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见证历史 感念犹深
蒋故总统经国先生于民国77年（1988）1月13日逝世，到今年满21年。经国先生一向不喜欢做寿庆生，不过今年4月13日正逢他百年诞辰，与一般生日毕竟不同。总统府特别召集相关单位，组成“蒋故总统经国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扩大举办纪念活动，邀请国人一同来追思这一位曾经对台湾作出不朽贡献的总统。
近10年来，台湾媒体针对中华民国历任总统的贡献作过多次民调，经国先生总是名列第一，满意度曾经高达七成。他至今最令人怀念的，除了推动十大建设，改善台湾人民生活，缔造经济奇迹，使台湾“升级”之外，就是主导民主改革与解冻两岸关系，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推动国会改革，以及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等措施。这些政绩至今仍广受国内外人士的肯定与推崇。去年3月22日总统大选开票后，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W. Bush）还特别在给我的贺函中赞誉台湾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Taiwan is a beacon of democracy to Asia and the world），这与经国先生当年推动民主改革、解冻两岸关系，有绝对的关系；
没有经国先生奠定基础，台湾在国际间就不会有今天的地位与形象。
英九很幸运，能在经国先生一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阶段追随他并学习他的领导风格，同时也见证台湾民主改革过程中几个关键决策，让我得到宝贵的经验与启示，毕生难忘，也永远珍惜。经国先生正直、清廉、坚毅、平实、爱民的风格，更是我心向往之典范。站在这位巨人的肩膀上，让我看得更清、看得更远，也更有信心带领国人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在这里，我要以亲身接触到、感受到、体验到的经国先生，和大家一起分享、一起缅怀，也藉由这篇专文，表达对经国先生为台湾付出一切的由衷感念。
贰、第一印象 态度亲切
经国先生比我大41岁。小时候，只知道他是先总统蒋公的大公子，并无其它印象，也从未见过他。
初中一年级时，舍下从台北万华搬到长安东路一段8号三楼，经国先生当时住在18号的一栋平房，相距不到一百公尺，但是从未有任何接触。唯一的例外是，有一年春节晚上，我们小孩子到顶楼阳台玩鞭炮，曾经用弹弓夹着点燃引信的大龙炮射出去，打到经国先生家的院子爆炸，结果惊动侍卫人员跑来关切，但倒没有骂我们。他们绝不会想到，这个顽皮的少年，17年后成为他们“大老板”的英文秘书。初中三年级时，家父到救国团担任文教组的副组长，当时救国团主任就是经国先生，是父亲的长官，对我而言，还是十分的遥远。
我对经国先生开始有接触，主要还是高中毕业以后。而第一次接触，则是民国57年（1968）在台中成功岭接受大专学生暑期军训。当时我被选为开训典礼中的宣誓代表（媒体误报为授枪代表，其实授枪代表是赵怡），在率领一万两千位受训学生宣誓完毕后，我跑步上台把誓词呈送给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经国先生，他微笑注视着我，接下誓词，握住我的手，轻轻地说：“谢谢你！”当时我觉得他握手很有力，态度很亲切，那是他给我的第一次印象。那年他59岁，我18岁。
第二次是在两年后的4月。经国先生以行政院副院长身分访美时，在纽约广场大饭店（Plaza Hotel）门口遭到台独联盟成员的枪击，黄姓刺客开枪时右手被便衣警察推高，子弹飞越经国先生头上，射到旋转门留下弹孔。黄姓刺客与另外一名郑姓共犯立刻被这位便衣警察和经国先生随行的办公室主任温哈熊将军共同制伏押走。经国先生并没有受伤，也没有受到惊吓，反而镇静地向随员表示愿意跟刺客谈一谈，但纽约警方认为不宜，没有同意。他当天预定在饭店内对美国东南亚工商协进会的演讲照常举行，未受影响。经国先生身临险境、临危不乱的风范，经过国内外媒体的报导，传遍全球。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不但没有痛斥刺客，反而表示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他显然了解这些刺客心中有话要说。在那个戒严的威权时代，大官能有这样开明的心态，实在罕见。他回国的时候，松山机场万人相迎，救国团邀请我们青年参加，他走过我们的身边，很亲切的跟我们打招呼。我就觉得，经国先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他平易近人，毫无僚气。
