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国家版图意识 [刊播地图与传媒人的国家版图意识]

　　现在我国的传媒比较重视及时配以地图报道新闻，但同时也暴露出较多地图知识匮乏的问题，而地图知识的匮乏在政治上就不是简单的技术差错，特别是国界或边界的差错，有可能给我国的外交事务带来无事生非的麻烦。
　　另一方面，一般情况下公众是相信传媒在知识方面的权威的。尤其是对外传播，人家以异文化的心态看待你，会比本文化中更为较真。地图虽小，关系重大，不可掉以轻心。
　　目前，地图的差错相当普遍地存在于我国的传媒中，以下记录的只是“一斑”：
　　
　　地图知识匮乏或工作马虎造成的差错
　　
　　1996年6月18日《光明日报》为《百年沧桑话香港》一文配发的“香港地区示意图”，漏画了大屿山岛、南丫岛以外的大部分香港地区的离岛。例如九龙西侧的青衣岛、大屿山北部的离岛赤腊角(新机场即建在此处)、香港人口最密集的离岛长洲岛和坪洲岛、作为香港最南端标志的较大离岛蒲台岛、赤门海峡以外的几个较大的岛屿。九龙半岛的海湾牛尾海中的较大岛屿，竞也一个没有。―些已画出的岛屿位置、比例尺也与实际相差太远。例如鸭俐洲与香港岛的距离不过数百米，而图上的距离则有数公里。
　　2007年5月7日，《新京报》发表《印度拟重修中印缅战略通道》的新闻时，附了一张这条公路的示意图，一条笔直的横线从中国的昆明向西延伸，经过缅甸的一个没有标明地点的圆圈，再向西达到印度的一个没有标明地点的圆圈。这是配合文字新闻发的地图，不是考学生的暗射地图，标出的圆圈竟然不写上地名。根据文字报道，缅甸境内的这个圆圈应该是密支那。而印度的那个圆圈，不论根据文字还是地图本身，都无法知道是哪个城市。文字中只提供了阿萨姆邦这个行政区域的名字。根据这个圆圈的大体位置，可能是阿萨姆邦的交通枢纽城市隆丁。如果是这样，看一看较为规范的地图就能知道，昆明、密支那、隆丁三个城市并不在同一个纬度上。昆明的纬度比密支那要略向南一些，隆丁的纬度比密支那要略向北―些。这张地图过于简单的“三点一线”的标示，毫厘的差误，意味着实际距离的差误是数百公里啊!同日《羊城晚报》转载《新京报》的这个稿子，不经检查也同时转载了《新京报》的地图。
　　
　　钓鱼岛的地图标识出现错误
　　
　　199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8月31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刊登新华社发“钓鱼岛地理位置示意图”，提供的该岛地理位置很不准确。文字说明指出，该岛离祖国大陆和日本冲绳各约200海里，离台湾岛约120海里。但是若以图上该岛与冲绳的距离为准的话，那么它与台湾岛的距离就有约180多海里，而不是120海里；与祖国大陆的距离则有约250海里。台湾岛与钓鱼岛南的水平距离只有约有60公里，而地图上给出的水平距离竟达210多公里(110多海里)!
　　同年9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的公益广告中的大型中国地图，误将日本琉球群岛中的先岛群岛作为中国的钓鱼岛列岛标出(没有写出名称，但从位置上看，只能是指先岛群岛)。
　　
　　兴凯湖被我国的传媒全部划给了俄国
　　
　　2010年8月10日，我国著名长途游泳健将张健横渡兴凯湖，从西到东，即从白泡子到龙王庙，创造了人类横渡淡水湖的最长的纪录――69公里。很多传媒整版地报道了这件事情。兴凯湖这个美丽的大湖，重新唤起了中国人的记忆。兴凯湖原来完全是中国的内湖，1860年沙皇俄国强迫中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割让给俄国，处于乌苏里江源头之一的兴凯湖成了界湖，该湖的三分之二多被割让给沙皇俄国，只有湖的北部，相当于全湖(4380平方公里)27.8％的湖面(1220平方公里)属于中国。至今，中国政府一直有效管辖着这片水域。
　　我国的传媒有责任让中国人了解这段屈辱的历史。然而，《北京青年报》2010年7月28日A4版的新闻《松花江化工原料桶已打捞1500只》，配了一张很大的中国东北地区的地图，以展示化工原料桶在松花江可能的流向，编辑的本意是给读者提供一种立体感的对化学原料桶流向的示意，当然很好。但是，这张图在涉及现在中俄东部边界时，边界线是沿着湖的北岸划的，将整个兴凯湖划到了俄国一侧。这是明显的错误。
　　
　　我国传媒上经常出现印度主张的中印边界
　　
　　1996年6月，《解放日报》曾在头版配发了一张示意图，图中的中印边界是印度的划法，中国十几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画”走。同时，缅甸整体被涂上了蓝色，变成了大海。
　　2009年12月15日《京华时报》04版刊登了一幅示意地图，地图展示了天然气管道穿越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大体走向。其中中国与印度的边界线，完全按照印度的划法。
　　2010年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9版发表一篇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机会区域差异的文章，所附两张中国地图出现同样的中印边界划法的错误。
　　2010年12月9日香港《大公报》A20版发表根据《纽约时报》的地图(关于朝鲜导弹秘密交易渠道)，其中两张中国全图的中印边界的划法，是印度的划法，中国十几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再次被我们自己的报纸“画”到了印度一方。
　　
　　我国传媒上外国地图的边界差错
　　
