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这里主要是跟大家交流点学习体会。本来我想讲讲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前面的同志都讲过了。我想我就讲讲中国改革的战略问题吧，因为我们这个杂志社叫中国改革，我也是自卖自夸了，把我对中国改革的一点想法“卖”给大家。
一、当前的危机与改革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危机？尽管理论界有很多看法，国内国外也有很多说法，但其实只是角度跟视角不同而已。有些人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解释金融危机，有的人用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不管怎么解释，其实大家有个共同的认识，就是都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三个因素的叠加。一是世界经济达到了一个高峰，并向低谷跌下来的自然周期。二战后60多年来，特别是美国1929年大萧条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基本上比较平稳，中间虽有些局部危机，但没有这么严重。这次终于来了，于是有了次贷危机的发生；
第二是中国过度的积累，美国过度、超前的消费，这个结构是很难持续下去的；
第三是美元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出了问题，由于缺乏监管，衍生金融产品泛滥，这三个问题叠加，总爆发了。当年有人问爱因斯坦信奉社会主义吗？爱因斯坦回答说，他不信奉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但信奉一个世界政府的社会主义。因为在爱因斯坦看来，人都是趋利的，国家也是趋利的，如果没有一个世界性的政府来维持世界秩序，是非常糟糕的，特别是在原子弹时代。一样的道理，缺乏世界性的金融监管，金融机构趋利化的投机会越演越烈，泡沫会越来越大，这是非常危险的。正如这次危机的爆发，必须解决金融的国际监管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危机会持续多长时间？现在有几种说法，有人说是U形，有人说是L形，有人说是W形。实际上，很多人可能认为经济危机会是L形，就是跌下来以后会在谷底有一个持续徘徊的过程。究竟什么时候见底实际上各有各的说法。最近我碰到欧洲一家银行的一个专家，他问我怎么看这次股市反弹？我说看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能预言“底”在哪里。比如说，美国花旗银行等银行一季度大部分都是赢利的，是否能说明经济复苏了呢？我看未必。因为它们的赢利主要来源于投机，而不是贷款。因为在此期间股市的波动、金融的波动给银行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它不主要是通过长期放款赢利，因为经济不景气它怎么可能通过放款获利呢？它的获利来源于股权的买卖或者是投资工具的买卖。所以有人预言，如果美欧经济起不来，靠大幅度提高贷款和投资的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会有一个大幅的增长，如果欧美经济在明年上半年复苏，中国经济就能扛过去。就会出现U形反转。
总而言之，这次金融危机是百年一遇的，是很大的。它不是短暂的，之前我们一些经济学家轻视了这次危机。07年暴发次贷危机，到08年时一些经济学家以为次贷危机已经过去了。08年宏观调整政策没有及时的跟上，上半年还在紧缩，下半年才开始放松。
这次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肯定会很大。其实大家想想看，我们这个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在大国里是绝无仅有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百分之六十几，出口占百分之三十多。这样，中国经济肯定受全球经济影响就大。新加坡的外贸依存度是200%，所以新加波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打击最大，今年GDP增长率可能会是-5~-6%。
既然我们的外贸的依存度很大，那么冲击波就很强。比如外贸逐步萎缩，外贸萎缩就对制造业和出口加工业造成打击，制造业、出口加工业不景气就会影响就业，这在第一季度已经很强烈的表现出来了。
那么我们的问题又在哪里呢？我刚才讲到我国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经济增长主要靠制造业出口拉动，大量的发展制造业，把产品出口到美国，换回外汇再存到美国去或者再输出资本。这样的增长模式是很难持久的，所以中国根本的问题是增长模式的问题，增长模式的问题又跟体制和结构问题连在一起。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GDP增长能否达到8%的目标，因此要增加投入，增加投入短时间可能见效。但是如果结构不调整，体制不改革，即便解决了，还会出现更大的问题。所以最终还是要通过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来克服危机。
所以，第三个问题，讲讲走出危机需要改革。改革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还包括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改革。改革是需要条件的，改革的条件常常在危机中出现。这次危机能不能够催生改革呢？我们知道有句话叫“危机催生改革”，这句话很有道理，因为平常的时候人们不愿意改，为什么要改？过的好好的干嘛要改？因为改革是有风险的嘛。那么当危机来了的时候就可能就有了催生改革的条件了，但这只是条件。危机能否催生改革还要看危机程度有多深，范围有多广。如果危机非常大，改革也很难办，搞得不好，会引发“革命”；
如果危机是中等的，那可能改起来相对好一点；
如果没有危机或者只是个小危机，那它根本不用改，扛过就行了。中国人往往喜欢扛过去，比如今年危机来了，就大幅度增加投入。因为瞬时调整分配关系增加购买力是不可能的，增加消费也只能是一次性的，比如说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它都是一次性的。中国的消费问题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消费呈两极分化，农民和低收入的工薪阶层的消费没有提升起来，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所以说，危机很浅的话，通过大幅增加投资今年就扛过去了，明年又重新按这个模式搞下去，结构也不用调，体制也不用改了。但是，我估计这次不一定能死扛，所以，从上到下都有呼唤改革的要求。不管怎么样，深化改革，在改革中寻找出路总是明智之举。
二、关于对改革的认识问题
我讲一下改革的语境、范式和概念问题。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表达，说话的范式和概念要有定义，不然的话就会扯不清楚。目前对改革多有非议，比如，如何看待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肯定是褒贬不一的。主流的意见总的来说认为成就是第一位的，问题、缺点是第二位的；