谈到救国团，这个经国先生在民国41年（1952）手创的青年组织，对当时的青年贡献很大。它举办的活动让我们学到很多在学校学不到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尤其是领导、交友、处事的训练，让我们受益良多。以我来说，初中毕业时，我就参加金山水上活动营，学会了游泳与滑沙（近似滑雪的运动）。高中时暑假几乎年年都去金山青年活动中心露营游泳。而上大学之后参加的次数就更多，像国际事务研习会、亚洲青年育乐营、与中美青年学术研习会等等。我在大二、大三、大四的暑假，连续参加三届中美青年学术研习会。大四暑假还参加了在桃园运输部队代办的驾驶研习营，学会了开车。这些活动，尤其是国际活动，对于国际事务的了解、世界观的建立、英语能力的磨练、国内外朋友的交往，都有极大帮助。我大三那年参加美国国务院主办的“亚太学生领袖访美计划”甄试，以第一名入选，得以在民国60年（1971）初，与10多位亚太学生领袖一同出访美国70多天，深度观察这个富甲天下的超级强国。我自觉受益良多，能获得这个机会，与先前两年在救国团的历练，有绝大的关系。
第三次接触，是在民国63年（1974）我考上中山奖学金准备出国留学前夕。当时经国先生以行政院长的身分，在三军军官俱乐部邀请录取的10多位同学吃早餐，大家都受宠若惊。经国先生的座位和我距离只有2公尺。他问我要去哪个学校？读甚么科系？有甚么计划？并希望我们在学成之后回国服务。他说话不多，但亲切诚恳。那年他65岁，我24岁。一个月后我就出国了，直到7年后学成归国才有机会再见到经国先生。但他当时对我们中山奖学金同学回国服务的期待，我一直都记得。民国70年（1981）我拿到学位后，只实习了半年就回台湾了。
另外有两件事，直接感受到他的风格。第一件是整饬政风。经国先生在民国61年（1972）5月就任行政院长后，第一次院会提出的改革就是公务员“十项革新”（俗称“十诫”），包括公务员婚丧喜庆不得超过10桌；
不得出入特种场所，除招待外宾外，不得随便宴客；
宴客必须吃五菜一汤的“梅花餐”；
上级视察人员不得接受下级单位招待等等。一时之间，雷厉风行。连我当年在桃园一个基层运输部队接受驾驶训练时，都可感受到他们贯彻“十诫”的压力。当时人事行政局长（经国先生的亲表弟）也因涉嫌收贿被起诉，最后判无期徒刑。当时虽有人批评经国先生不近人情，但是如此确实收到弊绝风清的效果，连党外人士都给予好评。
第二件事，是他处理第一次石油危机。民国63年（1974）初，原油价格由每桶3美元多暴涨到超过13美元。国内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政府决定推动“稳定当前经济措施方案”，采取“一次调涨，一次到位”的策略来因应。当时我在高雄左营海军服役，住在军官宿舍，订了一份台湾新闻报。涨价当天，报上刊出了所有民生物品的新价格。一位每天必喝米酒的老士官特别跑来借看报纸，当他看到一瓶米酒只从10块钱涨到10块5毛，高兴得笑瞇了眼，大声说：“还好！还好！只涨五毛钱。”这件小事令我印象深刻，经国先生的政策很替基层民众着想，他很照顾弱势百姓。
叁、负笈异乡 心系家邦
民国60年代初期，我国外交处境山雨欲来。从保钓运动、失去联合国代表权、到美国中共上海公报、中日断交，一连串的挫败，激起国内罕见的学生爱国运动，引发青年学生对国际政治与台湾民主的反思。民国60年（1971）初我访美两个多月，看尽在美台、港留学生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回国后立即参与台大学生的保钓运动，走上街头到美、日大使馆抗议。民国61年（1972）9月底，中共和日本建交，我们还动员各大学师生到机场去向奉命来台“说得”（日文“说服”之意）的日本特使丢鸡蛋。我当时在校园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极度关怀中华民国的国家尊严、政治民主、经济繁荣与社会公平。这些关怀，也跟着我留学美国，到了太平洋彼岸。
