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对电视谈话节目体现出的文化意义进行理性探讨，尝试着借此以期对中国目前的谈话节目制作提供一点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电视谈话节目 文化意义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电视谈话节目大行其道，成为影响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体现出市场化大环境中受众的文化选择逐步走向多元化和开放的社会文化特征。传播学者陆晔认为“电视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文化情景。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把传统上私人领域的文化元素和社会公共领域交织在一起。……林林总总的电视谈话节目，为我们提供了电视受众和电视节目的关系基础上，一个透视社会文化格局特征的样本，并最终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电视作为社会文化传感器，对于当代社会多元与开放的文化品格表达和塑造的作用。” ①
一、人际传播介入大众传播，提高电视文化传播效力
电视谈话节目中，人际传播对大众传播的有效介入使节目本身具有了独特的视觉价值和审美价值，进一步提高了电视文化传播的效力。
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以人际传播的方式介入整个传播过程，在大众传播中实现了人际传播的最优化。作为媒介与受众之间的“感情、信息交流的桥梁与纽带”的谈话节目主持人，神情自然、亲切随和、落落大方，与现场的嘉宾及观众作真诚的交流，在媒介和受众之间营造了一种虚拟的人际交流情境，使大众传播摆脱了媒介机器的冷漠与单调，缩短了荧屏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最大程度地拆除了电视与受众之间的藩篱与壁垒。美国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把对观众和嘉宾生活的关注凝聚在倾听中，通过平等的交流和对话把谈话的主题逐步引向深入。在她的节目中，经常涉及到性、虐待儿童、吸毒、社会暴力等非常敏感非常刺激的话题，更有与上司不和、饮食过度、缺乏自信、尊严受损这类个体化和心理因素很强的话题。但在她极富耐心和魅力的带动和启发下，来自普通人群的嘉宾和现场观众倾谈出他们真实的生活感受，表露他们个人心中的隐秘，并通过这种倾诉来缓解郁结心底的压力。她非常真诚地对于每一个内心痛苦的在场者都表现出深切的同情，这使得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觉得她更像一个关心他们的邻居和好朋友。美国传播学者唐?库什曼说，“一个人想要进入人际沟通，不需要首肯对方的每个想法，但必须把对方作为一个独特自我或重要的个人加以支持，积极的尊重对这种互动来说是最基本的”。②
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更是一个感情表达和交流的盛宴。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共同参与，无论在观念意识上和情感态度上，还是在传播视点和传播手法的表达上，开放型的电视传播都打破了以往“我传你受”的单向关系，使传播者与受众保持一种平和对等交流的状态，进一步引入了人际传播机制，使得互动性增强，亲和力显现，最终提高了电视文化传播效力。
二、构建大众话语空间，拓展公共领域
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电视谈话节目虽然起步比较晚，但它从一开始就给受众带来了一个健康的交流空间和多视角的文化碰撞。从其本质来讲，电视谈话节目形式是通过建立一种全国或地域性的谈话系统来实现它作为“公共领域”功能的。它为大众提供了一种类似于中国古代议事厅那样的大众话语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最早是由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后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将它发展为“公共领域”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指市民可以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或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其条件是所有人应有相等的表达机会，参与者以私人身份参加自主性的聚会，而讨论的主题以公共事物为主。他认为：“不管怎样，大众传媒充当了个人疾苦和困难的倾诉、生活忠告的权威人士：它们提供了充分的认同机会，在公共鼓励和服务的基础上，私人领域获得了再生。原先内心领域与文学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与公共领域相关的内心现象逐渐让位于一种以内心领域相关的客观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私人生活的问题被吸收到公共领域当中，在新闻机构的监督，这一问题即便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也至少被公开化了。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公开化过程，由大众传媒建立起来的领域获得了次内心领域的特征，而私人意识也得以提升。” ③在哈贝马斯看来，随着公众由主要依靠阅读书籍（文学）变为依靠画报、杂志、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来进行沟通，文学公共领域消亡了，随着文化批判的公众逐渐转变成文化消费的公众，公共领域本身在消费公众的意识中被严重的私人化了。这主要表现在原来高高在上的公众领域变成了发布私人生活故事的领域，大众传媒就是理想型的公共领域，尤以电视为代表。
电视谈话节目正是构建了这样一个公共的大众话语空间，让普通人在电视荧屏上表达对某一事件的看法，谈论真实生活的体验，倾诉生活中隐秘的部分，从中获得一种心理慰藉和精神宣泄。“电视媒介为大众的交流提供了技术条件，可以说为大众构建了一个可供自由交流的公共大厦，一个谈话的场所，具有社会公共空间的性质，提供了可以发展谈话节目的大众话语空间，在培养观众的话语习惯，给予社会一种良性推动上具有其他节目形态所不及的作用。” ④
电视谈话节目是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相结合而产生的最接近原生态的节目样式，在宽松和开放的聊天气氛中，一个崭新的公共话语空间也初步形成。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和盛行，是对逐渐消逝的社会空间的一个拯救，拓展了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也大大拓展了社会的公共领域。
