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略带忧伤的曲调回旋在咖啡屋内，稀疏的秋雨洗净了太原天空凝聚不散的粉尘污染。显然咖啡屋内的顾客，并没有被最近关于山西煤老板忧郁、苦涩谢幕的炒作报道所感染。 外界对山西煤炭行业“国进民退”太多的指责和质疑声，并没有影响这个煤炭大省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毕竟煤炭带来的雪崩式的财富离他们太过遥远，他们容易接触的仅仅是财富背后的副产品一一严重的污染。频发矿难下的血色财富，也让普通山西人的名誉受到拖累。
“你去看一看，全世界产煤地区都是比较贫困的，这是一个铁定的事实。煤炭和石油不一样，煤炭本身就是一种低效率、低附加值的能源产品，煤炭的开采工艺和加工利用水平的含金量很低，无法像石油和天然气一样带动起一个很长的产业。山西也逃不出这一规律。”山西省能源经济研究所王宏英所长对记者说。
煤炭是中国的基础能源，山西因其巨大的煤炭储量，30年前《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就写道：“要将山西建成强大的能源基地。”如今30年过去了山西煤炭工业依然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目前，后发省份如陕西、内蒙的产业布局要比山西的起点高，产业集中度也高。陕西的平均单井规模在60万吨，内蒙的平均单井规模在70万吨，而山西在经过几轮资源整合以后单井平均规模也仅达到36万吨。
过去国家为了保证煤炭能源有效供给，提出“有水快流”，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造成了山西煤炭产业小、散、乱、差的布局，几千座小煤矿遍布全境。山西煤炭行业的技术水平和规模水平整体上的低下，使安全监管工作成了山西政府的巨大包袱。矿难频发，受此拖累的省政府也几经“人事地震”。
面对残酷的落后实事，王宏英所长认为，山西煤炭行业进行兼并重组对于山西整个煤炭产业的发展而言本身并没有错，从国际视角来看煤炭行业提高集中度也是大势所趋。美国四大煤炭企业就控制了全国的煤炭行业，澳大利亚情况也很类似，事实上现在提出的在全省范围内由7大主体进行兼并还是有些多。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针对矿难频发，省政府终于釜底抽薪地使出了“政府兼并”的猛药。但“是药三分毒”，这副猛药到底能否药到病除呢?会不会留下更多的后遗症呢?我们无从而知，面对无法摆脱的矿难魔咒，可以称“史上最大的企业兼并潮”在省政府的强力介入下轰轰烈烈进行。这场前途难测的“大手笔”似乎可以成为政府主导并购的典范之作而写进历史，唯一遗憾的是不知道后人怎样书写这段历史。
河曲，地方煤矿的发展缩影
河曲县位于忻州地区西北部，地处山西、陕西、内蒙古三省交界处。从呼和浩特坐车过去，沿途曾经热闹一时的生产场面不见了，停产的小煤窑所在的村落一片沉寂。
20年来依托煤炭发展经济和安全事故频发交织出的矛盾，一直让山西人很困惑。山西人说自己是“生于煤，死于煤”，而如今，他们又在经历一场由高速上升到戛然中止，以至退化的过程。
偏僻的河曲县是一个缩影。
1986年《矿产资源法》颁布，一开始计划经济特征比较明显，河曲县以四大国有矿占主体，还有小部分比例的乡镇矿和私营矿。安全事故也都在可控制的范围。
到了90年代，中国的煤炭价格放开，计划外的煤炭市场初步形成。国务院关于采矿权、开矿权出台了一个转让管理办法，以山西本地为主的民间资本开始大量流入。民间资本活跃以后，1992年之后的5年时间内，乡镇矿基本全部对外承包出去了，李金龙(化名)就是那时介入这个领域的。
1993年的夏天，大雨连下十几天，雨水灌到一个村属矿井中，村领导没能力再张罗开工，这一停工就是一年。最后，村里将这个废矿承包给了李金龙。
李金龙当时是村里人公认的“不学无术”的混混，字认得不多，地种得不好，每天游手好闲，但就是有胆子。当他跳出来说要承包时，他的老婆怕沾惹麻烦上身，抱着孩子回了娘家。
他带着人淘水、修葺，然后开工，这个村里人都认为的废坑口，在他手里“老树开花”了，由于煤炭涨价，大把大把的票子流了进来，连他都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自己就已经成了百万，又成了千万，接着又成了亿万富豪。
河血县某位官员告诉记者：“那时候农村建设还未提升至高度，各村管理比较混乱，基本是村长村支书说了算，想包给谁就包给谁。承包费30万、50万，最多100万，这点钱对于村里来说，不知要算多少年的收入了’每个承包者还每年给村民发些米面油，用工承诺，村里也是求之不得。”
经历了1997年和1998年煤炭市场极度低迷的局面后，1999年《合同法》出台，大量的承包合同纠纷此时开始出现。“主要是村里看到人家承包几年就挣钱了投资很快产生收益，开始眼红，煤此时也陧慢涨价，大部分的村开始反悔了，想把矿收回来，每个村子都在太张旗鼓地闹事。”一位村长回忆。各村镇的做法是：凡是投资矿的，村折价给矿主。当时又没有能力给，村里就打个白条欠着，矿先收回来。村里重新开始招商引资，把这些矿变成村属、乡镇属煤矿。
当时，全国小煤矿有1万多个，山西就有七八千个，“毫不夸张地讲，到处都在挖煤。”在河曲县有些地方，煤层比较浅，煤质又好，村里先行之后，老百姓一看，也私自采挖，“甚至在自己家院子里也能挖到煤。”