民国67年（1978）经国先生就任第6任总统前后，台湾社会逐渐由追求经济的富裕转向关心政治的民主。这段期间发生的中坜事件与美丽岛事件，隐隐反映了酝酿中的趋势。当时我人在哈佛念博士，兼任留学生刊物《波士顿通讯》主编，对于当时国内重大事件都有评论，也偶尔为国内外华文媒体所转载，如香港的《新闻天地》。而当年台湾党外一份名为《大时代》的刊物（陈阳德先生主编），还居然因为转载《波士顿通讯》的文章而被警备总部查禁，可知当时我们在国外言论的尺度要比国内宽松许多。
也就在经国先生就任总统的同一个月，哈佛大学举行了第327次毕业典礼，邀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国文学家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来校演讲。我虽非当年毕业，也慕名前去参加。当天索氏以“一个分裂的世界”（A World Split Apart）为题，强烈批判西方世界道德沦丧、媒体媚俗，对共产世界人民的苦难，麻木不仁，以致世界一分为二。当天座无虚席，他讲了近90分钟，其间数度大雨倾盆，却无人离席，大家深受感动，全场掌声数十次之多。我当天回家，立刻以“勇者的证言──追记索尔仁尼琴的哈佛演说”为题，撰写长文，投稿《中央日报》，自6月24日起连续刊出3天，并有社论分析，在台湾引起不少讨论。7月间我返国参加会议，还应国民党中央工作会议之邀，前往作专题报告。
民国67年（1978）12月15日，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 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废约、撤军，全国震动。次年，我在《联合报》海外版数次投稿，其中一篇名为“欢迎民主、反对独立”，就主张“台湾要民主化，但不能走台独的路”，当时流亡在美的一位台湾著名反对派领袖，也认为此一观点可以接受。另外一篇名为“消除幻觉、自立自强”，评论美国总统卡特被高华德（Barry M. Goldwater）参议员指控违反宪法、不顾国会、单独终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讼案，提醒国人不要寄望于诉讼的胜利，而要自立自强，才有前途。另外，那一年我也在《中央日报》海外版写过一篇“促进中国大陆的台湾化”的文章，探讨如何让当时大陆留美学生了解台湾经验，带回大陆。当时我在海外的言论，可能已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与重视。
肆、担任秘书 躬逢其盛
民国70年（1981）1月，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出缺，希望延揽一位年轻海外学人出任。当时经由第一局前局长周应龙先生的推荐，马纪壮秘书长及张祖诒副秘书长属意找我。我原计划毕业后留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后返国，到政大法律系担任副教授，后来决定接受总统府的工作后就把实习时间减为半年，在民国70年（1981）9月回到台湾。政大教职也改为兼任。
我在9月17日开始上班。约两个月后有一天，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葛乐士（Charles T. Cross）邀请马纪壮秘书长中午到他天母的寓所用餐，马秘书长带我去作传译（顺便替经国先生测试我的口译能力），回来之后没多久经国先生就召见我，这是我回国后首次见到他。那年他72岁，我31岁。
经国先生对我说，要我做他的英文秘书，并告诉我，因为现任的英文秘书宋楚瑜先生已出任新闻局长多时，公务繁忙，实在难以兼顾。经国先生还叮咛我在接任前，要多向宋局长请教。我立刻遵办，向宋局长请益英文秘书工作的要领。就这样，从民国71年（1982）1月1日开始兼任总统秘书，负责传译工作，并处理经国先生的英文函电。
记得第一次上阵，我有点紧张。走到经国先生与外宾之间的小板凳坐下的时候，因为身材较为壮硕（那时体重近90公斤，是我一生中最有“份量”的时候），膝盖顶到小茶几，差一点把茶杯撞翻。我当时尴尬得不得了，心想第一天上工就出状况，真不好意思。后来秘书室卢守忠主任告诉我，经国先生特别交代他把小茶几与板凳间的空间拉开一点，以容纳这位新来的胖秘书！
