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出版集团创建于1936年1月1日，是世界著名的英语图书出版集团，主要出版小说以及儿童图书。 在书界，畅销书与长销书是两个不同的门类，可能偶然会出现个把既畅销又长销的书，但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企鹅不同，多年来一直把两者结合得很好，并且行销全世界。比如：今年1月刚刚上市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就是企鹅的版权，2009年6月在英国首发，即引起轰动，11月在美国出版，更大范围地引人关注，并且引起全世界对中国发展的讨论。
该集团与中国合作比较多。中国图书《狼图腾》就是由它们组织翻译出版并用英文版面向全球发行的。英文版鲁迅作品集――《鲁迅小说全集――阿Q正传与其他作品》共40册，也成为“企鹅经典”系列的新成员，鲁迅这面中国文坛的旗帜终于借助他们的力量进入了欧美市场。
2005年，我访问英国，日程中有拜访企鹅出版集团的安排。我们如约来到企鹅出版集团，在门口见到一位头发几乎全白的长者，陪同告诉我，这位就是企鹅出版集团的CEO麦肯森先生。我吓了一跳，心中的诧异肯定已经挂在脸上。麦肯森先生一边问候一边引领我们上楼，我心想，这么大集团的老总居然亲自到门口来接我们，真让人感动。陪同说，麦肯森先生是“空中飞人”，常年奔波于世界各地，处理业务，这次是专门在伦敦等我们的。
麦肯森先生详细介绍了企鹅出版集团的组织结构和营运模式。我一直对企鹅的经典黑皮书系列非常有兴趣，此系列图书不仅有品味，而且畅销。前两年，重庆出版集团与企鹅合作，引进企鹅经典，并且加入中国元素，效果甚好。于是我谈到企鹅经典黑皮书系列，麦肯森说已经出版了1000多种，但其中只有七本中国书，全部是像《红楼梦》等一类的古代经典，他希望在这个系列中能有更多的中国图书出版。麦肯森说：“当然，如有合适的图书，请你推荐。”我回应道：“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2007年，麦肯森先生在成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外国顾问后，得知我将参加这一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就约我在法兰克福见面。据北京办事处的海伦女士说，她们定的这家餐馆是法兰克福最好的，需要提前半年预定。麦肯森先生的隆重，再次感动了我。近两年，企鹅出了不少中国书，其中花10万美元购买《狼图腾》版权，创下中国版权输出之最。这开先河之举，对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具有导向意义。此后，才有了于丹的《论语心得》版权卖出10万欧元的新高。
2008年，麦肯森先生与其母公司培生集团的老板一起再访中国，我们又一次见面，这次我做东。席问我们与母公司老板谈到企鹅与中国的合作，也谈到出版的趋势，老板滔滔不绝，可能是因为刚刚访问过一个机构。而堂堂麦老板只是愣愣地做了回陪客，几乎一直是在听自己的老板和对方的老板在说话。“好闷啊!”麦肯森无奈地评价刚才的会见。当然这是玩笑。
2009年，我们在法兰克福书展企鹅的展台再次见面，麦肯森指着一面展板说：“看，我们出的中国书。”整整一面墙，都是关于中国的书，看着他的兴奋，我也很兴奋。我们一起在这面墙前合影，为的是留下这美好的记忆，也是企鹅出版中国图书的见证吧。寒暄过后，麦肯森说：“基辛格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很多出版商都想要，明天我要与他见面，你能给我个建议，让我能够拿到这本书的出版权吗?”我说：“你可以对基辛格说两句话，一是中国人很熟悉他，他对中国也很了解，因此，他的书会客观公正，而全世界的人对他的书都很期待，中国人也希望早日见到，并且希望他的书能在一个对中国友好的出版公司出版，比如企鹅；二是尽管他对中国很了解，到访中国没有100次，也有80次了，但是，也还是有他不了解的地方，我们愿意为他不了解的地方提供帮助。”
麦肯森很高兴，说一定告诉基辛格。从法兰克福回来不久，就听到了企鹅拿到了基辛格新书版权的消息。同时，中文版权也被我们的中信出版社获得。
麦肯森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对出版有独到的见解，《狼图腾》版权的购买，就是他与该书的作者姜戎先生一席谈话后拍板亲定的。他对中国出版的“走出去”持欢迎和帮助的态度。在他的领导下，企鹅不仅自己积极寻找适合外国读者阅读的中国图书，还参与翻译培训等项目，以解决这类影响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瓶颈问题。
2008年在杭州莫干山，由英国文化委员会组织的翻译培训班的费用，就是企鹅赞助的。这个培训班以一对一的方式，一半中国人，一半外国人，共同切磋，不仅能够解决字面的翻译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为我们的翻译培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
2008年，企鹅出版集团与北京一家技术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根据该协议，中国公司将负责企鹅出版集团在中国电子书的发行。现在，企鹅出版集团2000种图书可以通过中国这家公司的阅读软件让读者得到享受。
数字出版和出版的数字化现在是如火如荼，企鹅的数字化意识更早，所以他的产品就能够更早地被读者享受。当然，我们更希望其中的中国内容能够被世界读者更方便地得到。
(作者系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图书推广计划”策划、执行人之一)
西方主流媒体中的争论传统和夸张(摘录)
Mark Buck 刘立华
有关中西媒体报道风格的比较研究也已很多。每一条新闻、每一个观点或是有关政策的提议提供给西方记者的时候，他最可能直觉的反应则是希望在它身上找到瑕疵，进而去批评、动摇其基础。这种总是寻求一种相反观点的思考模式成了其本能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西方媒体特有的“质”，它也存在于西方的司法体系中，其基本假设如下：真理的产生是不同观点撞击的结果，每一个观点或是争论都需要验证。
基督教认为，人类本身是不可靠的、有瑕疵的而且是自私的。基督教强调了人类弱点的同时也指出了人类自我改进和发展的潜力。《圣经?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贯穿于《旧约》中犹太人的背信弃义、懊悔、原谅以及再次的背信弃义这一叙述模式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这一对待人性本质的基本差别解释了西方媒体中讽刺意义元素不同分布。如果人性存在弱点，人性有瑕疵也是自私的，那么那些处于位高权重的人的虚伪则需要去揭示，这也是讽刺的价值所在。讽刺的目标是人性的贪婪、双重标准、自负、缺乏自我控制、嫉妒、骄傲和懒惰。在西方的文化中，政治是一个肮脏的职业，讽刺则是清扫国王奥吉厄斯牛舍的工具。
西方的媒体不仅仅把寻求差异看作一种政策问题，而是把这种对差异的追求看作是寻求真理的一个过程，看作优化政策的手段。而当涉及到对差异的表达时，它会故意依赖夸张的使用，目的在于把这一争论的事件推向公众的关注视野，使其能够得到大众的反应。
我们应当看到的是，虽然西方媒体有争论和夸张的传统，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也会刻意根据这一“特征”质疑中国发展的事实，歪曲对中国的报道，以达到某种目的；对此，我们应该鲜明表达我们的立场，减少他们“误读”的空间；第二，我们也应该看到，中西媒体在保存各自特点的同时，它们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有融合的趋势，中美的媒体在社会建设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的报道方式也在发生转变，在解决问题方面的作用逐步凸显。
在当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变得非常重要，相互的孤立并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选择，相互的了解、理解和宽容应该是整个人类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