也有人认为改革在80年代末已经结束了，认为89年政治风波以后原来意义上的改革已经不存在了，朱学勤就认为80年代的改革和九十年代的改革是两种不同的改革；
也有人认为改革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有人质疑，改革有三十年五十年之说吗？还有人认为改革死了，维权开始了，维权已经替代改革；
“左派”怎么看改革的呢？“左派”认为改革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或者说权贵资本主义等等这些东西；
也有人认为，改革走到今天已经失去当年的意义了，改革就是分赃，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搞内部人分配利益。
如果说，人们对改革的事实就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对改革的概念就更有歧义了。大家知道，我们在使用同一概念时，可能讲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有人讲的是事实，有人讲的是理论；
有人讲的是实然，有人讲的是或然，或者应然。我认为，不论怎么看，改革是指一种社会变革运动，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如果讲事实（实然），我们的社会在这三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刚刚还跟刘老师和李老师谈到，“三味书屋”也是改革的产物，如果没有改革，我们大家也不可能在这里自由的交谈。1966年秋天，我曾经来过北京，那时候我是初二的学生，就在离三味书屋不远的广场上，离我不远处有个同学把一张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垫在屁股下面坐着，当场就被抓走了。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但这就是那个时代常发生的事。还有，比如编辑们在编写东西的时候，这一行写着“毛主”，“席”写到下一行，也要受到处罚；
喊口号喊错了更糟糕。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是号称全面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这个全面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与伦比的，比一般的专制和极权更厉害，它是把中国古代的皇权专制和现代的极权手段结合起来无所不包的全面领域的专政。
反过来说，改革之后的变化又是非常巨大的。比如说，以前有句话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割的那么厉害，到处抓“投机倒把”。生活上也没有自由，谈恋爱都要报告组织，有的人谈恋爱没有报告被当流氓罪论处。那时的很多东西在现在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三十年来的变化年纪大的人都经历过。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许变化还不够，离80后90后的期望还差很远。这有一个视角问题。打个比方，你从天上或未来看人间，可能一塌糊涂，但你从过去看现在，现在可真了不起。就好像一瓶水，从上往下看只有一点点，但从下往上看又觉得有很多。所以不同角度决定了人们对问题的看法和结论的不同。从我们这种过来人说，就觉得变化很大。但对“海龟”来说，或者那些80后90后的人，我们今天的现实离自由民主、法治的理想社会差得太远。所以我就想，不管我们怎么看，事实上，改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如何从概念上把握事实上的改革呢？其实很简单，不同的学科，虽有不同的范式，不论范式之间是否“相约”，但可能是等价的。在我看来，转轨、转型、改革等概念虽来自不同的学科，但大致是“同义”的，指的都是变革。当然在仔细的进行学科分类的时候，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可能会对改革给出不同的定义，但它讲的是同一个事情，讲的都是社会变革。我把这种社会变革分成三种形态，第一种叫自发演变，即自然自发的变革。它是个慢动作的过程，时间长，反复博弈，成本比较高。最具典型的自发博弈演变的是英国。我们现在讲法治讲民主讲宪政，其实英国也用了数百年时间才实现。公元400年罗马人占领英国时就带进了罗马法，尔后日耳曼人在进入英国的时候，把日耳曼公社残留的议会制，也就是社员大会制和职业法官相对独立审判制度带入了英国，后来又有了宪章运动，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才有后来英国的光荣革命，这个时间非常长，不是一蹴而就。
那么中国有这种自发的演变吗？肯定没有。中国是一个东方的专制社会，不断的重复着过去，秦砖汉瓦和明砖清瓦没有什么区别。在封闭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演化出一个新型的社会。其实历史已经做出结论了，3000年的演化就是不断地轮廻或打回原形。所以中国不可能关起门自发演化，只有封闭被打破了，如1840年以后才出现了改革或者革命两种可能性。
接下来讲的第二种社会变革形式，就是改革。所谓改革是指统治者或社会上层或主导者主动地进行渐进的、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这个定义大家接受或不接受都可以，但我用这个定义来描述改革。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但都失败了。所以有一句话叫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确确实实很多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这也衬托出改革的艰难。
第三种形态叫革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激烈的社会变革运动，是突变。历史上能称得上革命的有这么几个国家，法国、美国和苏联。法国是最典型的革命，大家知道1789年法国发生了革命、巴士底狱起义，接下来是雅各宾专政，热月政变，拿破仑称帝，七月王朝，普法战争，经过100年的折腾最后才稳定下来，使法国进入共和状态。因为革命是一种剧烈的社会变革运动，当社会快速变革的时候，社会的其他结构没有跟上的话，它就要来回曲折。马克思谈到两代波拿巴时诙谐地说，如果历史第一次是用悲剧开头的话第二次就用喜剧收场。他讲的虽是拿破仑和其侄儿波拿巴，但却道出了法国革命的百年悲喜剧。所以革命往往很难解决社会矛盾和结构变化的“同步”问题。
最成功的革命应当是美国革命。但是，美国革命跟其他国家的革命不同，美国与其说是一场革命还不如说是移植。最初的美国人大部分都是从英国去的，他们把英国的社会制度移植到北美新大陆。新大陆没有传统的包袱，所以他们很快就把英国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造，甚至提升。美国开国的先贤们能够用理想主义，搞出一个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可以说是开辟了人类的一个新的天地。这方面美国人得天独厚，美国当时只有400万人。在400万人中间搞民主多容易啊，而中国现在是十三亿人，要搞民主多难啊！此外，美国没有包袱，印第安人都被赶到保留地去了，然后一些有理想的人聚集在一起进行了一场革命，因此有了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美国宪法和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等等。