涉及到挖煤所需要的炸药的生产、流通、销售及安全等问题逐渐凸显。1998年左右矿难不断抬头，安全问题提上日程。国务院通知要求“针对矿产资源秩序的开发整顿”，以此为标志，全国开始一系列整顿。
直至2001年，煤价一路上涨，山西省政府前后出台了各项招徕民营资本进入煤炭领域的优惠措施，引得大量民资涌入煤炭行业。一些国有企业和外来资本也慢慢占领煤炭资源，包括一些像中煤集团这样的央企。做房地产的保利集团也专门成立了保利能源，在山西运作煤炭生意。
2002年，河曲县政府也展开了整台工作。当时的主导方是县里，先把几个小煤矿停了，整合成大煤矿。这是第一步。后来，神华集团和山西煤运公司成立晋神煤矿，陆续整合了石梯子等几个小煤矿。
2003年左右，随着国家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能源的需求猛增，先是“电荒”，继而全国大范围的“油荒”。此后，煤炭的价格一路上扬，山西作为一个煤炭大省、能源大省的地位在经历过一段低谷之后，其重要性再次显现。，
此时，远在内蒙古的供暖公司华鹿集团，购买了河曲第一发电厂；山东鲁能集团也在河曲沙畔村正式建厂，并“附带要了一个煤矿，修了一条运煤铁路”，成立山西鲁能河曲电煤开发有限公司，落实“以煤养电，以电带煤”。
“抢煤”的热潮带动了山西的GDP，也催生了一大批千万、亿万富豪，但与之伴随的却是屡屡发生的矿难。矿难的惨烈情形一再在媒体上曝光，使得山西煤老板乃至整个山西的形象都打上了“血的印记”。
“我们这儿的矿难基本上都是小煤矿尤其是私营小煤矿越层越界盗采资源造成 的。越层越界开采在技术上很难形成通风，积聚起的瓦斯很容易出事。私营小煤矿老板开矿就是为了赚钱，所以往往铤而走险。”熟悉井下隋况的山西某县基层国土资源所工作人员向《世界博览》记者讲。
“集体矿。国营矿都是公家的，人家又不单纯追求利润，所以舍得往井下‘砸钱’来进行安全投入。我负责监督检查的集体矿井下，人家的夯道墙壁都贴了瓷砖，夯道每隔一米就是钢梁支架或者液压柱，底部用钢丝网保护起来，地面是水泥地，井下条件好了也安全啊。原来下井的都是四川、云南的外地人，现在基本上都是本地人，现在想下井干活的本地村民都得花钱才能来矿井工作。”这位工作人员说，“相比之下，很多私营煤矿井下条件就很一般了，很多夯道还在使用木支架，木支架只能起到压力预警的作用，很难起到保护作用。省里政策三天两头变，私营矿主只有资源使用权，不知道哪天省里政策一变。他们就都干不了，所以谁也不愿意往井下砸太多钱。”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有关方面提出了进行“资源有偿，明晰产权”的改革，规定只要交一笔买资源的费用，矿井的储量和生产达到一定要求，个人就可合法拥有，希望能借此减少煤矿主的短期行为，让他们将更多的资本用于安全生产方面的投资。
这是马元成以及诸多煤老板梦想开始的时刻。
马元成是忻州本地人，以前搞机械修理，看到身边的好友90年代末进入煤矿这个行业，买一些当时看来价格不贵的煤矿，生意越滚越大，他也不免动心。何况2005年政策出来后，采煤只需向国家缴纳每吨几毛钱的费用，沉睡地下的煤田就会变成滚滚而来的财富。
这次产权改革更吸引了来自浙江、福建等地的大量民间资本，这些被当地人称为“南方人”的投资者蜂拥而来，从一些想退出这个游戏的本地人手里接下矿产。
但是煤矿安全的痼疾并非产权改革能一下子根治的。2006年，2007年，2008年，矿难仍然继续发生着。
而在山西，地方政府始终存在着保增长与保乌纱帽的纠结。接连两起特大煤矿事故发生后，吕梁市就曾作出规定，从2006年4月5日起，今后凡发生10人以上煤矿事故，县委书记、县长一律免职，发生3人以上煤矿事故，分管县长免职。
2007年12月5日，洪洞一个煤矿爆炸，105名矿工死亡，又一个市长丢了乌纱帽。
小幅度调整已经不能满足需要，政府普遍要求煤炭企业界重新制定其目标，这一呼吁使得原本不稳定的情况更加不稳定。2008年9月2日，山西发出“23号文”(《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煤矿兼并重组”改革正式在全省提上日程，专门对以省属煤矿企业为主的兼并主体作了详细规定。
计划刚刚提出，又被频发的安全事故打断――六天之后，临汾襄汾“9.8”溃坝，265人死亡，时任省长孟学农去职，大同矿务局出身的王君从安监总局局长任上调任山西新省长。襄汾事故尚未处理完毕，今年2月山西最为先进的焦煤集团屯兰矿又瓦斯爆炸，死亡70余人。
波澜再度掀起是在今年4月16日，省政府下发“10号文”。同时，山西煤炭工业局改为工业厅，由省政府下属部门升为组成部门。这一次，山西成立了以省长为组长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组。工作组规格之高甚为罕见，足见山西之决心。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的整合重组，让我们彻底从这个‘游戏’中退出。”在煤炭行业摸爬滚打近20年的李金龙说。
还有一点李金龙可能没有去关注，这次山西煤矿兼并重组还有着更大的背景：在全球经济面临困境的时代，中国诸多国有大型企业却“化危为机”，大举兼并。也就在之前不久，刚刚组建的山东钢铁集团兼并了同属山东的民营钢铁企业日照钢铁。与通常盈利企业兼并亏损企业相反，山钢集团上半年巨亏12.85亿元，而日钢集团上半年有20～30亿元的丰厚利润。
山钢与日钢的资产重组，是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进行的，是“根据国家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作出的重大举措”。最大的理由就是，我国目前的钢铁产业集中度过低，企业众多，规模太小。
