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随着科技生产能力的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主建设，即政治体制深化改革同样需要与时俱进，隔一个时期上一个新的台阶。当代中国基本进入市民时代，和谐小康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权力的进一步下放。
关键词：生产力决定论；
政治体制改革；
权力下放；
中国
生产力决定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依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的指导，结合我国建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实况，总结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可以明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给当代和谐小康社会建设带来有益的启示。
一、生产力决定论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恩格斯也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而是首先在东方落后的国家获得突破，这是否就可以说不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呢？当然不能。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获得胜利，主要在于，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力在开拓世界市场争夺殖民地之前已获得较大发展，为他们开拓世界市场掠夺东方殖民地提供了强大的物质生产力后盾，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采取暴力侵略、野蛮掠夺等手段，抢购原材料，倾销工业品，进行商品输出，并且后来资本输出，按照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复制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使殖民地的社会生产力对比原封建专制等时代有着质的飞跃，同时也培养着殖民地的现代产业工人。因此，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获得胜利的社会生产力基础，是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及生产模式扩张的结果，是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强制性推广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277页）其次，是欧美资本主义残酷压迫剥削的结果，包括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东方落后殖民地的生产力并不是出于道义和帮助，而是赤裸裸的政治压迫和经济侵略的需要，要把东方落后国家变成其资本家发财致富工厂里的一根链条、一道工序、一个环节，把东方民族变成产业工人，其榨取剩余价值的奴隶。一个很小的例子，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帝国主义直接或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间接修筑的铁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次要的，主要成了列强的侵略深入内地的凭籍，直至激发广大爱国民众的维护路权斗争高潮。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如果说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是世界现代史上特殊的产物，主要是指东西方之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再者，这是事物与矛盾发展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是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跳跃式前进。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早熟，是社会形态发展中否定之否定，既否定了封建专制的腐朽，同样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比较充分发展而暴露出的诸如殖民侵略战争、贫富两极分化、经常性的经济危机等社会痼疾而得到应有的否定。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设计的五权宪法、节制资本使之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等建国大纲的构想，都事实地说明了后发展国家在社会形态的革命变革中所做出的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理性选择，是历史潮流和民心所趋。所以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共产党正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5、1045页）。当然，我们国家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农业国，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便健康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任重道远，是一个新的长征。
所以，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制约着人们的生产活动，人的自觉活动对社会规律又有能动作用。新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是人类社会发展特殊性多样性的一个表现。
三、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时期我国的政治体制
毛泽东同志说，我国是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很好地概括了在古代长期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与近代一百余年西方列强的殖民压迫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生产力条件、经济基础。
建国初期的宪法（1954年）规定，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机构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年召开一次，行使立法权，常务委员会主持人大日常工作，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监督国家行政、执法机关的权力。地方各级政府不是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行政部门任命。地方各级人大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因此，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内，由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抵制，我国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虽然宪法规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是政治层面，在国家治理与建设上主要仿苏联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的时代，政府部门实际运作的是中央集权制。并不是说此时的中央集权制好坏优劣，而是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农业大国内，也只能实行中央集权制，这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建设水平与进度。