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撰写的《2008，不该忘却的土豆年》一文，还没正式刊出，就引起了反响：一是责任编辑黄莎莎专程跑了一趟贵州省农业厅种植业管理处，给我发来三份材料，希望我结合贵州土豆产业实际情况再写一篇关于土豆的文章；二是引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贵州文化薪火乡村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邹蓝教授的议论。他说：穷人把土豆当主食，富人把土豆当菜。土豆作主食还是副食是人们生活水准的分水岭。4月16日、17日，路透社、新华社纷纷播发了土豆能济世解困的新闻。可以说，如今土豆至少在心理上，已经成了国际社会解救粮慌的一根稻草。
其实点醒土豆果腹主题的，百年前就有著名印象派大师梵高的《吃土豆的人》。有人说梵高的这幅成名作，在精神的深度上，具有人文经济学的意义。“羊吃人”时，欧洲的一个小镇居民吃土豆，与转型期贵州修文县的农民，需要靠土豆减少对返销粮的依赖，相差并不大。土豆，从来都是作为“解决粮食问题提供部分途径”的“隐藏宝藏”。
依靠变革，2006年，贵州土豆种植面积已扩大到889.24万亩、鲜薯总产量达772.8万吨，分别比1995年增长了66.5%和70.8%。2005年，贵州土豆种植面积开始居全国第一位。2006年，贵州省土豆产量仅次于水稻和玉米，居第三，播种面积占全省粮食面积的19.1%，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13.76%。“十一五”贵州种植土豆面积，目标为1000万亩，这相当1982年全国土豆种植面积的1/3，2000年的1/7。贵州土豆，春秋冬三季轮种，其中春季亩产可达1200公斤。仅威宁自治区一年土豆种植面积即已达140万亩，产量超过200万吨。土豆在我国重要的普及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国难当头，1932年，山西土豆种植面积为131．7万亩，居全国各省之首；有人估算1936年全国种植土豆面积为540万亩。现在仅威宁自治县一县就超过了当时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和全国种植面积的1/3。当然，这本不具可比性，但威宁自治县种植土豆的优势却可凸显。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丁晓蕾在其论文《马铃薯在中国传播的技术及社会经济分析》中说，土豆自身具有的“无性繁殖，病害积累和危害问题可以在冷凉的生态条件下减缓”。土豆的这一特性，使其移植到贵州毕节、六盘水等高寒地区，就等于为贵州高原的缺点翻了个案。高寒成了适于土豆持续繁衍的生态资源。“物竞天择”，天无绝人之路，这是地缘战略的辩证统一，是贫困地区人类没被灭绝的原因。富饶的“贫困”，存在因地制宜，实现转化的历史智慧。
随着“中国已成世界最大的马铃薯种植国”，贵州面临发展土豆的时代机遇正全面展开。我国实行土地承包制后，出现了一个袁隆平，他大面积提高了水稻单产的土地利用率。相形之下，我国缺少一个“土豆大师”，整个贵州也没有一个类似李桂莲那样的土豆专家。尽管我在丁博士等人的论文中读到：“1938年之后管家骥先生到贵州省进行相关改良和试验工作，为马铃薯在贵州及西南其他地区的推广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四川成都有一个“中国薯类作物育种的开拓者”杨洪祖，但深入的信息却寥寥。人才是理性的火炬，危机面前，我们除了能指望他们挑战黑暗，照亮未来，还能指望什么？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邹教授指出，当今土豆拯救人类，只能走产业化与市场化之路。有信息说，法国努瓦尔穆杰岛上种植的La Bonnotte土豆，售价高达500欧元1公斤，比贵州一吨优质煤还贵；秘鲁已经开始用土豆粉做面包，该国农业大臣号召以此“改变人们的饮食习惯”。在全球化中，谁能克服障碍，开启改变生活、生产方式的法门，用创新重塑土豆产业化供应链与价值链流程，谁就能获得发展的先机。80年代，威宁自治县发展畜牧业，曾发生牛奶没人喝，既运不出去，又无法加工、保存，不得不倒掉的事件。孤悬于市场需求之外，形不成规模经济，那结构调整的树上，同样也只能长青苹果。边际无红利，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可悲结局。
产业化最需要能整合市场资源的企业家。如果说国际土豆市场是贵州穷人的致富阶梯，那通往这个市场，就少不了像能把“蒙牛”带上香港资本市场的牛根生这样的“第一资源”。因物流链与市场的重新构建，我国南方区域市场互动的特征日益明显。土豆的营养禀赋，正在被舆论刮目相看，但湿热的华南却不适合种植。反之华南沿海城市的市场与服务体系，却是贵州的稀缺资源。互补性如此鲜明，说明市场在呼唤贵州出现，爱“玩”会“玩”土豆的袁隆平与牛根生。此为“时弊”，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