为什么说革命的概率如此之低呢？为什么几千年来没有几次成功的革命呢？这可以用生物的本性来说明。法国有个前共产党人，1944年的时候他还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之一，他叫莫诺，他还是诺贝尔生物奖得主，他写了本书叫《偶然性与必然性》。在这本书里他说，生物的本性是保守的，作为一种突变的革命是非常非常偶然的。他举了个例子，他说人类之所以存在完全是非常偶然的现象，三十亿年前的细菌跟现在的细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因为细菌太完美了，它没有任何缺陷，所以它不可能发生突变式的革命，就一代代的复制下去了。可能人类的祖先某个类似细菌的单细胞由于结构不太完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产生了革命，才有了生物的进化或突变，才有了今天的人类。但是大多数结构不完美的都死掉了，可能只有几支存活下来了。所以革命不是经常发生的，生物的本性是保守的。从这个角度讲，人类社会的演变很少采取革命的方式。我们不要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看成是社会革命。中国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实际上是“打倒皇帝自己再做皇帝的历史”，它只是改朝换代，绝不是新制度的诞生。我这里讲的革命是一种变革，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变革。
那么现在的中国具不具备革命的条件？也就是说可不可能发生革命？我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不可能，但有可能出现的是社会动乱。如果说历史上有什么前车之鉴的话，那就是周期性的动乱。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谁可能重复当年我们前辈那种做法呢？所以不可能发生革命。革命的主观条件、客观条件都没有。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中国不具备自发演变的条件，不会有英国那种自由演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原来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循环的东方的专制社会。1840年被打开国门以后，它就被卷进了全球化，它的所作所为完全不能自己了。在打开国门之后，它就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状态；
即使回到原来的状态也不能自发的演变为一个新社会。另外，中国的变革既然是开放带来的，那就肯定是动荡的、跳跃性的。其实我们想想看，鸦片战争160多年以来的中国发生了多少动荡、变革，包括战争等等才发展到现在，其间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辛亥革命、民国初年的混战、国民党的党治、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后的阶级斗争等等。作为落后国家，人们总想跳跃发展，总想超前发展，总想超英赶美，所以也不可能去自发演变。
第三个判断，中国是否具备改革的条件？我认为中国是具备改革的条件的。在我看来，最切实可行的路就是改革，也只有走改革的路，我们才有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说起来你们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认为一个强大的统治者，也是改革的条件之一，因为处在那个位置上，国家的兴亡都在他的肩上，他不得不考虑；
第二个条件是具有强烈需要变革的大众，极度想发财的老百姓，也是变革的一个条件；
第三，知识精英的理想主义的情怀也是改革的条件，虽然有人可能觉得知识精英权贵化了，但有些还是很理想主义的。然而，具备改革的条件不一定就会改革，还必须有催化改革的催化剂。大家知道，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文革就是改革的催化剂。事实上，不论怎么看，这个催化剂随时可能发生，比如一定程度的危机可能催生改革，一定的条件的恶化也能催生改革。
所以，我们国家只有改革才有未来。改革我们坚定不移。
三、关于改革战略问题
既然只有改革才有未来，那么搞改革就应该有个战略问题，就要进行改革战略的研究。
（一）改革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要有一个鲜明的战略方向，或者一个战略框架、构架。为什么呢？“摸着石头过河”从哲学角度讲可以理解，因为改革也是试错嘛。但是在今天，再说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比较搞笑了。实际上人是有主动性的，从此岸到彼岸是清楚的。虽然未来是不可测的，但是可以选择的，可以通过人的主动努力，达到或部分达到目标的。
（二）改革和发展的阶段性。从改革的阶段来看，我觉得应该有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是放开搞活，开放开发阶段。
实际上，八十年代的改革充满了了理想主义情怀，拨乱反正，开始放开搞活，九十年代的改革是大规模的放开搞活。这个阶段付出的代价非常大，比如环境污染，贪污腐化，道德沦丧，信用危机等等。第二个阶段应该是经济转型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社会转型，第四个阶段是政治转型。我觉得中国的社会进程会有这样几个阶段。那么，我们现在是处于什么阶段呢？我觉得搞了三十年改革，不可能还滞留在开放开发阶段，应当是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交叉进行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就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有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
从认识上说，经过了三十年改革开放，此岸和彼岸大体是明确的，改革的目标是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政治民主化。关键是如何从此岸到彼岸。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好像没有什么分歧。
从利益上看，我觉得最高决策者、社会大众、知识精英的利益取向也可以在某个阶段达成某种一致，这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早晚会发生。大家可以想想看，作为决策者，他希望能够在新的条件下继续执政；
作为老百姓，他希望在一个新的条件下的生活和工作更美满；
知识精英希望能在新的条件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等等，这些在某个时点上会一致起来。
（三）改革的战略问题。一是全局性，二是长期性，三是前瞻性，四是进取性，五是务实性。全局性是说改革在全局上要有一个总体的设计、总体的目标；
长期性、前瞻性，是讲我们的目标制订要有一个时间概念，比如说用20年或30年或50年，完成经济转轨、社会和政治转型；
