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60年代人在不惑之年就能在政界崭露头角，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他们对改革开放有亲身体会，能够感受到改革前后的强烈对比，因此他们对改革开放抱有坚定的信心
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如今正当“不惑之年”，他们在各行各业都已成为中坚力量，其中的一些名字我们耳熟能详――商界的张朝阳，文学界的余华、铁凝，音乐界的刘欢、宋祖英……
2006年，随着胡春华、孙政才、周强分别被任命为团中央第一书记、农业部党组书记和湖南省代省长，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官员作为一个群体也已经开始进入省部级决策层。“60年代精英”的概念变得更为完整。
上述三人是正部级高官。据不完全统计，如果加上副部级官员，同一年龄段的高官已有数十位。
对改革开放抱有坚定信心
“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的一代。”谈到60年代出生官员最突出的特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这样概括，“他们出生时是困难时期，行将走入社会的时候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初。”
《生于60年代》一书记录了这一代人的集体回忆――“在嗷嗷待哺的时候，迎来了‘文革’；在接受知识的时候，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逐步建立世界观的时候，迎来了思想解放……”
王伟说，这批人虽然经历了“文革”，但幸运的是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教育基本上是完整的。“上大学的时候就比较正规了。”而且他们还正好赶上“全民思想的年代”，一位60年代生人这样回忆：“忽然间，康德来了，《变形记》来了！新鲜、陌生的文字让我们激动不已。那个时候连小摊贩都看海德格尔，都能侃两句人文哲学……”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社会也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60年代生人走出校门，成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最年轻的“弄潮儿”。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谈到这代人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时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这代人。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是最幸福的一代人。”
一批60年代人在不惑之年就能在政界崭露头角，正是得益于这种时代背景。
新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春华1963年出生于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马岩墩村，是“苦孩子”出身，上中学时离家数公里，脚板上磨出的茧有铜钱厚，穿烂的草鞋有一大堆。不过，他的求学历程并未像上世纪50年代生人那样被“文革”打断，1989年，年仅16岁的胡春华就以本县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由于所在单位时常承担一些培训工作，王伟接触过一些60年代出生的官员，他说，这批官员对改革开放有亲身体会，能够感受到改革前后的强烈对比，“因此他们对改革开放抱有坚定的信心。”
“他们没有受到‘文革’时期派系斗争的影响，在思想解放的年代成熟，对国外一些先进的观念也比较容易吸收。”毛寿龙说。
条条框框少，灵活性强
46岁的周强是目前中国最年轻的省长。2006年9月30日，面向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周强承诺“常怀感激之情，常葆进取之心，常存敬畏之念，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第二天，他来到韶山拜祭毛泽东，在毛主席铜像前三鞠躬。随后，湖南省宣布将辖内55个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清单”公布于众。“阳光执法”成为周强向湖南展示的决心。
在经济工作方面，周强在向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作的“我的汇报”中有更加具体的描述：创办中国IT青年论坛、中国泰达生物论坛、海外学人回国创业周等；实施青年项目国际合作，吸纳国外资金，推动生态建设；深化团属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
“这批官员还有一个特点，他们经历了旧思想和新思想，灵活性比较强，条条框框的东西比较少。”毛寿龙说。生于60年代的官员让外界看到了一些新气象。
2006年6月，生于1961年的夏勇被任命为国家保密局局长。不久，国家保密局宣布，从8月起，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不再作为国家秘密事项。这一开明举措立刻得到舆论的普遍赞誉。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生于1960年，被媒体称为兼有学者、文人和理论家气质的“个性官员”。
2003年，潘岳调任现职，直言秉性让公众印象深刻，“绿色GDP”、“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等新论迭出。同时，上任伊始，他就以环保总局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向媒体通报，已查出十大环境违法案件，并查清应关停取缔的违法企业6143家，刮起“环保风暴”。
“至少是大学本科”
王伟对60年代出生官员的另一个突出印象是“至少是大学本科，学历比较高”。的确如此，在这批官员中硕士学历已相当普遍，甚至拥有博士头衔的也有多位，其中外界比较熟悉的新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孙政才是农学博士、夏勇是法学博士、潘岳是历史学博士。
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执掌高位之前，就在本专业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夏勇被视作法学家从政的典型代表，早在1995年他就被中国法学会授予首届“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治学20余年中，夏勇以人权和法治理论研究享誉学界，其成名作《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曾四次重印。
2000年9月22日，年仅39岁的夏勇成为中南海法制讲座的主讲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50多位部长面前，他的讲座题为“西部开发与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法治保障”。作为香港基本法专家，夏勇曾多次赴港参加基本法座谈并发表有关文章。
在2004年出版的《中国民权哲学》中，夏勇提出“新民本说”理论，要旨是：民惟邦本，权惟民本，德惟权本。他认为“民本和民权必须在法治和宪政体制下有正确的定位，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人的尊严和自由”。
35岁就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陆昊则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门生，他还为恩师撰写了《中国当代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中的厉以宁卷。
多元专业背景
多元化的专业背景是60年代出生官员的另外一个特点――胡春华本科专业是中文，硕士为世界经济；孙政才精通农学；周强、夏勇主攻法学；陆昊为经济学。另外还有一些人的专业背景是管理学、工科。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说，官员选拔反映的是时代变化。建国初期，我国的党政领导主要从职业革命家中选拔，“这与当时的武装革命有关，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阶级仇恨深，因此容易在革命中崭露头角。”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一个干部选拔的断档。改革开放后，革命战争期间成长起来的一批领导人已年老。“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强调的现代化主要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在这种背景下上来的干部主要是理工科、尤其工科出身比较多。”
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也变得多元，它不光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社会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在这种背景下，蔡霞说中央对于人才选拔的标准也开始发生变化，仅仅专业技术型领导已经不能够完全胜任，需要多方面发掘人才。
“当初突出的是生产力快速进步，现在更需要对社会的综合治理。新的社会背景下，不仅需要技术专家型官员，更需要思想家类型的官员。”蔡霞这样说。
蔡霞认为，这批官员的涌现是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干部年轻化后几十年培养的结果，“而不是为了某个目的突然提拔”。在教学中，她与这批官员也有过一些接触，对他们总体感觉是知识面广，非常敏锐，具有很强的责任感。
王伟分析，在中共十七大之前可能还会有一批年轻官员浮现出来，“这是时代的进步，对于21世纪中国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