三、确立民本文化风格，弘扬人文精神
在电视“平民化”过程中诞生的谈话节目使得电视不再是“一台发号施令的机器”，转而以平民的视角关注生活，以受众的兴趣作为话题设置依据，并邀请受众或其代言人出场。主持人、嘉宾和受众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整个谈话现场和谈话过程成为一个开放的信息场，在这个场中，电视从云端重新回归受众，重新成为平民百姓享有平等话语权的平台”，⑤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文化风格。一批以普通大众、寻常百姓为主体的电视谈话节目，如《实话实说》、《往事》、《聊天》、《讲述》、《荧屏连着你和我》、《天下父母》等注重普通人的生活，极力挖掘普通人身上的不寻常故事，讴歌普通人的真实情感，努力追求平民视角和纪录风格。节目将平民百姓请进直播室，让昔日隔屏如隔山的主持人与观众面对面谈话、交流，直接参与节目的制作。电视谈话节目通过“谈话”的方式审视着世俗社会人们的悲欢离合，也在探究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参与到电视的传播当中，他们带着自己的故事和困惑走进电视。普通百姓不再是普通观众，而逐渐成为能够向大众传播的电视节目的主角。
对平民主义的追求，是中国电视在社会发展、时代进步下的一种回应，更是人对媒介自身的一种全新的认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让老百姓说自己的话”，电视谈话节目以平民化的风格、平等的交流氛围、大众的话题重新成为表述普通人思想理念和价值观的公共论坛。《实话实说》选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题和叙事方式，是一个最大众化的节目。节目中平民百姓走上荧屏，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袒露自己的心迹和经历。
电视谈话节目除了体现一种对平民化的文化追求，也深刻彰显了人文关怀的精神。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人文关怀突出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它不仅要求人们关注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关注社会的变迁，更要关注人的社会行为，关注支配这些行为的人的精神品格、信念、理想与尊严。
如今的电视谈话节目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体现在创意、编导、制作中的一种“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对象的思想”，“一种对人的关注”的人文精神。我们从普通人的生存空间、生存境遇中感受到一种对人的关怀，通过节目中人物的日常遭遇、人物的心态和困惑，讲述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情感体验，进而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给观众一种心灵的触动，一种对于生命和生存的感悟，使我们从这种对周围人的感动中体会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与爱，感受到一种对于生活和生命的热爱，传达出对于人和生活的一种关怀。电视谈话节目不仅在于让人看到人，还在于让人看清人，充分体现了百姓的思想、情感、意愿、性格和情操，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尊严、价值的关怀和维护。
四、满足受众文化需求，舒缓精神压力
电视谈话节目一方面满足“倾听”的需求，另一方面张扬“倾诉”的魅力，把关注的视点转移到普通百姓身上。“谈话”这种方式更是让社会普通百姓通过各种大众文化途径直接参与进来，以对话、谈心等方式表达内心情感，尽情倾诉心中的喜悦、烦恼、困惑，甚至是愤怒、不平。同时，谈话节目也使普通百姓获得了倾诉的现实空间，以谈话者的角色充分展露自己对平凡人生的种种智慧的洞见以及他们平凡中崇高的人生态度。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把朋友间随心所欲的、没有任何约束的聊天搬上荧屏，同时将丰富多彩的娱乐元素引入谈话节目，从信手拈来的话题出发，肆意发挥，天马行空……无主题的漫谈正如朋友间聚会的闲聊，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人们日常谈话的原生态。“不求高度，只求广度；不求深度，只求温度；不求结论，只求趣味”的节目定位，尽情追求当下世俗的快乐，满足了受众追求娱乐的文化心理需求。
电视谈话节目通过“谈话”这种最古老的交流方式，与“电视”这种现代最普遍的传媒手段相结合，有效地满足了当代中国人的现实心理需求，解除了经济社会给他们带来的沉重的道德伦理困惑，让他们从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种种迷惘中缓解和解脱出来，也获得一种文化舒缓。同时，它还把普通人悲欢离合展现出来，让人们知道不仅是自己在饱受磨难，别人也同样有烦恼和痛苦，挣扎和奋斗，从而使人们平静下来，以一种平常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对待现实。
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表述方式的创新，其意义不仅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说话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思维方式的革新，即人人都有平等交流、表达意见的权利。总而言之，电视谈话节目在我国还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随着电视节目竞争的规范有序，一个真正的公众平等对话、开放交流沟通、众声喧哗的电视谈话时代终将到来。
注释
①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第237页。
②朱菁：《从谈话节目的崛起看电视传播观念的转变》【J】，《电视研究》2001年第1期。
③[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
④朱羽君，殷乐：《大众话语空间：电视谈话节目――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之二》【J】，《现代传播》，2001年第2期。
④黄永超，陈忠坤：《从谈话栏目看电视传播的人际化趋向》【J】，中国新闻学传播评论，www.省略2003-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