进取性是说我们要主动改革，没有这种进取性就谈不上改革了，那就是演变；
务实性是说改革要有可操作性。我们现在是诗人太多，工匠太少。社会主义也好，民主宪政也好，市场经济也好，都是一砖一瓦扎扎实实添加起来的，是建设起来的，它不是用美丽的诗篇说出来的。所以改革要有可操作性，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
（四）改革的逻辑问题。回应前面讲的三个阶段。我觉得历史的逻辑和理论的逻辑还是很一致的。为什么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要从经济领域开始？为什么不能从最理想的目标如宪政开始改革？大家想过这问题吗？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来讲，生存利益、安全利益是第一位的，最基本的，所以它的动力最强。当基本需求尚未满足时，价值需求是很弱的，尤其是在中国。中国人的价值取向能跟欧洲人比吗？我们从小就念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座的请举手谁能做到为自由两者都可抛？我看有这种倾向的人在现在的中国恐怕越来越少了。中国人的价值选择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比较务实的。从全球化看，各国之间经济利益的契合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中国卷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以后，其选择不完全是由自己来决定了，因为全球化是多方博弈。更重要的是，中国有个巨大无比的市场，这个巨大市场的共同开发使得中国原来的制度还能延续下去，使得西方与中国妥协。中国有13亿人口，市场等于人口的需求，十三亿单一的中华民族，单一的文化，全世界有吗?绝无仅有。十三亿人，需求又如此强烈，欲望又是如此之大，这是多么大的市场呵。这是任何国家，包括印度所不能够替代的。但应当看到，现在中国的现代化也只是在沿海部分地区，那里有像欧洲、美国一样的摩天大楼。不要忘了，还存在像非洲一样贫穷的西部地区等待开发。这就是说中国市场开发的潜力非常巨大。这就是经济发展走在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前面的原因。这不是哪个人能决定的，而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
事实上，中国的社会变革100多年走过了一条曲折动荡的路。各种改革、改良、革命的药方都试过，从宪政到三民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穷过渡”都搞过，都想创造历史，实现各自的乌托邦或千年王国。最后的结果呢，还是要回过头来搞经济。想想看，多少贤人伟人，都想为中国人制造一个大同社会，制造一个完美世界，最后碰的头破血流又回到原点，还得先搞经济的开放开发。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改革从经济开始符合人的本性，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符合国家的外部变化，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而不是由哪个人决定的。从经济改革走向社会改革再走向政治改革，这就是改革的逻辑。
（五）改革所处的阶段。我认为，我们正处于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转型主要是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社会转型就是将社会从国家分立出来。我们原来是党政军合一的，党国同构，政权和经济合一的社会。社会转型实际上就是国家、政府从很多领域退出来，给社会让出空间。在这个阶段要做的事很多，归纳起来有三个层面。第一是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主要是产权改革。改了三十年，我们的产权制度还是不清晰。要素市场的改革仍没有到位，一些重要物资的价格没有放开。还有反垄断问题等等。直到现在，资源管理制度、产权制度都没很好的建立起来，这是需要深化改革的。深化改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建立现代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市场不健全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这个股市。目前我们股市基本上是政府在调控股价。我们的市场的某些技术已经洋化的不得了了，但它的基础还是非常的落后。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远没有到位，它的法律监管，公开透明，法治基础，对冲工具都不具备。现在大家都在谈人民币国际化。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是它的信用基础建设要加快。货币的本质是可接受性，是它的信用。大家之所以愿意接受美元，是因为战后美国GDP占了当时世界GDP的50%，美国现在同样还是非常强大，GDP占全球总量的28%；
还有那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货币是债权的凭证，国家发行货币意味着国家欠你的钱，其他国家为什么会持有那么多美元呢？因为他们相信美国政府信用要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信用，美国政府的信用是以他的实力做靠山的。但是我想美元独大是不可能长久的，但这肯定是个演化过程，而不是新设过程。比如有一天可能出现几个大国的货币联盟作为世界货币，而不再是单一的美元，也不可能是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大家想想，“世界政府”搞了这么久都没都搞起来，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怎么可能充当世界货币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将来可能会出现货币联盟，比如由人民币、欧元、日元和美元等货币构成世界货币联盟的基础货币。真正的世界货币是在交易中自发形成的。人民币要国际化，一是法治基础必须要加快进行，因为没有法治的基础制度，谁敢用人民币？二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建设，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所以我们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还有好多工作要做。我们现在讲美元泛滥，杠杆无限拉长，要去杠杆化，但人家患的是富贵病，是吃的过饱了，我们是根本没吃饱过。所以我们不要听到金融创新就害怕，我们的股票市场连一个对冲的工具都没有，比如股指期指到现在都不能出来。可见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个层面是要加快社会领域的改革。我觉得社会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和多元化。30年前我们把经济放开了，才产生那么多经济主体，才有了今天经济体制、规则的变化。