在南方，中国唯一进入《福布斯》500强的民营企业沙钢集团也同样面临着来自宝钢的“叫吃”。
与此同时，央企也在北京、上海等地进军少数持续繁荣的行业之一――房地产，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地王”……
不平等的身价
这段日子，山西来了不少记者。然而，他们都比较失望。
从政府领导到国有矿并购方，没有几个愿意正面接受采访的，以不具名方式透露的信息也极少。“近两个月，不少外地同行来我们这里，收获都不大。”当地一名跑煤炭口的记者说。除了以“正在进行中，还未有最后结论，不方便说太多”推辞之外，由于涉及到补偿等利益敏感话题，也是他们拒绝透露协议如何签订的原因。
对于这场足以对山西经济格局甚至全国能源供应产生深远影响的煤炭资源整合，利益如何分割，依然没有答案。
按照山西省政府的方案，预计到2010年底，山西省的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现在的2200家减少至约100家”、“矿井总数要从2598座减少至1000座”。仅从数量上看，山西省目前30万吨及以下的小煤矿占了70％左右，现在要将这一数量减少至约100家，这也就是说90％以上的煤矿将接受兼并重组的命运。
仍然依循市场的方式来思考的小矿主，对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感到既震惊又迷惑。
忻州煤老板马元成(化名)就是震惊中的一分子。他三年前购买了煤矿，结果煤价从去年大跌之后就一直再没起来，如今又赶上兼并重组，无异于雪上加霜。“我投人了5000多万元，以2008年行情，收回投资显然是不可能的。”他说，“本指望中国经济逐渐好转，资源价格上涨，终于有转机了，利润都看得见了。结果这个时候又摘兼并。晴天霹雳，真是点儿背。”
大量小煤矿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以矿作价，人股大集团，要么把矿卖给大集团。而小矿主无论作哪种选择，政府指定的兼并主体――七太集团公司，均有望在较短时间实现产能倍数扩张。
对此，马元成的态度是：“管你愿意不愿意，退出来是唯一的出路。人家国有矿要收购你，你有办法吗?你就是做个小股东又怎样，不让再参与经营管理，以后还有你说话的权利吗?”
他的态度代表了大多数山西煤老板的态度。作为30万吨以下煤矿的矿主，―方面觉得自己没什么谈判能力，一方面“没精力再跟他们讨说法了”。而且并购方在重组后的头几年肯定要投入，如果参股进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兑现分红，只有干脆套现出来转投其他行业了。
而对矿主刘二柱来说，除了一点震惊，更多感到的是迷惑。他在太原拥有一家资源条件非常好的煤矿，极不愿意选择以低价出售，但偏偏是这次国有企业争夺的主要并购目标。现在山西煤炭整合进入了第二阶段――企业与企业的对接，但并不是符合条件的企业就可以与小煤矿自由对 接。基本上必须按照当地政府整台方案实现“一对一”对接，而非一般并购的“多对一”，而且还要按照矿区进行规划，“一个矿区尽可能由一个主体进行开发”。
在当地，也有非煤企业也想成为兼并主体，但也被排除在外。比如，一家钢铁企业找到一个并购方，希望以自己为主导整合煤矿，最后，省里不同意其作为兼并主体，并建议，让一家大煤炭集团控股，该钢企可作为一个参股方，参与到重组中。
最让刘二柱头痛的是，该不该签眼下的合同?一签就得损失1个亿。与以前的文件不同，“23号文”规定采矿权不能只能按官方规定的统一补偿标准返还，也就是说，煤老板现在能“讨价还价”的只是有形资产，比如房子和设备，而这些设备在许多国有大公司看来只是一堆“破铜烂铁，还不够拆除成本的”。
据传，去年山西就当地煤矿兼并重组事宜召集几大国有矿的老总开会，到会者寥寥无几。不久之后，“10号文”对补偿标准的重新判定，成了整改的一个分水岭。从这时起，并购方们开始乐于主导局面了。即便是省里推行“就近原则”，国企仍然到处在找资源，谈煤矾正如某集团老总所说，“重组效益可观，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补偿标准修订后，“一个市场价格在1亿元的煤矿。按照这个官方指导意见评估下来，可能只不到5000万元。”山西省律师协会的潘志国律师表示。与煤矿集团与小煤矿主身处利益纠葛不同，参与并购的中介机构更能看清并购产生的问题。潘志国表示，50％的折价率，不是官方权威数据，但却是他目前所接触到的实务情况，差距这么大，小矿主都很难接受。
他透露，“30万吨的小矿没什么谈判能力。几百万吨的大矿谈判的时候，也要看他们行不行，不行就把你买断，或者参股，参股进来也仅占零点几个股，小矿主基本没话语权了。”
“我什么感受，我悲伤啊，我不服气啊。”刘二柱说起重组，满是舍不得。“兼并重组，我们也想做大做强啊，―直在投钱。”
他无奈地说，煤矿投资不像其他领域投资，投资在安全上的占比重很大。特别是这几年安全整改力度比较大，尽管都是合法批下来的矿但是只要有一个地方出安全事故，煤矿就连片停产，之后两三个月内该关的关，该整改的整改，怎么整改?那就是投钱，一两千万地往里面投，上面要求你的矿达到国家标准。他坦陈，矿产开采方面还会遇到“地方保护”，个别部门或个人刁难，常额外增加一些经营成本。