担任经国先生的传译工作，不算太难。因为经国先生本身也懂英语，而且他说话不疾不徐，相当清楚。经国先生虽有浙江口音，但不浓厚。我担任传译6年，只有一次听错。那一次经国先生谈到苏联里海边上的城市巴库（Baku），我听成“白宫”，还好立刻发现跟上下文兜不拢，马上改正。又有一次，一位美国众议员开口用俄语问经国先生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显然他想引诱经国先生说俄语。经国先生不为所动，回头对我说：“你请外宾说英文。”我遵办后，那位外宾才死心，改用英语。
这6年间，我陪见的外宾有数百位，越做越顺手。两年后增加了一位记录（员），就是空军武官葛光越上校（后来他奉派到法国接幻象2000-5战斗机返国，成为空军幻象战斗机联队的第一任联队长，后来做到空军副总司令退伍），我们合作得很愉快，他来了之后，我的工作负荷减轻不少。经国先生那时候健康情形变差，已极少下乡访视。他刻意减轻我整理纪录的工作，我想是为了要给我其它历练的机会。果然没多久，新的任务就来了。
民国73年（1984）6月，经国先生请沈昌焕秘书长通知我，接替陈履安先生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负责政党外交。我闻讯惶恐万分，因为当时我还不到34岁，家父也还是中央党部考纪会副主委，在形式上成了我非直接的部属。当然，经国先生的安排，主要考虑是为刷新国民党百年老店的老迈形象。他用心良苦，我当然要勉力以赴。
我到中央党部以后，即经常与外国议员、学者及记者互动，说明党的政策或澄清外界误解，举行记者会次数为历来最多，也经常出国参加国际政党活动，建立联系。同时，也透过这些国际政党组织如“国际民主联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IDU）举办的活动，见到许多外国元首与政要，每次回国都会在中常会报告，让大家知道国民党跟外国友好政党联系的成果。这项工作我做了4年，把友好政党数由40个左右增加到120个，也结交了数十位主要民主国家国会议员或政党领袖。民国77年（1988）7月国民党召开13全大会时，我邀请了66位外国政党领袖来台，这是有史以来外宾最多的一次大会，可惜经国先生看不到了。
回想起来，当时我担任这项职务，透过外国政党联系，深入了解国际政治实务、国际政党组织与运作、我国外交与侨务工作，与当前国家处境，是经国先生给我磨练的绝佳机会，我非常珍惜，也十分尽力。当年获得的知识、经验与人脉网络，到今天还受用无穷。
伍、经国之治 台湾跃起
民国61年（1972）经国先生接任行政院长后，开启了16年的“经国之治”。民国61年到民国77年，成为台湾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段期间国内外局势异常严峻，考验接踵而来，如中日断交、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日断航、中美断交，但经国先生稳健地带领台湾度过每一次危机；
经国先生也主导擘划十大建设，带领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每人平均所得从400美元增加到超过6,000美元，缔造了举世闻名的经济奇迹。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6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动十大建设，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这段时间，我或在服兵役，或出国留学，并未亲身参与，故不在此深论。
民国73年（1984）之后，是经国先生加速推动台湾民主改革的年代。从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解除报禁、开放党禁、国会改革等，我都躬逢其盛，参与规划，也见证了台湾民主发展非常重要的几个历史关键时刻。
一、解除戒严 开放组党
有一次，大约在民国74年（1985），经国先生突然找我去问：“‘戒严’英文怎么讲？”我说是“martial law”，意思是“军事管制”。他要我去查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意思，我查了5种国际著名的参考书，回报经国先生说“戒严”就是全面军事管制，有的还说，“Martial law means no law at all”（戒严就是没有法律）；
经国先生听了，困惑地说：“台湾没有军事管制啊！”