同样，现在社会领域里的科教文卫都是政府垄断，所以，首要的是放开搞活，打破垄断。打破的方法就是多元化。为什么政府一直垄断不放？我估计可能是条件不具备。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之所以这么大，就是因为我们过分发展制造业，而没有发展第三产业，或者发展的不多不深。我们制造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生产的鞋一年可能到60亿双，世界市场鞋的大部分都由我们来生产。反过来说，第三产业很多方面非常落后。我们第三产业哪些方面比较发达呢？一个是跟商业，制造业有关的发展起来了，但科教文卫领域的第三产业发展的非常慢，科技创新产业、设计业，、包括软件等等很多方面发展都比较慢。我们的事业单位改革缓慢，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些方面不改革，中国的第三产业就无法发展。比如教育。教育部凭什么垄断？无非是意识形态的管制，意识形态适当放开或改变管制方式有什么可害怕的？你规定几条，然后让社会来办学，我看出不了什么乱子。教育部现在集准入制度、监管制度、管办教于一身有什么好？当年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各个主管部门也是这样集权一身，企业的“供产销人才物”都由主管部门决定，企业又怎么能独立出来呢？它怎么能成为市场主体呢？我们要走出危机，就要放活一些领域，所以科教文卫的改革将会是新的增长点；
反过来说，如果不放活，那第三产业就很难发展。教育体制改革是中国必走之路，如果教育体制改革再不搞，贻误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中国有两个领域做不好可能遗害子孙后代，一个是环境污染，另一个是教育问题。社会领域改革包括面很广泛，我今天只讲了教育，因为我今天是鸟瞰式的，把改革的全貌大致给大家介绍一下，不是专门讲某个领域。
第三个层面是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阶段，离不开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文化、社会与政治是分不开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定在哪里呢？我觉得目标不要定的太高，定的太高可能做不到。因为我们是改革，不是革命，改革肯定是一步步来。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是宪政而是为宪政创造条件。我认为现在不具备宪政民主制度的条件。实现宪政民主要有四个条件。第一是经济条件，第二是社会条件，第三是文化条件，第四是政治力量。我举个例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像印度尽管经济非常落后，但基本还属于民主政治制度，尽管有很多缺陷。如果理念上的宪政民主满分为10分的话，我估计印度也就是4分。印度为什么能够实现民主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国大党的自由民主传统，印度国大党当年在甘地这群精英的推动下，走的是和平抗争的路子，他通过和平抗争就能和平的获取很多东西。很多英国殖民地独立以后搞了个假民主就完了，为什么印度能够坚持到今天？国大党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国大党的精英份子，秉承甘地传统，坚持了和平理念和民主自由理念。印度有了这个政治条件，其他的条件具不具备不是很重要，但是如果其他条件都与民主相悖的话就很难搞。印度的经济条件绝对是与民主相悖的，这么大的国家，这么落后的经济，导致印度形式上是全民民主，实质上是精英民主，是少数精英之间的选举游戏。所以说经济条件太差，就很难支撑全民民主的实现，但是由于印度采取了精英民主，所以就能够维持。印度的精英民主还有两个支撑条件：一个是社会条件，包括印度的种姓制度。民主发展首先是从贵族、少数人的民主开始的，然后扩展到全民民主，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全民民主的。英国1921年以前妇女还没有选举权，英国民主也是一个逐渐从少数人向多数人扩展的过程。印度的种姓制度支持了精英民主。而这些精英经常感觉对不起下层，经常去给老百姓免费看病，免费教育，去赎罪。所以它的等级制度跟它的荣誉制度连接在一起，高等级就是高荣誉。印度的文化也支撑着他的民主，印度文化基本上是内省的文化，印度的许多社会冲突都是穆斯林跟印度教之间的冲突，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所以印度有这样的条件，能维持他的宪政。
再举个新加坡和香港的例子。我在香港待了几年，对香港比较了解。香港回归前，香港人要求保留两个东西，第一个是新闻自由。香港确确实实是一国两制的典范，香港的新闻自由也是真实的。前段时间爆了一个丑闻，一个新闻官跟一个酒吧女在街上被新闻记者发现了，记者就穷追不舍，最后以新闻官辞职告终。香港的新闻自由是香港的政治体制能够保存下来的一个重要条件。第二个就是终审权，其实终审权并不是很重要，香港回归以前并没有终审权，当时的终审权在英国枢密院。香港有了这两个条件，就产生了权力制衡，维持了宪政制度。其实我们知道宪政民主有三层含义：一是主权在民，就是游戏规则是由游戏者自愿参与和制订的。二是治权和审判权的分离，审判权相立独立才能维持权力均衡。但是有人说香港没有民主，有自由，我觉得搞笑。这话怎么说得通？香港在回归前是个殖民城市，它的行政首脑不需要一定由选举产生，像法国一些城市的市长也是上面任命的，并不妨碍它们具有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框架下、宪政框架下运行的民主特征。所以，与其说香港没有民主，不如说香港没有自治，因为香港的行政长官不是选举出来的。我觉得民主自由就像美国著名学者萨托利讲的，是一根钢绳上的两股互相绞在一起的不可分离的东西。民主必须以自由为前提，没有自由哪有民主？所以，新闻自由和终审权这两条非常重要。
再看看新加坡。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新加坡是专制国家，它无疑是民主宪政国家，只不过比较低级原始一点。新加坡的选举尽管执政党和统治当局有很多干预，或者还有很多国家集权的成分，但是新加坡仍然是个民主的城市国家。它就像一个公司的董事会一样。新加坡的新闻、报纸是相对被控制的。为什么新加坡还能够维持民主制度？我感觉它起码有这几个条件。第一，新加波的总统制可能起了很大作用。新加坡的总统不完全是虚拟的国家元首，用李光耀先生的话说，总统是代表人民来看住我们的钱袋子的，不要给贪污掉。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总统随时可以弹劾政府官员，包括总理。这个条件弥补了新闻不自由的缺陷。第二，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具有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指什么呢？参加人民行动党的人是不拿钱的，党员也都是各界精英，党工大多数是义务的，拿工资的党工可能不超过100名，多数是志愿者。第三，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制度，新加坡官员的工资超过亚洲平均水平，超过美国的水平，可以说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高薪养廉，理想主义，党本身的精英运作，加上总统的制约，形成了权力大致不能被滥用的制约因素。