“现在情况是，若不卖，按照最低标准单井年生产能力提升到90万吨计算，这些矿井要想达标，仅井下改造每个矿井便需投入1亿元左右。若卖了，投下去的这部分钱，按官方的评估办法，那就真只是‘白菜价’了”他表示。
孝义一位煤老板表示，“其实也不是不敢继续投，给我5年时间政策不变，我肯定敢搞，可惜在山西的政策几乎是俩月一个变化。”
据山西省煤炭工业厅相关官员表示，目前已经签订兼并重组协议的煤矿，有40％的煤炭企业已经进行了资产评估，进入交易，有30％的煤炭企业先进行兼并重组的股权登记，成立新公司，再进行资产评估交易。
对于70％的整合进度，实际情况可能是倒过来的，30％签订意向书，而70％没签，而据《南方周末》报道，“真正谈成价格的，100个矿中不到1个”。
“意向书不是合同，只是框架协议，不具备完全的法律约束，转让价款以及整合方式并没有确定下来，只能代表一个意向。而更实质的是资产评估与价格谈判。”潘律师介绍。
由于转让小煤矿的款项将高达几百上千亿元，这次整改也直接考验大型集团的资金实力。一位参与并购的知情人士表示：“不敢讲空手套白狼，但国有大矿一般不会给小煤矿现金兑现。最有可能的途径是入股，每年分红，即便直接转让，也会分多年慢慢还清。”现在比较流行的办法是，如果一个煤矿评估为1个亿，大矿本应拿出5100万置换51％的股份实现控股经营，但大矿并不会付5100万现金，而是通过生产用每年的分红款抵消股权置换金额。
潘律师认为，《物权法》已经明确了采矿权的法律属性，只要交了资源价格，就有自由流转的权利，可以进入二级市场流转。而转让就是要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确定交易价格，不然将会徒增兼并整合的难度。
这个补偿方案甚至对部分国有企业也构成了限制，国有企业即使愿意也不敢以高于方案指导价的价格出手，不然难以获得山西省国资委批准。7月11日由一家国资煤炭企业和中小煤矿主召开的整合会议上，双方就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很大。上述企业领导表示，“不然，你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谁来承担?”
半价收购甚至更低的价格重组，已经成为煤炭资源整合中最大的问题。小矿主对并购价格不满，或漫天要价，或做“钉子户”的事例也屡见报端。这背后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缺失让小矿主们可信服的资产评估机构。
目前在资源评估方面，主要是由国企雇佣评估机构，而不是由第三方派出，这导致了不少中小煤矿的不信任，也为价格谈判增添了不少难度。“不同机构评估的结果就不一样，国企指定的资产评估中介，按照官方合同价评，我的矿就值5000万，我自己委托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按照它市场的评估方法最少值1亿多，我千嘛非要用你的评估机构?”刘二柱对这点很不满。
价格之争的背后，是双方不对等的地位。在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中，兼并总是双方合意的行为，双方也自然能达成共同满意的价格。而在“拉郎配”的“政府并购”中，双赢是不可能的，最后必然有政府‘看得见的手”介入。
比如，在钢铁行业同样的整改中，山钢集团表达收购日照钢铁的意愿之后，日钢董事长杜双华―直表现出很配合的姿态，但是私下的传言却―直不断，说他也试图通过和开源控股合作借壳上市。结果是：去年11月，日钢面临银行断贷，随后不久山钢与日钢签署了重组意向书和尽职调查方案；而在今年开源控股宣布注入日钢约30％资产成功当天，环保部门紧急叫停日钢投资78亿元的一个项目，这些时间上的巧合不由引起了种种议论。
在山西，据报道，各地税务部门进行了查税风暴，拒绝兼并的煤矿很陕就会迎来税务官员，而支持民营煤矿的官员可能迎来反贪局的人马……
从事房地产的万通集团老总冯仑说过一句情绪激动的话：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者补充，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要么就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对日钢来说，可能是没有满足于“做小买卖”而树大招风，而对于山西的众多小煤矿主来说，就算是小买卖，涉及矿产资源这个金饭碗，恐怕也不能“偏安”。
不能明言的利益博弈
在重组风云中的山西，不仅参与兼并的各方守口如瓶，相关政府官员更是对此话题讳莫如深。
“整合后，我们县里边要计划保留28座煤矿，大些的煤矿要独立保留，小一些的要 和其他邻近小煤矿合并后再和独立保留矿一起作为被兼并方和大集团进行兼并重组。”晋南某县国土资源局基层工作人员洪刚(化名)，用略带晋南口音的普通话向《世界博览》讲道。他说的这些，在官方文件上其实都能看到，但是他却有另外一种解释。
“县里一开始就制定计划要保留28座矿，但是县里对外宣称只保留24座煤矿县长手里握着4个名额，等着‘聪明’的煤老板来县里边活动，给谁不给谁都是比较灵活的。全省最后要保留到1000多座煤矿啊，县里领导也不傻，除了28座煤矿外，他们也希望能多保留一些煤矿，这样县里经济才能少受影响。”他说。
除了县领导的“小算盘”外，煤矿主们也在四下奔跑。“我管理区的矿长们，这些天都在省里边活动希望能成为独立保留矿，县里领导私下也鼓励他们八仙过海，去省里边各显神通，听说一些乡镇领导也拿着当地煤矿提供时专项经费’在省里活动。”洪刚说。