经国先生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的推断是：出自戚烈拉（Richard G. Ciccolella）将军的建议。戚烈拉将军是谁？他是二次大战美军英雄，曾在1944年生擒德国西欧战区指挥官伦司德元帅（Field Marshall Karl Rudolf Gerd von Runstedt），战功显赫。他1967年来台担任美军顾问团第八任团长，是经国先生的好朋友，意大利裔美国人。他的太太曾是经国先生的英文老师，因此他跟经国先生很熟，两人无话不谈，不需要传译。戚烈拉将军退伍后常来台湾，也经常和经国先生通信，都由我中译转达。宣布解严前一年左右，他来了一封手写的四、五页长信，讨论台湾继续戒严的利弊。他认为台湾背了戒严的黑锅，其实对人民自由的限制并没有其它真正戒严的国家那么严重，因此他认为其实可以检讨还要不要继续戒严。经国先生和他私交甚笃，他不会对经国先生讲假话。那时我就觉得，从戚烈拉将军的来信，到经国先生要我去查“戒严”一语的英译，种种迹象显示，经国先生可能有意要解除戒严。由于他见戚烈拉时，不需要我翻译，他们谈了什么，我并不知道，但我推断他们一定曾谈到这个问题。果不其然，民国75年（1986）3月底国民党12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政治改革中，就纳入了“国家安全法令问题”的议题，其实这就是“解除戒严”的研究。
除了戚烈拉将军之外，也有其它的官员以同样的理由──戒严背黑锅，向经国先生建议解严。当时驻美代表钱复先生，就是其中关键的一位。钱代表当年3月底回国以中央委员身分出席三中全会之前，经国先生曾先召见。钱代表即建议经国先生解严，当时经国先生还在考虑。会后4月2日，再度约见钱代表，再听了一遍必须解严的理由，他终于有了不同的看法。当年9月中，经国先生的三公子蒋孝勇先生奉命电告钱代表安排适当场合宣布解严，钱代表立即遵办。
民国75年（1986）10月7日下午4时，经国先生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发行人葛兰姆（Katherine Graham）女士及其友刊《新闻周刊》（Newsweek） 的记者，新闻局长张京育先生陪见。那是一个历史性的会面。经国先生沉稳地告诉外宾：“我们准备在制定国家安全法后，解除戒严，开放组党。”负责传译的我，一字一句审慎地翻成英文，我自己整个人感觉犹如遭电流通过般的震撼，我告诉自己：“我们正在改写台湾历史。”解严在当时虽已在研究中，并不完全意外，但是解严毕竟是历史性的大事，当天宣布，还是造成极大震撼。而选在这个场合对国际大媒体宣布，让全世界都能知道，时机对象都挑得非常合适。9个月之后，民国76年（1987）7月15日，总统公布施行“国家安全法”，同时正式解除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台湾脱离非常时期，回归宪政常态，终于迈出了一大步！为了纪念这段珍贵的历史访谈，我在台北市长任内的办公室，以及现在总统办公室外的会客室，都摆放当时见证这段历史的照片。
经国先生宣布解严后，各机关忙着制定“国家安全法”。有一天新闻局长张京育先生来问我，“到底将来管制的尺度如何拿捏？”几天后经国先生接见完外宾后问我：“有什么事吗？”我就向他报告，新闻局在讨论这个问题，希望能请示一下。经国先生说：“既然要解严，当然就是越来越宽，不能越来越严，我们绝对不能换汤不换药！”我就赶快告诉张局长，他听了很高兴。后来也印证了经国先生的谈话并非随兴所至。他说过“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那一次我很感动，因为他态度坚定，语气诚恳，一听就知道是真的要走向自由民主的大道，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二、法统疑义 国会改革
解严之后，紧接着就是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国民大会代表与立法委员）的新陈代谢问题，也就是“国会改革”。对于国会改选，当时若干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并不赞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如果改选，国家就会失去法统。