我解释这些是想说明，实行宪政是要具备很多条件的，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是否具备这些条件。如果不具备，又如何去争取，这不是唱高调可以解决的。
（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目标。那么，如何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目标。我们现在一谈政改就要提宪政这样的终极目标。就像当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样。借用伯恩斯坦的话说，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得什么。这句原来是说共产主义运动的，但同样可以用到政治体制改革上，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要有渐进改革的理念，因为最终目标是由一系列阶段目标组成的，你在不断改变这个国家的时候，就为这个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我想说，我们要探讨阶段性目标。
第一，与经济领域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加快进行，具体说就是我们要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人们喜欢用“政府转型”这个词，但这个词没有确切的定义。什么叫政府？是指狭义的政府还是广义的政府？狭义的政府就仅指行政这一块，广义的政府是指整个国家机器。什么叫国家机器？党政机关都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很多人质疑党的干部怎么成公务员了？又怎么不能是公务员呢？咱们国家公务员的定义就是广义的政府官员，而不是西方的那种公务员、事务官之类的。党组织是国家的决策机构，既然是决策机构，当然属于国家机器，不能回避。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搞，我觉得应该有个研讨，应该有个长远规划。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肯定应该是在中共领导下进行改革，这点是不能逾越的，越过了国家就会乱。
第二，社会领域和政治体制相关部门的改革也要加快进行。其实十三大的报告已有完整的表述。要改革的领域很多。就说教育体制吧，我们的教育体制到底在哪些方面有进步呢？在哪些方面甚至还不如上世纪80年代？比如，那时候就拟实行校长负责制。现在又如何呢？推行校长负责制仅仅是教改的一部分。有人主张教授治校，其实这个说法也不对。教授怎么治校呢？教授是教学的人，而治校主要靠教育的行家、教育的职业管理者来治校。教授治校只是表达了教授要有学术权力，但学术权力与行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如何界定？这些都要有个说法。校长负责制到底向谁负责啊？在什么条件下负责？是美国董事会下的那种负责制还是像英国、法国或者欧洲大陆传统的评委会或多方委员会下面的负责制，或者管委会下的负责制？决策权力和行政权力如何分离？学术权限与行政权如何划线，是学英国模式、德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都可以探讨。总之，教育体制改革非常复杂，涉及到教育的主管部门怎么改，怎么把主管部门变成行业管理部门，学校内部教育管理体制怎么改等等问题。而我们现在讲的教改主要是指教育方式的改革，体制不敢碰。但迟碰不如早碰，不然会贻误国家的未来。
最后讲政治领域本身的改革.。我觉得政治领域的改革有两件事是可以做的。第一是基层民主自治的配套改革。所谓配套改革，是指将乡镇直选制、公共财政和民事的独立审判制“三合一”的改革。如果单独搞选举，绝对是难以成功的。打个比方，如果在某个乡采取乡长选举，候选人是不是要承诺向下负责？否则选民不会选你。但如果当选者不向上负责，那么上面条条权力都可能向你关闭。那你又如何向下负责？另外，在进行直选的地方独立审判不进行，谁来公正裁判啊？所以必须有配套改革，我觉得可以先做试点。
国民党到台湾后，做了这么几件事情，一个是基层选举，一个是土地改革，一个是整治党风。而基层选举，或者说基层的民主化搞了20多年后，才开放党禁。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慢慢地试，让中国人把民主当做一种生活方式或思维方式，不试永远也不可能有民主化的那一天。在试的过程中，可以不采取党派选举的方式，先以个人名义来选，或者由各个组织推荐候选人来选。国民党当时就是在没开放党禁的情况下进行基层直接选举的。我们一些人一讲选举就说要开放党禁，但开放党禁现在做不到。
政治体制改革从基层做起，从村乡两级再到县，逐渐使民主的选举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独立审判制度能够有机的配合起来，这样改革才能有希望。否则，我们的选举就难以避免假选、贿选或霸选。越南搞的选举都比我们的正规。原来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代议制，所以先要改法律。越南国会通过了一个特别法律，规定可以直选，进行实验。我们这里要直选可能就违法违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法，这就不能直选。要从法律上给它一个说法，不能每次改革都破坏法治，这样改革也做不下去。越南邀请联合国派观察员监督，防止贿选。越南与联合国开发署合作，由联合国开发署出钱来搞，联合国开发署介入它的一个试点。这里说的越南直选也是试点，不是在全国推开。我们要吸取越南的经验，规范基层民主制度。
第二，党的治理方式和组织结构要改革。党要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就要按执政党的要求来建设我们这个党，比如党的组织方式、结构要改革，使党有效率，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再民主化。党代表直选可以一层层来，但是党的效率和科学化应该走在前面。不论执政党是否选举产生，作为执政党本身有一个治理结构的科学化的问题。比如在如何处理党与人大的关系问题上，可以借鉴日本自民党的经验。日本自民党设置专门小组与国会沟通，它通过党内提出提案、委员会表决等程序后送到国会去投票；
它与政府的20多个部门也有对应的专门小组负责沟通。大家知道，企业的董事会设有很多专门委员会，有薪酬与劳动报酬委员会，有战略投资委员会，有财务审计委员会等等。我想，中共党的组织结构科学化就应改变领导方式，实行党政分开，党的决策权和人大的审议权、政府的行政权分离，比如，设置多个专门的常设委员会负责与政府和人大沟通协调，应该大量的吸收专业人员进入中共，要把党内的专业化、职业化和科学化搞起来，使党更有效率的来领导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我想，如果这些事情能做好的话，我们未来三十年是很有希望的。中国一定会成为伟大的富强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世界的事情也是中国的事情，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已经与世界不可分了，我们要和各国人民一道，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方面，中国有能力履行自己的义务，有责任和各国人民一道建立一个和平和谐发展的美好的新世界。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观众：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区分一些国家是改革还是革命，是把美国划在革命还是改良的道路上？从美国历史发展过程看，从其整个演变来看我觉得把美国划在渐进性一类更有说服力。