“一是县里的利益，二是争取成为独立保留矿后就能独立地跟兼并方的大集团讨价还价。刚刚听说我们县煤老板们还真在省里跑下了两个矿，听说是把大同那边的指标调给我们县了。不好说最终能保留下来多少矿啊，这要看我们县煤老板和领导在省里的‘神通’了，毕竟全省这么多县市都在争指标啊。”洪刚说道。
洪刚所在的县每年财政收入高达15亿元，煤炭行业就贡献了13亿元之巨。山西类似的县比比皆是，整个山西的财富地图本身也就“翻版”自山西煤炭储量的分布地图之上。此轮煤炭行业兼并熏组无疑打破了旧有的利益分配系统，兼并重组的过程无异于重新建立煤炭利益的分配模式。
虽然山西领导层多次强调“不改变原有利益格局”，但在这次利益“洗牌”中，牵扯到从省内到省外、从地方到中央各阶层各部门方方面面的利益，纠结其间的山西省政府，在各方巨大的压力下只能祭出“先易后难”的策略来稳步推进兼并重组工作。
各方明里暗里的利益博弈关系交织成错综复杂的网，困在网中的兼并重组之路依然没有找到出口。“虽然不少地方兼并方案已经敲定，但是后继各方的利益博弈仍然存在变数。强势国企大集团就算进入小煤矿，他们不尊重地方上已经形成的‘地域文化’(利益分配模式)，最终也要被各方势力挤出去。想在地方做事，必须要有地方政府配合。大国企你再厉害，你毕竟只有经营权没有行政权。只要老百姓跟你闹，你大国企什么事也做不成。”深知煤炭行业诸多隐情的某县煤管局领导讲道。
一位深谙山西煤炭行业的学者则向《世界博览》杂志表达了自己的迷惑：“我们很难理解，关系到山西省宏观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省政府居然没有让省社科院参与调研，也没有进行试点就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更无法想象的是：山西煤炭行业兼并重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中居然没有省经委，省发改委也仅仅是一般性参与。从我了解和观察到的信息来看，省属职能部门的参与程度和省直属各部门利益之间也大有玄机。”
据说，2004年省国土资源厅就曾牵头推动过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工作，但是由于省府高层人事变动而终止。而眼下这次兼并重组中，国土资源部门的积极性并不高。掌握地下资源分布情况的他们很清楚，除了满足实际生产需要之外，兼并重组的煤矿划分十分困难，需要担当巨大的责任风险。
山西煤炭行业兼并重组导致的煤矿停产和关闭，必将影响和拖累全省经济保增长的硬性指标，作为省发改委和省经委也未必愿意承担山西经济宏观数据下滑的责任。
真正牵头的省煤炭厅的职能仅仅是负责安全生产监管，只希望兼并重组结束后小煤矿关停能够降低矿难发生率。省政府目前的政策要求是，各地小煤矿兼并重组后，国有大集团全部控股51％以上。而根据国家14部委出台的文件来看，安全生产监管方式根据股权不同而不同，大集团要控股51％以上，就要承担主体安全责任；如果仅仅是参股的话，那就只需要负担安全管理责任，那么和之前一样还是地方政府监管，进行分级管理，最终安全责任还会落在安监部门上。
据了解，整合的一般程序是：在对各煤矿和参与方资格审核的基础上，各县(市、区)政府组织相关单位及企业共同协商并签订意向协议。在此基础上，由政府和兼并重组整合的主体企业提出申请报告，上报省工作领导组批准后实施。县整合工作小组通常由四人组成：专管煤矿的副县长，安检局局长，建设局局长，省里专派的县长助理。
指定兼并主体后，剩下的就是各家各显神通，与小矿主谈判。山西煤运集团和同煤无异是这场“跑马圈地”中跑得最快的一个。据了解，山西煤运公司共取得对两市87座煤矿整合权，整合后规划产能将达到2290万吨。
需要一提的是，去年，山西确定整合主体为五大国有矿，直至今年4月省政府又决定增加两家――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公司和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公司。
“省煤炭运销公司就是山西煤炭行业的‘毒瘤’，他们在各地道路设卡收费，替省政府收取煤炭专项基金和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所有通过公路运输的煤炭运输车辆，都要向他们缴费。”一位常年跑煤车的司机师傅说，“每年被他们中饱私囊的款项可能是向省代收的100倍，经常能看到停在煤站前不走的大货车，就是在等熟人换班，然后以较低的通行费过关，这笔钱最后就落到他们职工手里了。如今煤炭行业兼并重组，可能以后不让他们上路收钱了，所以为了转型他们也在拼命捞。”
甚至其他省份也被卷进了山西的这场重组风暴。据统计，目前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企业已超过450家，投资总额在500亿元以上，浙籍相关从业人员在10000人以上。因此，山西的这场“煤矿国有化”令浙江商人损失惨重。
浙江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份《浙商在晋投资的煤矿企业在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调研报告。该报告称，受损失的大部分浙商都是山西省近年来招商引资过去的，如今却被要求“占股不得超过30％”，而其原有合法的资源采矿权补偿价款计算方法由山西省政府确定。报告指责此举不仅没有法律依据，也与国务院煤炭产业政策相冲突，有“地方保护主义”之嫌。