民国76年（1987）7月初，李焕先生接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当时他要我负责规划“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方案”的幕僚作业，那时只是规划推动资深中央民代的自愿退职，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其实这个案子中央党部早有承办单位，但是李秘书长仍然坚持要我接下来，我冒着“踩线”的风险遵办，一方面是长官命令，不便违抗；
一方面也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就关心这个议题，义不容辞。
那年10月，经国先生健康已经大不如前，出席国庆大会都要坐轮椅。11月间，他两度找我去大直的七海寓所，直接到他的卧房跟他谈话。那段时间，我去过七海寓所几次，都是为了外宾访问，在客厅担任传译。这次却不是去作传译工作。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他的卧房，房中摆设家具之素朴，到了简陋的程度，令人惊讶。这也是第一次看到他躺在床上，他健康的恶化，又让我忧虑，更是第一次他躺着跟我说话，使我意识到事态不寻常。他问我：“中央民意代表的案子规划得怎么样？”我向他报告：大致顺利，但有人提议增设“大陆代表”，以代表我国的大陆地区，引起争议。经国先生当时问我：“英九，去查查看民国38年政府迁台的时候，有没有宣布我们在这里还是代表全中国？”我当场就说：“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但我去查查看。”
我回去查了总统府公报，当年12月7日中央政府从成都迁到台北，并没有作过任何宣布。一周后，我第二次奉召到七海寓所，还是在他的卧房，他还是躺在床上跟我谈话。我向他报告查询的结果，他说：“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中华民国的法统。依照宪法选出来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不必再增设大陆代表。”我当时听了，真有说不出来的欣慰。因为我本身就反对在未来的国会设置大陆代表，因为既不合理，也行不通。如果能这样做，为何36年前第一届立法委员任满时不做呢？为什么要等36年呢？这是完全说不通的，人民绝对不能接受，所以我当然反对。经国先生的决定，解开了当时的一个死结。许多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虽然不满意，也不便大声反对。如果他当时不是如此裁决，必然会造成极大的争议，也必然使外界质疑政府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诚意。
那天晚上离开七海寓所，抬头看到满天星斗，想到刚才经国先生的决定，内心充满温暖、舒畅与感动。要知道，我虽然只是一个秘书，但是我也在观察经国先生对这个重大问题的决策是不是符合民意，而他确实作出了勇敢而正确的历史性决定。经国先生不是宪法专家，但是他的宪法见解绝对不输专家，让人实在不能不由衷敬佩他的英明与睿智。
三、国大抗争 最后一瞥
民国76年（1987）12月25日，经国先生去世前19天，他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日活动。当时民进党的国大代表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大声鼓噪。经国先生不受影响继续致词，致词完毕，当他坐着轮椅离开时，我看到他回过头对台下的抗争者深深看了一眼。那个眼神所表现的涵义，让我当时非常震撼，也非常不舍，至今难忘。
19天后，经国先生就过世了。当时我想，国会改革案如果能早一点完成，也许就可以化解这些不必要的抗争。但是这个案子当时拖了整整一年，直到民国76年（1987）7月李焕先生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后才交给我加速处理。当时李登辉副总统是小组召集人，当半年前我第一次向李副总统请示时，他就抱怨说：“这一年多项目小组都没有开会喔！”主管部门耽误的后果，也由经国先生概括承受，我的难过与不平，其理在此。经国先生逝世后，李秘书长带着我到处去说明这个方案，尽管有些资深中央民意代表炮声隆隆，中常会最后还是通过了改革方案。事后想来，如果方案早两个月出炉，也许可以避免行宪日当天的冲突。回想起来，我至今仍感心中难安。