再一个，今天您讲到这个改革阶段。后面谈的这些我很同意，不管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包括教育改革这些问题都很深刻。我觉得像这么严格来分呢，如果完全把政治和经济分开，只谈经济，这样自然就让一些很落后很腐朽的那些东西没办法改。甚至我们现在很担心的是，在以前我们觉得还有些理想的东西，现在就因为利益集团的原因越来越平庸了。但相反的是利益关系已经深深的搅在里面。
袁：第一个问题，关于美国是革命还是改良，其实我觉得概念往往跟现实不一定能区分的那么清楚。第一，传统的说法认为美国是通过独立革命，从英国的王权统治下变成一个共和的联邦的国家，它可以称为一场革命。但它把英国人的基本制度，除了王权以外移植到美国来，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第二，它也是个渐进过程，革命和改革不是决然分开的。单一的理论的范式解释现实的时候，往往是有缺陷的。我讲美国是场革命是从传统的角度，也就是从第一个层面上来说的。
第二个问题，即政治目标（需求）与经济目标（需求）的关系，我解释一下。比如马斯洛在阐明需求层次的时候，不一定认为人是个低等动物，只是说第一层次需求强烈，比如生存问题，更高层次的需求如荣誉和自我实现较弱一些，但他绝对不是说这种高低错落的需求是此起彼伏的，而是交叉进行的，第一层次需求还没满足到极限的时候，第二层次需求就已经起来了。所以，我认为，首先是经济开发，让经济增长，让各种商品生产的主体、社会主体生长出来，在生长的过程中才有规范和转型，规范和转型必然牵涉到政治体制和其他一些方面的改革。社会和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各领域改革不可能完全分离地进行，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重点，有一个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其他问题可能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开放开发阶段也需要政治体制作出相应的调整乃至改革。没有政治体制变动或松动，就不可能有开放开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比如说没有打倒四人帮，没有文革的结束，没有邓小平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这个中心上来的政治变革，也就不可能有开放开发、改革搞活。所以说它们不是完全对立的。
观众：刚才袁老师说中国可能要从经济改革走向社会转型，然后才能到政治体制改革，我想问的是，现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政府也许认为大部分都是成功的，但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大部分改革都是失败的。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和我们的政治体制有一定关联，比如说在人大代表和政治协商制度下，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据我推测，可能都是权力集团的代言人。所以现在对这些权力集团的利益有影响、有损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会出台或者难产，而对这些权力集团有利益有好处的法律法规政策会很快的产生出来。我想问的就是说，您说要先进行经济改革，然后才能到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一直因为利益的分配问题导致每一次改革都流产，中国会走到哪一步呢？
袁：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想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说事实是这样发生着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刚才讲百年震荡，革命、战争不断，最终结果还是回到经济上来，这是个事实。如果讲愿望的话，我相信在座的人都希望政治体制改革优先，能够更快的达到改革的目标。但事实不是这么回事，这是第一。第二，先经济后政治这是历史的逻辑，历史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不管什么原因，你可以说统治者太强大，也可以说老百姓太软弱，亦可以说我们价值观念不行，这都是解释。但事实摆在面前，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第三，关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判断问题。你刚才讲了，政治体制改革进步非常慢，因此造成很多社会问题。也有人说这些问题是双轨制带来的，但即使采取双轨制，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给予配合，也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寻租、贪污和权力市场化等等这些东西。比如美国，在战争时期价格也是双轨制的，有市场价格，也有管制价格，但是腐败并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因为它的政治体制对腐败进行了抑制。双轨制不一定会导致严重的腐败，双轨制只有在民主和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才会导致严重腐败。所以人们才希望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抑制腐败，但政治体制改革不完全取决于人们的愿望，它取决于力量对比，取决于社会力量的生长和社会条件的成熟，因此，改革不能超越它的条件，例如，为什么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很难实行？它显然在技术条件、认识和利益条件上有问题。比如，在中国实名制都做不到，财产申报制度怎么做？这是技术上的问题。实名制都做不到，财产申报制度只能是一种奢望。
第二，利益上怎么摆平？我常想，对过去发生的事我们不要过于追究，改革之初邓小平讲，要解放思想，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要团结一致朝前看，这既是一种政治谋略，其中亦有大智慧。如果纠缠老问题，冤冤相报，中国能前进吗？我觉得邓小平是有大智大慧的。当年许多老同志要揪过去的老账，他表态说，自己也挨批了很多次，也记不清谁批他了，这是何等的大度。一样道理，财产公开不是不好，而是做不到。那么，能不能先提出预算公开？预算是新的流量，从新的流量而不是存量做起，在边际上进行改革，可能更有成效。只有通过预算公开，才能有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建立不起来，民主宪政制度又怎么能建立起来呢？民主不仅仅是选举，是要有人来看好我们的钱袋子，不要让人民的财产被浪费和贪污掉。预算公开就意味着政府要公开财政资金的用途，接受社会的质询和监督，杜绝黑箱操作。这就对我们的人大提高更高的要求，例如人大代表的职业化和专业化问题等等。人大代表连财政报表都看不懂，怎么监督啊？所以，改革就要一步步推进。我们讲要建设和谐社会，那就要落实在行动上，比如如何推进预算改革、公共财政等等，为民主宪政制度创造条件。