作为煤炭支撑起大半个天的省份，煤矿兼并重组对山西的许多普通民众也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在晋西北地区的河曲县，由于小煤矿停产等待重组，当地居民现在不得不去黄河对面的陕西府谷等地买煤。在那里一吨煤300元，到这就变成五六百元。除运输成本外，还有煤检费(有煤检证才能拉煤出省)也会加到价格里。当地老百姓从买不起煤，到现在买不到煤。
他们甚至还要适应一种不习惯的生活――改烧蜂窝煤，“脚底下都是煤，现在却烧不上煤”。人们对断煤怨气很大，一位居民抱怨说，“冬天马上来临，如果煤窑再不开工，影响了供暖，我们只能烧树皮了。”
县城老孙家的澡堂因为煤价上涨，洗澡价格也由去年2元涨至4元，下一步即将面临停业。县里的餐馆大多关门歇业，老板们 一方面要忍耐成本升高，一方面煤厂工人大幅减少，客流严重下降。
但也有民众没有因为断煤而排斥这次国有整合。对他们来说，未来也许能解决一个更大的问题――由于矿的开采，使得村庄周围都成了采空区，村庄受损越来越严重。住的房子都是裂的，有的房屋开了小缝，也有开了大缝，过去找到煤老板处理，通常有的以武力摆平。不少人认为收回国有后，也许这个问题就有人管了。
兼并重组的“县政”操手
“都说煤矿是山西的财政支柱，依我看，不但是财政支柱，也是县里的第二财政!”贺祥(化名)，山西南部某县一集体煤矿矿长这样说。
在问及何为“第二财政”时，他无奈地说道；“县里边不是这个局，就是那个局，都把我们当唐僧肉。今天这个你来检查，明天他又来，哪个来了我们也不能得罪啊，一般都要好吃好喝，走的时候还要塞红包。跟你老实讲：除了县粮食局不来找你，什么局都找你，就连管计划生育的也要找煤矿。”
“过年前各单位要办年货发福利，就要到矿上来检查，最多的时候22个单位一起来找你。”贺祥说，“除了官面找你，地方老百姓也找你啊，煤矿附近的村里要修路，要唱戏都要找你赞助。你不给，老百姓把路给你堵了’就算你能正常生产，采出来的煤炭也运不出去啊!不过老百姓毕竟好打发。每年光应忖县里‘第二财政’的支出，要进行3个月的生产才能弥补回来。县里的小煤矿不但是县里财政税收的大户，也是县政府各部门领导的摇钱树啊!”
在谈到兼并重组时，贺祥眼角升起一丝愁云，但是很快一扫而过。“省属大国企进来后，对县政府有什么好处?人家大集团都有自己的安检部门，安全、税收都是更高一级行政部门来管，到时候哪能轮得到县政府和下属职能部门来管?县局去检查人家大集团，谁理你啊?”
所以，他相信兼并重组最后的结果肯定和纸面上写的不完全一样，“县里领导也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怎么整合都行，只要危害县里的利益，最后不管省里制定的政策有多坚决，最后省里的政策到县里肯定要灵活变通啊。反正我们集体矿的工人都属于县劳动局登记造册的，县里最后肯定不能不管我们啊。”
贺祥所在的县，等待兼并重组的煤矿都处于停产状态。据贺祥介绍，那些储量不大或者矿井布局分散，不在兼并名单上的小煤矿要被彻底关闭掉。“他们更惨，压根连参与兼并重组的机会都没有。可是人家之前也向政府缴纳过资源价款啊，所以现在这些人在省里甚至到北京到处告状。上边压力传到县里，县里顶不住压力，只能和这些即将被彻底关闭的煤矿主签保证书，市里默许他们再开采三个月来减少他们的损失，三个月后他们必须保证彻底关闭煤矿，现在谁都不知道由谁来出钱补偿人家，省里也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还是县里比较灵话啊，让人家多生产几个月来弥补损失。”他说道。
不过，也有的县对这次兼并重组表示出“热烈欢迎”的姿态，“以后，不会因为有的县拥有矿多而特别富，有的县因为矿少而特别穷了。”晋北地区一位某县领导说，“整台可以使国民经济重新分配，国家也许可以通过这个手段把各县经济拉到一个平均水平，据了解，他所在县拥有矿井数在该地区属下游水平。
山西煤炭行业的地域性特点，以及围绕其间的复杂利益网已经决定了山西各地的“县政”力量将是煤炭行业重组的真正“操手”。这一点在县里决定让何种级别的国有企业进入县域煤矿的安排中已经十分清晰。
贺祥所在的市的一家市属国有煤炭企业试图兼并下属县域内的两处煤矿，但是都没有达成心愿。这家市属企业资金也不可谓不雄厚，而且作为该市最重要的市属国企，市政府领导也多次向县一级政府通气，要求给市属企业以方便和照顾。结果是，企业领导到县里，县政府也给予热情接待，但是为其开列可供兼并的煤矿都是无人问津的“鸡肋”。
“下边的县政府更愿意把好矿给省属的煤炭集团，我们市属煤矿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啊。”记者采访这家市属煤炭企业时，相关工作人员抱怨道。
随着财政部今年8月份《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的出台，到2012年底前，中央要求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的改革。这样一来，以往的县市之间的日常资金来往关系将被取消，这也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县市利益的“分家”。县里把好资源留给省属国企当然是将自己的未来利益绑定在了省财政上，而且省政府出台的文件也明确指出，各地省属国企是明确的兼并主体，即便县政府没有把好煤矿留给市属企业，也是和省政府保持一致的。
