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加坡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策略
摘 要：全球化是自变量，国际化是因变量，自变量是因变量的发端和起因，全球化作为当下时代的基本特征，引发国际化的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多视角的发展。通过阐释新加坡全球化城市发展战略及其选择，以及该战略下新加坡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思路、脉络和成功经验，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给出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新加坡;全球化城市;国际化战略;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53/5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995（2018）11-0069-09
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涵盖了政治、文化、科技、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宽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与制约，继而在跨国家、跨民族、跨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思想、制度和方法上达成某种趋同。作为一个致力于打造全球化城市国家的岛国新加坡，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点，更是世界三大文明（中华文明、穆斯林文明、印度文明）的交汇地，强调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和谐共处;其一贯秉承的国际化，是强调与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及机构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注重交流、理解与合作，以期达到求同存异、和谐共生和共同发展。笔者选取新加坡国立大学（以下简称“国大”）作为研究个案，在实地走访考察新加坡教育部、其它各部委及下属法定机构（建屋发展局HDB、陆路交通局LTA、市区重建局URA、公务员局下属公共服务学院CSC、精进技能发展局SSG等）、政府投资公司（新加坡港务集团PSA、裕朗化工岛）、淡马锡集团、大中学校（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ITE、新加坡国际管理学院SIMA、南侨中学等）交流学习的基础上，运用公共政策的理论，从新加坡全球化发展战略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中达成的跨国家、跨民族、跨文化、跨不同文明体系的交流中拓展研究视野，探讨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有益的建设性启示。
一、新加坡全球化城市的战略选择和发展历程
优质的全球化城市环境是对未来发展“成本—收益”的最优投资。从经济学的角度考量，全球化城市特质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具有全球影响力，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在重要经济领域成为区域或者全球中心，形成总部经济;其次，具备国际交通的联通性，以实现人力资源的国际化流动;再次，思想和文化交流的国际化，打造适合国际人士安居乐业的宜居环境;最后，具有高品质的服务业、高新科技的应用及创新能力等留住人才的软实力。今天，新加坡在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基本理念指引下正逐步实现从“花园城市”迈入“花园中的城市”的愿景。我们可以这样界定新加坡的全球化城市国家发展历程：新加坡的城市发展未必是最好的，但却是最具特色的，因此极具启示意义。
作为岛国的新加坡，没有任何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可言，2018年其国土面积722.5平方公里，人口583万;周边国家油气资源丰富，而新加坡没有油气，没有引以为豪的自然风光，连淡水资源都严重缺乏。就地缘优势而言，近一千公里长的马六甲海峡，大部分为印尼和马来西亚所有，新加坡仅仅占据南部出口的重要位置。缺乏天然吸引力的新加坡唯有靠后天的努力，惟有与国际经济融合，通过全球化获取能量，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寻求发展空间。通过科学的城市管理，新加坡“无中生有”，“将世界引入新加坡，让新加坡走进世界”，像海绵一样，吸水、吸才、吸金，向全球索取资源，吸引全球人才并为全球市场服务，成为全球最具国际化特色的国家之一。
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10月27日发布的《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对全球137个经济体做出指数排名，新加坡位列世界第三位。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发布《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7-2018：房价，改变城市世界》，新加坡同样位列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指数的三甲。当前，新加坡的国际贸易总额是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倍，该比率独占世界鳌头。“新加坡是城市发展的一块试验田”，建国五十多年实现了从起步阶段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为如今全球新兴发达经济体、国际企都和中心城市国家，以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宜居理念吸引全球人才、企业、商旅和投资，并为国民提供了优良的生活品质和美好的生活工作环境。诚如李光耀所说：“我们从考察别的城市的实践中了解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不该做;我们也从考察别的城市的实践中了解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应该做。于是，你会想到其他千百座城市不曾尝试过的新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新加坡的全球化公共政策决策
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小国，以及拥有较高教育水平、国际视野和民主意识的富裕国民的城市化国家，新加坡实行高度集中决策的一级政府架构模式，政府一贯以严谨、审慎的原则制定政策。笔者更倾向于认同其国家治理的现代公司化模式：首先，政策决策的特点是强调决策的前瞻性、长效性和理性化，淡化政治色彩，决策中避免种族多元化造成的意识形态制约，短期甚至可以逆民意进行决策;决策清晰、过程和结果透明，决策过程程序化，政策预期性强;决策过程采用理性方法评估备选方案，实用主义成为决定性因素。其次，在充分考虑本土因素的前提下，新加坡政府进行综合研判、将区域和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状况及趋势纳入其政策制定之中。再次，在全球化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新加坡政府、法定机构、政联公司，以及高等院校等通过聘请外部/外国顾问和专家、建立审查委员会进行公众咨询，甚至采用SWOT（Strengths & Weakness;Opportunities & Threats）分析准确评估外部机遇、威胁及新加坡的优势与劣势，以及在政策执行中采取的“轻推（Nudge）”模式等等，都是其現代治理的有效方法和特色手段。
（二）新加坡发展全球化城市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0年至1980年，新加坡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跨洋航运枢纽，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的制造业基地。新加坡政府成立专门的法定机构“经济发展局”，通过建立自贸区和出口加工区吸引制造业投资、扩展国际贸易。新加坡的缔造者之一、时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于1972年发表了题为“新加坡：全球化城市”的演讲：“Singapore： Global City”，预言新加坡将发展成为一个环球都市。其时，“全球化”这个字眼尚未被广泛使用。这一发展概念和战略，使新加坡超越了地小人寡、没有腹地和庞大国内市场的先天局限。他是‘全球化城市’这个名词的始创者，坚信新加坡的角色应该超出其地理面积，在世界上拥有一席之位。用他的话说，新加坡这个狮子城，必须是个“狮子领导狮子的国家”，只有这样一个新加坡，才能在充满险恶的世界中求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