　　1996年5月4日《光明日报》刊登一张非洲地图，提供的某些非洲国家材料过时或不完整。其中之一埃塞俄比亚，早在几年前，其东北沿海的厄利特里亚地区就已经成为独立国家，从而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变成了内陆国，但是地图上画的依然是原来埃塞俄比亚的边界，图中的文字介绍，面积和人口也是原来的资料。地图涉及的另一个国家埃及，图中的文字介绍是全国的面积和人口，但是给出的却只是它的非洲部分，亚洲部分没有画出来。同年9月9日和1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的中央电视台广告中的世界地图，所画的埃塞俄比亚边界，也是原来的，没有标出厄利特里亚。如果埃及政府、厄利特里亚政府就此抗议，我国除了道歉还能说什么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不是套话，而是需要落实的。
　　2010年8月12日《新京报》A27版，整版报道的主题是《“超级病菌”现南亚有全球扩散危险》，编辑出于好意，在版面左下角提供了不列颠群岛和印巴地区的示意地图，在这两个图上，标出发现超级病菌感染病例的地点。这两个示意图都出现了明显的边界错误。不列颠群岛的图中，属于英国的北爱尔兰，是在爱尔兰岛的东北部，而现在的图上，英国的“北爱尔兰”占据了整个爱尔兰岛的北部。在印巴地区的示意图上，不丹这个国家没有了，它被划到了中国西藏之内。如果爱尔兰、不丹政府就此抗议中国，我国外交面临的尴尬可想而知。 遵守我国刊播地图的法律和法规
　　报纸时事地图出现差误的原因很简单，作为传媒的编辑，地图知识缺乏，对报纸发表地图的政治性质估计不足，工作上缺乏全局观念和责任感。作为传媒，则是没有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编制出版管理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包括报纸时事地图在内的地图，出版或展示前要交有关部门审核。
　　早在1965年2月，国务院就转发过地质部的《编制出版我国地图暂行管理办法》；1980年7月又下发《我国地图编制出版管理办法》，都规定对出版的地图(包括书刊和宣传画中的地图)进行审核。1995年7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编制出版管理条例》，同年10月1日起实施。1992年12月我国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2002年再次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编制、印刷、出版、展示、登载地图的管理，保证地图质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加强对国家版图意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国家版图意识”；“编制、印刷、出版、展示、登载的地图发生错绘、漏绘、泄密，危害国家主权或者安全，损害国家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编制出版管理条例》规定了发表地图的边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有关邻国签订的边界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其附图绘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同有关邻国签订边界条约的界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国界线标准样图绘制。”这个法规还规定：“出版或者展示未出版的绘有国界线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界线地图(含图书、报刊插图、示意图)的，在地图印刷或者展示前，应当依照下列规定送审试制样图一式两份：(一)绘有国界线的地图，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地图，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地图，报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编制地图，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选用最新地图资料作为编制的基础，并及时补充或者更改现势变化的内容；(二)正确反映各要素的地理位置、形态、名称及相互关系；(三)具备符合地图使用目的的有关数据和专业内容；(四)地图比例尺符合国家规定。”
　　这里如此全面地引证法规，在于人们长期以来有一种误解，以为要审核的地图是指专门的地图册和挂图，忽略了“图书、报刊插图、示意图”也要报审。
　　根据这个规定，包括传媒示意图，都是应该向国家或省级测绘部门、外交部报审的。
　　事实上，我国传媒刊播的地图几乎没有主动报审过，法规形同虚设。除了当事人缺乏法治意识外，这个法规难以执行也在于传媒刊播地图有较强的时效要求，规定的报审程序不符合新闻工作的特点。因而，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视总局宜会同外交部、国家测绘局共同制定一项适应传媒工作特点的、简便的时事地图审核程序，以便于传媒在报审地图时有章可循，并制度化。
　　在《地图编制出版管理条例》没有被认真贯彻的情况下，至少报纸的编辑在刊发时事地图时，要对照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最新版标准地图，检查一下是否存在明显的方位、边界方面的差误。当班的传媒编辑部的办公室内，最新的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集，应是必备的资料。同时，各报的领导也要加强对地图绘制人员业务、政治方面的教育，以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凡是涉及国家边界的地图，不能随便从网上下载下来就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