马克思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机器大工业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用在这里基本不合适。因为我国以马列主义与工农革命运动相结合而产生的共产党的领导，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政权建立的政治基础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的领导，经济基础是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与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专政不同，与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不同。此时的中央集权制，可以强有力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打击还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侵略与破坏，有效地维护国家与民族的统一、独立，这是现代国家所必需，同时也能够比较有效地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里集体力量的优越性，是后发展国家内利用国家干预，集全国之力办大事，办当前形势下有关国计民生大事的时代要求，并取得了可喜的伟大成就。
但是，这种集权有一个前提，一是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与综合素质相对较低，二，这种集权必须有一个度的把握，叫做适度集权，集权过分了，不利于国家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建国初期到改革前，我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与发展探索的一些重大失误，如1954-55年社会主义改造急于求成，过渡的有点早有些快，1957年反右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1966-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都是中央高度集权所造成的。中央高度集权，在剥削阶级统治时代，弊端是容易走右倾路线，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相对不发达阶段，弊端是容易使国家的大政方针脱离国情民力，犯急躁冒进左倾错误。这也是邓小平后来总结建国以来我党历史经验时强调的一点：要防右，但重点是防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都要不得。不过，这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大国生产力水平基础上，是难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没有逃脱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因为民主是现实的，以社会生产力经济发展水平做铺垫的。
四、改革开放到目前阶段我国的政治体制
文革结束伊始，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体思路，并认真反思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经验教训，在开启改革开放与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之后，从三个方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是党政分开，二是权力下放，三是政府及企事业机构精简，并带头实行领导干部职务事实上的终身制的改革，解除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政治体制方面不适应因素，以配合经济社会的发展。经过三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对比改革前有了质的飞跃，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与综合素质有了整体上大的提高，人们在总结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时也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在二十世纪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中国的综合国力在国际上排名前茅。这是经济体制上实行改革开放，激发人民大众主人翁在生产上的积极主动性，尤其是农村亿万农民生产主动性的提高，和广大的中西部农民工进军东南沿海、大中城市，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巨大贡献的成果。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上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的积极成就。事实证明，党管一切应主要体现在大政方针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上，国家统一与安全重大问题上，而不能事无巨细，涉及到政府日常具体繁琐的行政事务上，如果那样的话也管不好。中央集权必须适度，高度集权束缚了地方和部门工作人员的积极主动性，地方和部门成了简单完成上级任务的执行机构，造假应付上级检查，报喜不报忧，结果工作无生气，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与建国历史不对称。权力下放之后，极大地提高了地方政府与部门领导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了在工作中结合地方实际和特色的关联度，相对于中央高度集权时代更加务实进取，有力地促进了地方和部门的经济社会发展。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历史性巨变，一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压力。打开国门看世界，短短几十年的功夫，日本、欧共体、“四小龙”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先后晋身先进发达国家与地区的行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中国再不改革开放，就会有重蹈近代落伍挨打的被动危险局面。二，改革发展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致富奔小康是人心所趋，生活所需，民生所要，国家发展安全与稳定建设所必赖的基础、保障。再不能压制诸如上一世纪50年代末庐山会议彭德怀、60年代陕西杨伟民、70年代末安徽小李岗村等那样的改革发展呼声了，再执行“两个凡是”的个人迷信与权力崇拜，已经不适合时代跳动的节拍。
这里不提政府机构改革，是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政府的历次机构改革基本是不成功的，事实上也是在权力下放，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和部门借助于专权，机构逐步膨胀壮大起来的。
所以，三项政治体制改革，其一是党政分开，比较成功，其二是权力下放，也取得阶段性成功，还没有最后到位，还有个过程，其三，机构膨胀，至全国推行公务员法时为止，有了大体上的初步收敛趋势，精简还谈不上。有些地方政府、国有国营企事业单位还在或明或暗地通过内招等不正当渠道进人，扩增编制人员。