写到这里，想起一个感人的小插曲。研商国会改革的那一段时间，媒体有一些报导，说我饱受若干资深中央民意代表的压力云云。有一天早上我到家对面的兴隆公园去跑步，跑完正要离去，突然有一个小男孩，手上拿着一张纸条送给我。我接过来一看，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谢谢你最近推动的改革，我们小老百姓都支持你，加油！”没有署名。我立刻问小男孩，是谁要他送来的？小男孩笑着指向远处一位女士。我跟她打了个招呼，就赶去上班了。那一天，心中很笃定，因为我知道，我跟多数的民众站在同一边。
民国77年（1988）1月1日，政府宣布解除报禁，报纸发行张数及内容不再限制。这项改革社会共识甚高，所以执行争议不大。大家都感觉到民主改革的气氛出来了，但没有想到，13天后经国先生却离开人世。当时举国哀痛，一般人民怀念他推动十大建设，把大家的生活改善了；
知识分子则感念他的政治改革，把台湾政治变得更民主了，朝野都对他极为肯定。
四、开放探亲 两岸融冰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经国先生晚年另一项为人所称道的政策，就是开放台湾人民到大陆探亲，体现人道主义，为转变中的大陆政策迈出重要的第一步。这项工作，我也曾参与规划。
民国76年（1987）年3月间，在一次外宾传译工作结束后，经国先生突然问我：“英九，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回报：“最近赵少康、洪昭男等委员在立法院质询，建议政府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其实现在每年都已经有一、两万人经由香港偷偷返回大陆探亲。但也有一些老兵不愿意违法，穿起身上写着‘想家’的长袍游街请愿，很令人同情。”经国先生听了就说：“这件事你去向张副秘书长报告。”当时我立刻告退，然后去见张祖诒副秘书长。他告诉我，经国先生已有指示：基于人道精神，政府应立即规划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要我们先来规划。原来经国先生早就想到此事。当场我们依照指示要点，诸如：政府与中共“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原则不变、开放探亲采取“人道原则”（可以探亲、通信与通话）、“民间办理”（由两岸双方红十字会安排）、“间接方式”（往返经过香港）等等，拟出一个计划，经反复讨论，于当年6月4日清稿后，呈报给经国先生。
经国先生批交中央党部成立的一个项目小组处理，然后再经小组多次集会讨论，提报中常会在9月15日通过。然后行政院也在院会通过本案，11月2日正式实施。海峡两岸隔绝38年，台湾人民终于可以到大陆探亲了。开放探亲，不但为两岸失联近40年的亲人提供团圆的机会，也为两岸关系解冻踏出历史性的第一步。这个政策，叫好又叫座，在国际社会也获得极大的肯定。
这个案子当时极为敏感，必须绝对保密，所以我把卷宗锁在我个人专用的铁柜里，亲自处理，绝不假手他人，连机密打字员都不知道此案。卷宗上书“颍考专案”，这是我取的名字，这个名称出自《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历史典故：春秋时代的郑庄公，出生时母亲姜氏难产，遂不为姜氏所喜，而姜氏溺爱庄公之弟共叔段。后共叔段谋反，为庄公所败，流亡国外，姜氏亦遭幽禁。庄公甚不谅解这位偏心的母亲，曾发毒誓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但君无戏言，如何解套？最后经由知名孝子颍考叔的巧思安排，挖地及泉，母子俩终于在地下隧道中相见，和好如初，化解一场人伦悲剧。我用这个亲人团聚的历史典故，作为大陆探亲项目的名称，觉得十分适宜。
陆、突然辞世 风范永存
1988年1月13日下午，经国先生辞世，我非常震惊，因为前一天下午我还在台北宾馆向李登辉副总统领导的项目小组报告国会改革方案，准备在第二天上午中常会向经国先生报告，没想到经国先生并未出席中常会，当时我们就觉得有异样。下午1点左右，经国先生因大量吐血而辞世。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感到有如晴天霹雳。尽管知道他身体不好，也没想到会这么快。当时总统府忙着安排新总统宣誓就职、安定政局、筹备国丧等幕僚作业，一直持续忙到午夜时分才告一段落。那时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感觉，呆坐在办公室里，突然想到自己追随经国先生工作快7年，竟然没有跟他要过一张合照的照片。我就跟刘垕局长说。他回答得很有智慧：“英九啊！你和他不知道照了多少照片了，你还不满意啊！”他指的就是接见外宾时的照片。那时想想，也对，工作这么久了，何必在乎一张照片呢？