该市下属某县的煤炭局官员私下向记者说道：“如果县政府领导同意让这家市属企业进入该县兼并现有煤矿的话，以后一旦县政府和该企业在本县的煤矿发生利益纠葛和冲突时，县领导始终会处于弱势。如果县里让省属大国企进来，麻烦事就没有那么多。如果县政府和省属国企发生利益纠纷，市政府不会去关心代表省里利益的省属国企，毕竟省国企把钱交到省里边了。”
事实上，即使省属煤炭集团进入县域内，也必须依赖“县政”力量才能真正去正常运营。如果省属煤炭集团忽视“县政”力量的利益，那么“县政”手中最大的王牌――基层民众将对省属煤炭集团的正常运营带来巨大威胁。一些乡村官员表示：“管他什么企业。进来不给我们出公益费用，一样开不了工。”
中国的众多国有企业，虽然从产权上讲都是全民所有，但是实际上企业按照不同的规模分别由不同层级的政府管理，这就使得“国有”企业的利益未必都是铁板一块。像汽车、钢铁这样的大型企业，往往是由市级甚至省级政府管理，所以像山东的钢铁重组就是由省政府一手主导，当然在过程中也不能不顾及地方的利益――毕竟，日照钢铁贡献了日照财税收入的一半以上。
不仅许多大型企业对地方财政有着巨大贡献，他们之间甚至还有许多人事关系，比如、扛苏沙钢虽然是一家民营企业，其董事长却长期兼任张家港市市委副书记，再加上欲收购其的宝钢是外省企业，这显然增加了沙钢保护自己的砝码。
而像煤矿这样的产业，从来都不是一方能主导的。在打造“年产量过2000万吨的钢铁旗舰”的同时，山东也开始了打造“煤炭旗舰”的进程，其出发点颇有意思：9月16日，上市公司新华医疗的控股股东山东省淄博市财政局作价5.5亿元将29％股权转让给同一市的煤炭巨头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淄博这样做，显然是试图在煤矿重组过程中先发制人。
煤老板真的会消失?
作为下海较早的煤矿主，李金龙对这次煤矿兼并重组并不是很在意，尽管这次他少收了几千万，但打心里算是接受了国有大矿开出的价格。“不管怎么说，图一清静了。”他在县城最好的位置物色了一块地，打算盖一个当地最豪华的大酒店，“过不用看人脸色、不用担惊受怕的太平日子。”
除了谢幕的，还有人继续在这条越来越 不好走的财富道路上掘金，曹建军就是剩下的为数不多的煤老板中过得“风光”的一个。
一到柳林县，听说要找几个还在运营的煤矿，当地的黑车司机直接将记者拉到柳林汇丰公司的大门口。老板姓曹，叫曹建军，是一位不折不扣靠煤矿起家的煤老板。职工3000多人，资产3亿多，产业覆盖煤炭、房地产、自来水、宾馆、运输等行业，是山西省百强民营的上榜企业。“这次别的矿都停了。他却买了不少矿。”司机对当地煤矿的变动如自家事般熟悉。
经过连年的收购，这位技校毕业的老板快速完成扩张的过程：2003年，柳林大型国有煤矿同德公司改制，曹建军以3.9亿元的价格购得了该企业60％的国有股份，同年，他以4500万元的价格一次买断了首家山村办煤矿的经营权……
曹建军曾经花了几十万元请北京一家咨询公司帮其进行公司的优化管理，被当地一些人称为“白扔了几十万”。“一帮大老粗哪懂啊!”他这样说。
如果说原来是做大，曹建军则把这次重组视为一场做强的机遇。在这次山西煤炭重组中，汇丰集团在柳林、方山、临县、清徐、太原五个区域，整合矿井4座，选煤厂3座，焦化厂1座，焦炉尾气发电厂和瓦斯发电厂3座，铁路发煤站台2个。汇丰还对迎宪焦化集团焦化厂进行了技术改造，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铸造焦生产出口贸易基地，那将使曹建军离煤炭大亨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在柳林人眼中，还有一个在地方史上不得不提的人物，那就是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邢利斌。他在胡润能源排行榜排行第九，这又是一个比浙江商人还低调的人。他几乎从未在媒体上露过面。
1990年，邢利斌租赁经营了柳林县金家庄乡办煤矿，2002年6月，他响应政府对国有煤炭企业改革的号召，率先出资买断柳林县兴无煤矿全部国有资本，组建了山西联盛能源有限公司。四年来，他大力实施资本运营，先后采取买断资本、租赁经营等方式对国有、乡镇煤矿进行改革，使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山西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邢利斌，为联盛各直属煤矿修建了职工公寓、餐厅：澡堂，新建了联盛小区和教师公寓。本地人讲，“柳林出了个邢利斌，带动百姓奔上好光景。”
“未来20年，煤炭的前景绝对没有问题。全国性大企业成长的机会到来了。必须迅速成为强势品牌，成为市场的领导者，”邢曾经公开表示。
在联盛集团副总裁办公室，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上演。办公室前后进出的几拨人马，都是谈并购的小矿主。联盛是这次吕梁地区民营焦炭企业的并购主体，共整合矿井13处，产能1185万吨，年。据传，联盛在此次整合中拿出比国有矿收购价高出四五倍的价格，大举在周边三四个县进行扩张。即便是市属国有大矿也没并到几个矿，全被后来居上的民营老板“吃掉”了。
联盛集团能够在煤炭整合中分得一杯羹，除了自身实力强大之外，也体现了当地政府的“关照”。据了解，联盛和汇丰都是当地的利税大户。