这里重点谈第二个方面。中央的权力下放，放到了那一步呢？下放给了那些群体呢？实事求是地讲，是下放给了地方政府与部门的一把手，形成了一把手负责制，其积极的历史作用上面已经谈到，有力地促进了地方工作的务实性和积极主动性，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局限性，也是地方与部门一把手的权力过重，即政府部门的实际运作由原来的中央集权过渡到了地方和部门的高度专权。这样，由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即人大委员及人大代表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行政、执法、企事业部门，自己监督自己，人大代表的乡镇、县级直选工作一直展不开，地方人大还没有合理有效使用对同级政府主要官员的选举、任命和监督权力，而主要是上级政府内定，地方人大原则通过，人代会重要职能主要体现在审核政府行政和执法部门的年度报告上。间接选举使得人大代表不直接对选民负责，人大最高权力机关又不领导群众信访工作，政府行政执法部门对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某些利益侵害不能得到短时间内的纠正，群众投诉成本巨大。由此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对干部任命、对权力监督与制约的不到位，就容易形成权力制约的真空，产生权钱交易，大量滋生腐败，甚至是某些小团体集体腐败。据统计资料显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民群众最大的不满就是部分党政官员的权力寻租，根本的原因，政治制度层面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完善，人大代表没有有效体现民意，不能有效监督和制约部分官员腐败，经济生产力层面上的原因是社会生产力对比发达国家仍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人民大众物质生活尤其是综合文化素质的提升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成本巨大。腐败的后果就是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膨胀了政府机构，加剧干群矛盾，降低群众对政府与部门的公信力，引发诸多社会不稳定问题。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和综合素质相比改革初期有了较大提高的当代，在产业工人人口比重快速增长的当代，基层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若仍然长时间得不到重视，诉求渠道不畅通，本来在基层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会积累、并通过现代网络通讯传媒渠道放大，逐步达到一个质变的临界点，群体性事件就会借助于个别事端放大爆发出来，给社会安定带来极大负面影响。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经过近十余年的潜伏期后，开始进入攻坚阶段，提上中国政治民主建设日程时不我待。
五、二十一世纪，中国崛起前的政治体制深化改革
民主，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阶级的产物，更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伴生成长物。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主政治建设同样要经历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历史跨越。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建国初期至改革前，中国总体上是农业大国，工业体系只是初步建立起来了，发展还相当落后，对比西方发达国家与地区，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低，民主诉求也不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十亿人口八亿农民”之说，农民被禁锢在农村的小天地里，不流动，虽然中央集权，产生诸多左倾错误，但对主体人口农民、对社会稳定影响并不大，农民主要是为温饱问题而奋斗。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总体上是快速发展期，转型期，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过渡期，工业生产体系有了一定的规模和能力，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大的提升，尤其是大量富余农民工的外出流动，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极大地增大了我国工业化人口的比重，既为国家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农村人口的经济收入水平和文化科技素质，以及相应的政治民主诉求。针对地方和部门部分专权官员的腐败，侵害弱势群体，忽视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建设意见很大，群体性上访、群体性事件事实上呈逐年上升趋势。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政治民主体制建设必须做相应的改革、完善与发展，与时俱进。否则，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容易加剧社会矛盾，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和谐健康发展。如何较好地解决目前的部分党政干部严重腐败、干群矛盾加剧，促进公仆型服务型政府职能的转变，增加大众对地方政府与部门的公信力，关键的渠道，制度性的保障，是权力的进一步下放，下放到人民大众中去，让大众切实地直接参与实行管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主人翁权力、职责，大力开展推动县、乡人大直选工作。如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于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谈共产党政府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子时所讲：“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结合我国现实的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结合我国主体人口——产业工人队伍的扩大和综合文化素质的极大提升水平，具体的权力下放政治体制改革分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突出人大最高权力机关的性质和使命，人大委员形成专职（目前仅人大常委是专职），不得兼任政府其他行政职务，适当提高基层乡镇、企事业、专家人大代表比例，减少政府机构里的人大代表比例。人大委员日常分工，每月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而不仅仅是常委会，地方人大可以多开，全国人大适当少开，不仅仅是审核政府部门年度工作报告，尤其要领导群众信访工作，并据此监督政府行政和执法部门依法行政，及时处理重大事务；
人大委员大部分时间要下基层，了解民生，把握地方部门行政执法状况，督促行政、执法机关纠正权力的违法犯罪行为，把握地方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时制定重大具体战略；
开展推动县、乡人大代表直选工作。当前河南省邓州市开动的“4+2”工作法在河南基层逐步推广，有效增加政府公信力，化解干群矛盾，防止权力寻租，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为什么效果好？就是让基层群众代表说话，在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上真真实实地实施了大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二是走群众路线，推行政务公开。建立和完善电子政务，实现重大决策的社会意见征集制度、广泛听证制度，切实维护人民大众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国家重大机密除外。三是精简行政机构，提高办事效率。机构必须精简，以降低行政和办事成本，社会改革发展成本。具体的精简度只有受服务群众最具发言权。
唯有如此，政治民主体制建设才能跟得上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步伐与要求，才能较好地解决当前的部分官员严重腐败、干群关系紧张、民生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群体性事件呈多发趋势等问题，才能较好地促进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和形成，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生产力与社会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一句话，政治体制深化改革——权力继续下放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是政府一切工作之首。（2009年8-9月发表于《产业与科技论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