经国先生对台湾的付出极多，他公祭前我看到李总统送的挽联，写得非常感人：
“厚泽岂能忘，四十年汗尽血枯，注斯土斯民始有今日；
遗言犹在耳，亿万人水深火热，誓一心一德早复中原。”
民国77年（1988）1月30日公祭当天，家父鹤凌先生奉派担任宣读祭文的工作。他国学根底深厚，获此机会，深感荣幸，特别勤加练习。当天他读得抑扬顿挫，感情丰富，当他读到下面这一段时，现场多人啜泣落泪，我也是其中之一：
“其任劳怨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
其赴事功也，敢行人之所不敢行。呕心沥血者垂四十载，其所树立，实来者之典型。”
1月30日经国先生灵榇奉厝大溪头寮。2月初我就匆忙赶赴美国参加国会祈祷早餐会，返国后再到头寮祭拜经国先生。那天望着经国先生的遗照，想到7年来他对我的知遇栽培之恩，不禁悲从中来，痛哭失声，不能自已。尤其忆及行宪纪念大会上的那一幕，更有椎心之痛，对国会改革未能尽早完成而再次深感遗憾。
经国先生是一位前瞻、魄力的领袖，他曾说过，“权柄，很容易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可见经国先生对权力的使用多么慎重。而他也说过，“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再做总统”，为推动民主化、本土化立下典范。
当他决定解除戒严时，遭到不少人反对；
而他决定开放组党、解除报禁、开放探亲、不设大陆代表，全都是重大的决定，也不是没有杂音。我们幕僚可以体会他那时的心境和遭遇的困难，但是看得出来，他每一次做决定，都是很自信、很坚定。总是不疾不徐地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对我来讲，是一个学习典范，一个改革者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他却必须睿智、勇敢而坚定。
柒、巨人肩头 承先启后
就一般人民的看法，先总统蒋公对台湾的贡献有三：光复台湾、保卫台湾与建设台湾。而经国先生最大的贡献，则在建设台湾。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比他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
经由十大建设、十二项建设、十四项建设陆续的推动，经国先生将先前蒋公在台湾20多年的建设全面更新升级了。经国先生的贡献，是台湾向上提升的基础，我们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而他当年处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做法──扩大公共建设，不正是目前世界各国处理经济危机的对策吗？
在另一方面，经国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大力推动解除戒严、党禁，开放大陆探亲，解除报禁，推动国会改革。台湾宪政常态得以逐步恢复，两岸紧张关系从此开始解冻。这些改革，对台湾影响重大。过去21年来，台湾历经5次国会全面改选、4次总统直选，也经过2次政党轮替，台湾的民主已经跨越了历史的里程碑，迈向成熟。而两岸关系的改善，为台海的和平与繁荣带来曙光，为我们的子孙，大幅降低战争的威胁。这些发展，可以见证经国先生当年决策的远见与智慧。
经国先生给我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要多接近民众，永远跟民众站在一起，以及任何的决策都要以民众福祉为依归。去年5月，英九为全民所托，承担国家领导重任，每当想起经国先生的卓越领导与重大贡献，就更加坚定我“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施政理念，因为这项理念也正是经国先生为台湾这块土地奉献的写照。英九相信，只要我们传承经国先生这种亲民爱民的精神，大家精诚团结，勇敢前行，台湾一定会有更美好的将来。这才是我们今天纪念经国先生最大意义之所在。
中华民国98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