在吕梁，兼并重组整合后主体企业共有27个，其中大型国有煤炭企业4个。产能占全市的24％，而地方骨干企业16个，产能占到全市的60％。大土河焦化有限公司董事长贾廷亮表示，“原来公司21个小矿加起来才有120万吨的产能，现在整合成5个煤矿，产能达到620万吨。”
对于煤炭尤其是焦炭行业，民企跑马圈地的意义更为凸显：兼并主体整合后每年的产能至少达300万吨，按每吨煤赚100元粗略计算，一年的利润就是3个亿。尽管煤老板数量在此次变革中会大幅减少，但超级富豪却可能将越来越多地在幸存者中诞生。
但是对为数众多的小矿主来说，还是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大量的矿主一边没日没夜地投入这场决定他们命运的谈判，一边联合当地的政府寻找其他出路。即便是县、市以完成省里的任务为己任，真正执行又到了另外一个层面，大量小煤矿以“变种方式”存在。
一位某市煤炭局的官员向记者透露，“好多地方煤矿的兼并，就是几个矿的老板坐在一块商量好了，为了应付省里的兼并重组。口头上达成了协议，或是拟协议说，我们几个矿合并成一个大矿，这个大矿符合了省里的政策，等过了这段时间再看，市的兼并重组方案就这样通过省里批复了。”
一位常年在山西做煤炭设备贸易的人士马兰(化名)透露，因今年年底前要确定方案，之后并购方对整合的小煤矿进行设备升级改造，改造完毕经验收产量达标的，才颁发生产许可证，改造包括采矿设备的升级、安全管理的加强、现代公司制度的建立等。
“这是一大笔投入，你要知道，国有矿并购小矿。现在很多买卖也不愿意干，有些小矿资源枯竭，大规模机器去采可能几个月就把那点能量采完了，还得投入一大笔钱，投入产出不成正比，资源大量浪费；另外，安全风险这么大，在投入生产过程里可能还会出事故，付出很大的代价。你看屯兰那么先进的矿，不照样出事故。”
“国有矿对这个问题很清楚，所以现在有不少地区，形式上小矿归大矿所有，但还是各自经营，小矿尽量不要给我添乱，还有一些煤矿比较分散，含矿不高，国有矿没能力管的，就先放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省里要求这些符合要求的大矿明确主体，明确各股东的出资比例、股权结构、主体名称等，”马兰说，“所以矿主仅是在形式上有所变化。”
对于这次国有矿兼并重组，还有一个细节：基本都是由集团公司，而非他们的上市公司来完成整合。国企的弊端是否会带进民营企业中，甚至拖累民营企业，以及将来继续回归到民营手中?
“山西大部分上市公司都由国企改制而成，憨厚实在的山西人当时几乎将最优质的资产全都给了上市公司。”证监会山西特派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记者说。例如，西山煤电集团全部9座矿井中，上市公司西山煤电拥有4座，而这4座在集团全部产品中最具市场竞争力。
对于山西上市公司始终没有出现ST族的事实，山西人多已不再引以为荣，相反，他们更看到山西板块潜在的威胁。山西板块优质资产的背后，是亏损集团的如影随行。在山西，因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由国企改制而来，且上市时，集团均向公司注入了绝对优质的资产，因此，上市公司一枝独秀，集团经营却陷入困境的例子比比皆是。
据一位熟悉神州股份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虽然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太原煤气化集团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其中却有十多年亏损。2003年有数据统计，集团8亿多元贷款中，有5亿元难以偿还，每年仅贷款利息就高达2300多万元。此外，集团的现金流也少得可怜，神卅『股份每月都要借给集团900多万元现金，以助其渡过难关。
“即使依靠政府政令，国有大集团能够顺利收购小煤矿但是最后谁能活下来都是要靠市场说话的。小煤矿所拥有的矿区都已经不适合大规模机械化开采方式，如果硬要上机械化开采，那么机械化巨大的投入成本和生产成本能否在开采有限储量的煤炭资源来收回成本?”这位人士表示，“就算不存在上边的问题，大集团进入小煤矿的区域，不可能采用灰色手段来和地方政府以及老百姓来分利，这样将会遇到大量的阻力，用正规手段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成本将转化成巨大的经济成本，这些都是大煤矿的问题。如果大集团进入地方煤矿后经营不善，连年亏损，最后通过市场的手段还是要自动退出的，到时，民营资本还要通过承包来重返小矿主手中。”
而作为一名小煤矿主，李元成的看法是：“说不定过不了几年再高价让我们买回去，只是不知道到时候我们还有没有那些钱买了。”
山西煤炭重组现在还处在工程的初期，我们了解的事实也只是冰山的一角，甚至与真相也相距甚远。在2009年中国经济的“国进民退”引起全社会关注和怀疑之际，山西煤业重组猛然闯进人们的视线，增添了又一个重要的注脚。而且它比其他的案例都更复杂，不仅再一次讲了一个国企民企的故事，也更能把我们引向一个老问题的思考中：政府在经济中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在今年8月《证券日报》推出的一篇梳理全国十大重点行业兼并重组全景的文章中，山西煤炭重组由于出手较早，被寄期望“提供范本作用”。但从目前的情况看，问题似乎要复杂得多。它将是一个成功的范本，还是一个问题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