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名叫斯蒂夫的教授同事，以前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过役。退役后他进研究生院读书，后来当上了教授。他很有荣誉心，教书、做事，全都一板一眼。他告诉我，美国每个军种对待“荣誉”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他们海军陆战队是“忠诚”(commitment)，空军是“完美”(excellence)，陆军是“责任”(duty)。忠诚和责任的对象是国家，不是某个执政者。
他还告诉我，西点军校的信条是，“责任、荣誉、国家”，其中的“荣誉”与“正直”是同义的。军校生遵守“西点校规”(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盗，也不容忍别人说谎、欺骗、偷盗)。荣誉是指这样的军人道德操守，不是指与敌人拼命，或者宁死不降。
这使我想起郑凯梅女士在《美国兵眼中的战争》一书中采访的二战老兵麦克唐密克。麦克唐密克于1944年参加了攻占日属塞班岛的战斗，当时岛上的日本平民集体在岛的北端跳崖自杀，先是把孩子扔下去，然后自己跳，“日本军队抵抗非常顽强，誓死不降，结果我们登陆的时候，抓到的俘虏只有100多个人，其余的全部战死或自杀了”。
斯蒂夫说，他二战时当海军陆战队员的叔叔也曾向他讲过类似的情况。他认为，对自己的死亡没有感觉的军队往往也是对别人最残忍的军队，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把人的生命当一回事。美国军队就绝对干不出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
斯蒂夫说，美国军人用专业的而不是道德的态度来看待“勇敢行为”。美国军人在丧失战斗能力之后，并不把被敌军俘虏当作一件有损荣誉的事情。约翰·麦凯恩当年在越南战场上被俘，回国后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后来成为参议员，2008年又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
从军事专业的角度看，军人上战场是去战斗的，不是去送命的。仗打到不能再打下去，军人已经尽力完成了任务，不必像二战中日本军队那样，非杀身成仁不可。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斯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三卷第8章中就说到了专业军人与平民战士的不同。专业军人以打仗为职业，克敌制胜的机会比较大。但是，一旦遇到更强的对手，逃得最快的也是他们。相比之下，平民战士反倒更愿意拼命，这是因为他们把战败看成是一种比死更不堪忍受的羞耻，而不仅仅是一次不成功的行动。
还可以从更大的社会角度来理解美国人的荣誉观。美国人一向把人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遭到灾难，只要不危及他人，独自逃出活命，并不是不荣誉的事情。早在1831年，托克维尔到美国考察时就发现，美国人的荣誉观似乎相当特别，这与美国个人主义的民主制度有关。他指出：“荣誉不外是根据特殊情况建立的，供一个国家或一个阶级用来进行褒贬的特殊标准。”美国没有尚武的传统，没有武士、侠客、将军、勇士、好狠斗勇之士的英雄故事传说。这与美国没有封建主义大有关系，“封建贵族是靠战争起家的，并且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它把自己的权势作为武器，并用武器保持权势。因此，对于它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武勇。它自然要把武勇捧得最高，说它比什么都光荣。因此，凡是显明表现武勇的行动，甚至这种行动违反理性和人道，都是得到它的认可，而且往往根本就是出于它的命令。”
美国人的荣誉观与欧洲的荣誉观有一点相同，都认为勇敢是美德之首，但由于历史形成不同，两者并不是从同一角度来看待勇敢。美国人的勇敢是克服一切困难去成功，而不是个人运用暴力的能力。托克维尔发现，“在美国，好战的勇气并不受到太高的表扬。美国人认为最好的和最值得称赞的勇敢，是敢于冲破海洋的惊涛早日抵达港口，毫无怨言地忍受荒漠中的艰苦和比所有的艰苦更难以忍受的孤寂。这种勇敢可使他们辛辛苦苦积攒的财产，在他们几乎不知不觉之中荡然无存，然后又能使他们以新的努力去积累新的财产。”这种勇敢对于维持和繁荣美国社会是极其必要的，因而受到美国社会的特别尊重和推崇。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这一观察至今仍然十分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