我承认现在问题非常多，这是渐近式改革的代价，这个代价很大。你刚才讲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不进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实如果现在进行全面的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代价同样巨大，搞得不好，甚至会贻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机遇。中国有13亿人，大多数人把经济价值放在首位，怎么民主宪政化？当年希腊人是在能听到钟声的范围内实行民主，美国是在数百万人的社会中搞宪政，而且其中有许许多多怀着理想的知识精英，这才有了宪政革命的成功。中国不仅人口多，而且伦理道德空前的堕落，如何搞宪政？我这样说，只是想说明为什么是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优先。中国有句话叫“饱暖思淫欲”，也可以说饱暖思民主，吃饱了喝足了后才会有荣誉感，期盼自我实现，才可能具备民主宪政的条件。发达的经济是民主宪政的重要条件。
观众：刚才您讲的那个策略我接受。但是有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这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动力是因为我们的领导们发现通过改革开放他们的权力可以变的更大，他们的腰包可以变的更厚，因为有这样一个动力，他们才能疯狂的推动改革。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往下走下去了，比如手机双向收费谈了多少年了都改不了，涉及到几个政府部门的利益就不能走下去；
这两天机票三家航空公司联合涨价，我们的政府也在保他们。现在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走不下去了，因为那些垄断利益集团他们的权力太大了，他们的利益太大了，他们完全不接受进一步的改革，那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呢？
袁：行政垄断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不能单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但垄断的存在是历史遗留的，原来是国家垄断一切，包括人们的思想。久加诺夫讲，共产党之所以在苏联失败，就是因为把所有的都垄断了，把社会的活力消灭了。我们的体制现在是从国家垄断转到公司垄断去了，这也许是一个进步。人们对行政性垄断深恶痛绝，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是社会不公平的集中体现。你刚才讲现在已形成了新的垄断的既得利益集团，但是冲破这种垄断，冲破这些利益集团肯定是要有一个过程。如果现在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得太高，显然行不通，比如开放党禁绝对不可能，但是你要对垄断的既得利益集团提出批评意见，我看没人会去禁止你。所以，大家可以去呼吁啊，去和平争取啊，社会进步就是这样来的，是博弈出来的。改革的动力不足是一个事实，虽然自己不能“革”自己的“命”，但上级可以“革”下级的“命”。这就是我为什么讲基层改革可以启动的原因，如果高层愿意的话，完全可以“革”基层的“命”，进行改革。这里“革命”是打引号的。一样的道理，反垄断也是现阶段改革的一个攻坚任务。
观众：您在香港也有几年的工作经验，我想问的就是香港的回归有十多年了，我们也有了十来年的“一国两制”的实践经验，那么您觉得这种经验实践的效果如何？对于台湾来讲有没有一种吸引力？讲到两岸的统一的话，您觉得可行的政治基础应该是什么？目前咱们肯定是说台湾不想跟我们统一起来，但从大陆方面来讲是不是也有一股政治的阻力不希望过早的统一？
袁：香港的“一国两制”我觉得基本是成功的，尽管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它的民主宪政的基本的框架保留了，比如我刚才讲了香港有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独立审判权。当然，香港的特首直选和立法会的全部直选需要有个过程，因为过快推行直选可能也不利于香港的稳定。现在香港立法会有一半议员是直接选举产生的，另一半是功能界别产生；
香港特首还是采取少数选举人制度，我们这方面的承诺是在2017年进行直选，也给出了一个时间表。曾荫权完全是英国文官制度下培养的官员，他能够接受这个体制，说明这个体制与西方民主宪政制度没有多大差别。我想，只要我们保持了它原来的治理框架，对台湾来说都是一个“样板”。但这种样板不是完全可以等价的，台湾和香港不同，香港原来是个殖民城市，收回就行了。台湾是中国内战遗留下的问题，台湾政府是遗留下来的旧政权。所以说台湾问题也比较复杂。连战来大陆，可能与中共是有共识的，也许是想通过经济的一体化逐渐走到社会、政治的一体化。也许现在的政治条件还不成熟，保持现状可能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观众：我非常认同您的看法。我认为，刺激改革发生的力量主要有两种，第一个是社会突发事件，比如说鸦片战争，比如说三鹿奶粉事件，这些会促使矛盾发生激化，然后促使改革；
另外一个改革方式主要是上层精英人物的意愿，比如说改革开放，比如说这次的医疗改革，上层精英人士的意愿和他们的想法。我想问在这两者之外有没有第三种方式能促使改革发生？
袁：其实很多改革是因为偶然因素促成的，是人们不能预见的。刚才你归纳了两种。有突发事件促使的，比如孙志刚事件。为什么现在进行医疗改革？因为看病难看病贵，是社会舆论呼吁的结果。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其实我们现在有相对的新闻自由，只要你不挑衅执政党的合法性，而是针对中国存在的问题，还是允许你说的。除了刚才讲的两种以外，中国改革可以由各种因素推动。大家注意到互联网了吗？互联网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的一个福音，如果没有互联网，情况会很糟糕。因为在两极分化过程中，社会矛盾会绷的很紧，两极之间没有通话渠道，老百姓没有发泄自己愤怒的渠道，也没有表达意见的渠道的时候，就会变成两极对抗，矛盾就在两级之间积累直至爆发。正是有了互联网，提供了和平、民主、沟通、对话的机会。人们在互联网上发表意见，尽管有些尖锐的会被拿掉，但是大部分还是允许存在的。互联网有四个显著的作用：发泄情绪，表达民意，协商沟通和监督。现在官员很在意网络，温家宝总理说他常上网。各级官员很在意网上发的东西。普通老百姓也能在网上自由讨论“国事”，监督官员，使一些官员有所收敛和节制。也许中国的民主化不一定要复制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互联网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海德公园。当然，互联网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非理性的语言暴力等等，需要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