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季的一天，我在龟山之麓手扶武汉长江大桥的栏干，俯身看着滚滚东去的江水出神；
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问我是干什么的。见他是桥头堡持枪站岗的士兵，我猛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在这里呆得太久，使他觉得形迹可疑或是想跳水，便说“不干什么”，起身向蛇山方向走去。
那时我从乡下来省城治耳疾，住在武昌一所大学里堂姐夫的宿舍，每天过江到汉口同济医院做半个小时同位素治疗；
返回时便在桥上步行散郁解闷。郁闷不为耳疾难治，是为不能上大学的沉重失意。看到大学校园里男男女女活跃的身影，我就特失落特不平。从上小学到念初中，一路考试使我拒绝想像会有大学不招我、我将没有大学生活经历的可能。而今我知一小学同班同学没上过初中因有好爸爸被推荐在武汉上大学，而我们中心小学那年唯一考上县重点中学的我却永不得其门而入了……
1973年要通过考试招生了，全大队回乡知青我是唯一报考的。然而考试只是参考，还是要与推荐相结合，在“白卷英雄”张铁生闹腾之前，还未考就决定了谁可以报大学谁只能报中专。考大学的到县城集中，我被限读中专类，只能在区镇会考的。尽管我是全考场唯一领了高中数学试卷做的（我自学过堂弟的高中课本），还是被招到了师范学校。至此，我已对上大学绝望了。毕业之后留校，我读莎士比亚，用功进修完微积分，也就是不想被大学毕业的同事瞧不起罢了。内心深处不免为今生今世没了进大学的机会而痛感遗憾。
1977年冬恢复高考并放宽年龄限制的喜讯传来，我立即要求报名。校领导说是按政策规定，中师毕业得工作三年才有资格应考。我还差一年工龄，无话可讲，只有昂首咽口水低头吐晦气自叹命运不济。
到了第二年，说我这样比应届高中毕业生大10余岁的人仍可报考，我理直气壮去找校领导。校领导还是不同意，哀求也没用。他说同意你考，那别的留校青年教师都要考怎么办？其实，我们函授部经费单拨，业务归县局管，学校领导从未把我们当本校教师看待给予同等待遇。别的青年教师也无人想考。
天无绝人之路。我部一女同事的爱人是城关镇教育组长，我同宿舍的同事老杜年年抽去县教育局做招生办实际负责人。没有单位批准报考的证明，他们帮我悄悄报了名。于是我一边上班出差各公社学校，一边抽空复习史地政。数学科考试时我提前交卷出来，碰到在场外当巡视官的校领导，他面带微笑看了看我也没说什么。
待到考分下来，县城里很快传开了，我的总分在全省是第几没有排名，但确知是全荆州地区第一，比湖北省文科本科生录取线280分高出134分有零，上北大绰绰有余了。我念师范校的语文老师、现同事是北师大毕业的，她知道限读师范类，闻讯来向“新校友”道贺。可是招办朋友告诉我，校领导拒绝给我写政审意见，他们没同意我报名嘛！
我急得团团转，要在县妇联工作的堂姐带我去找县委组织部长张部长求他说情。张部长教导我，上不上大学都可以为教育革命做贡献。走出他电灯明晃晃的家门，我觉得天地一片昏暗。
然而，不知是师大的招生教师坚持要我，还是张部长实际上给校领导打过招呼（城关镇那位教育组长偷偷对我说，校领导最终签了政审意见有“不服从领导”之类“坏话”），我终于接到了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
长久的向往，使上大学对于我（们）不仅是学习手段、成长经历，甚至不仅是人生的阶段性目标，不仅是个人权利的标志，而且具有了对社会对自我进行某种确认的象征意义。
入校报到的第二天，我就兴奋地赶到天安门广场戴着校徽照了一张像。
大学梦圆之于我，借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结尾耶稣讲的一句话来说：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理当格外欢喜快乐！
（原载《南方日报》 ２００２年５月５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