充满功利的诱惑，无论五花八门的评比活动是搅乱校园，还是独占校园。
学术贵在求真，习史尤其如此。近人胡适有言：“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的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的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
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
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可奉为定论。” 他还说，“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长期以来，偏好十足的读者不太关注一代学术文化巨匠胡适说过的这些最显求真本色与科学精神的话语，却记住了别人对他的歪曲所得：“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 栽赃于胡适的另一个版本就是“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 。结果，胡适本人倒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任人丑化的老姑娘，匪夷所思。关于“历史是个小姑娘”的文本源头问题，也许还可继续追问下去，问题的关键恐怕还在于如何在研究过程中杜绝形形色色的任意打扮历史的现象，把“实事求是”的国谚落到实处，既要明于言，更要重于行。即使死人就该为活人服务，那么，究竟怎样服务，总不能任凭八仙过海，随心所欲，还得设法找出一个既能达到为活人服务的目的，又不曲解死人的两全之策来。惟其如此，拙著以姑且以《历史不是小姑娘》为名。
正是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不可复制的特殊性，才使历史的本质与历史学的科学属性等问题在中外学界仍属见仁见智，争辩如初。倘若历史就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 ，倘若“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那么，求真云云，谈何容易。当近代国史与今日现实之间还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因果时序与利害关联时，求真的难度就难免按几何级数递增。倘若有人把求真当作职业追求而不是以“胜利者的宣传”自娱时，叶公好龙者的抱怨与干预也就在所难免。好事总是多磨，选择性的求真就不知不觉地成了多方的博弈，史学论著的咬文嚼字也就提升为技术含量颇高的工艺流程。不过，即使最好的叙述手艺，也不比史料与论据来得重要，求真的职业信念仍将是治史者必备的博弈筹码，否则，“实事求是”之类成语终将一钱不值。浙人蔡元培喜将曾国藩那句“扎硬寨，打死仗”当作“湖南人的美德”，皖籍名流陈独秀也将“艰苦奋斗”、“坚忍不拔”当作“湖南人底精神”，还说：“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袁军十万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感谢乡贤威武英姿，可使吾等南楚后裔既可坐享能战与能干之嘉声，还能以后继者的身份传递前人的沈毅与顽强，但在我看来，置身于承平时代，最能坚守求真底线的妙诀，恐怕还是无欲则刚，以及可以确保内在自由的独思习惯，虽然执著求真的湘人蛮气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当我在史学职业生涯中坚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用自己的嘴说话时，师友中多有规劝，担心我会失去什么，结果，好像并未失去什么，因为此生除了奢望分享求真之下的快意与威严之外，原本就没想过还要得到什么。清风有意， 明月无心，我宁愿坚信，尽管史学经常为形形色色的功利而存在，最终却只为真实而存在。惟有以求真为职志的治史者方可确证史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连同史学与自身的尊严。
学术文集的整理过程无疑就是回眸个人学术履历的过程，两行足印显得歪歪斜斜，乏善可陈，只因都是自己踩出的，就不难落得心底与脚步一样踏实。我想，即使古今中外那些名家巨匠们的辉煌人生，也未必都是规划出来的，还是踩出来的多。台湾作家董桥曾经劝告人们：不要乱采记忆的果实，以免弄伤满树的繁花，有些记忆缥缈得像烟水，似有似无，而“真正让生命丰美的，往往竟是遗忘了的前尘影事，那是潜藏在心田深处的老根，忘了浇水也不会干枯”。
此言不失为作者拥抱人生阅历的深切感悟，非同寻常。不过，就记忆的果实而言，“不要乱采”并不等于完全不采，更不等于主张遗忘，记忆毕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记忆所积亦非全属记忆个体的精神财富。记得10年前，我在浙大舌耕时，福建学者刘大可先生代表《东南学术》编辑部常务副主编杨健民先生上门约稿，希望自撰学术之路，但我自量谫陋,阅历亦浅,不愿赶上当时“跨世纪”的豪华宣传车，因而不假思索地予以推谢。当大可说 “要让更年轻的来者参考”时,倒是把我说动了，盛情难却之下,方改初衷 。撰述之后，似乎并不影响我继续走自己能走的路,做自己该做的事。如今作为“湘籍学者丛书”的作者，我们似有责任适当清理自己的足迹与甘苦，让学界特别是潇湘故里的年轻后学有所借鉴,铺垫人梯,善亦大焉。
俄国诗人叶赛宁所吟的那个名句“我匆勿来到这片大地啊，就为了更快地与它离别”，顶多只能藉以描述少年豪放者某种少不更事的心境，离家爬滚多年之后的意念却往往是此一时而彼一时也。倒是哲人海德格尔说得很实在，也很深刻：“接近本源就是接近极乐（the most joyous）。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只存在于对本源的接近中，绝非其他。所以，在故乡中对本源的忠诚，这是很自然的。……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 记忆是人类的利器，故乡则是记忆的麦加。我自量不是英雄，也不是什么出类拔萃的名家，能够启动和加入“湘籍学者丛书”的行列，把浪迹天涯的足迹与文思向父老乡亲禀报一次，实属乐事和幸事一桩，我得感谢育良教授和他领衔的湘潭大学出版社的慷慨支持，感谢湘潭大学，还有赐我胎记和生命的潇湘故园。
眼下已是腊月年关，原本可以打点行囊，回归资水之滨过年了，不意江河以南冻雨连绵，已有多日，百年不遇的冰雪铺天盖地，京广线上车航俱断，水电两绝，严冰封我回乡之路，今日就被迫悻悻退票了。八旬老母就像十年前苦遭百年洪祸施暴洞庭时一样，在电话中再三叮嘱：车断路滑，千万不要回来，别让娘亲牵挂，不能回来过年不要紧，儿孙在外旅居平安才是关键。这大概就是人间吟唱的“天下父母心”吧。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 ，困守蓟北荒原，遥望故园蒙难，亲邻遭苦，除了锁定电视新闻，倍添对家乡与孤苦双亲的牵念之外，我却做不了别的，那就将这份书稿拿出来，默默地献给生我育我的双亲吧。
2008年1月29日晚于京北松园寓所
郭世佑著《历史不是小姑娘》，郭世佑主编“湘籍学者丛书”之一，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