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那场战争中的真实] 这是我的战争请去掉一位搜寻者

　　【推荐理由】 　　本书通过日方史料和中方记载互证，或重现，或填补了不少中国军民抗敌卫国的珍贵历史事迹。全书文笔诙谐灵动，感情真挚，考证严谨，在一篇篇重现中国军民为了民族尊严慷慨赴死的感人历史中，处处体现出作者满腔的家国情怀。书中还有大量日方拍摄的抗战时期的历史照片，图文互动，更具历史价值。
　　
　　土八路说日本话
　　
　　曾经对抗日战争影片或小说中的一种描述不屑一顾，那就是土八路居然能冒充日本兵。这是因为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发现日语是一门非常难精通的语言，它的发音、变格等微妙之处极多，如果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很难说得天衣无缝。即便是在日本呆了十几年的中国人，开口说话不用三句对面的日本人就会恭维起来――“您的日语说得好极了！”
　　换句话，就是说你讲得再流利也听得出你是外国人。
　　要说德国人冒充美国兵我们信，阿登森林突破战他们的确这样干过。这是因为美国人祖上属于典型的“杂种”，美国人本来就是移民，他们的血统、文化、母语来源五花八门。而且美国是个很大的国家，所以美国人的英语也讲得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然而日本可不一样，日本的地方小、民族单一，自古好几百年了没有什么移民。所以日本人的语言相当统一，东京和大阪，对比于中国相当于北京和上海。东京人和大阪人之间虽然听得出口音，但绝对没有交流问题。然而如果让北京大哥听阿拉讲上海话，基本就是要找板砖的感觉。
　　在上世纪30年代，精通日语的人更少，连鲁迅这样号称日语流利的，今天看他的日文信件，都有惨不那个啥之感。既然如此，连高小学生都当知识分子看待的八路军里面，谁能有那么好的日语，冒充日本兵都不被发现呢？
　　然而，和当年在冀中做过敌工工作的老八路朱占海部长谈起来，老人说冒充鬼子这种事一点儿也不新奇。朱部长当时在河北任丘等地活动。敌工部的人经常把鬼子的电话一掐，连上话机就跟鬼子讲话套情报，也确实有武工队员或者敌工队员化装日军活动过。
　　怎么学的？反战同盟的日本八路教的呗。“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学的。”
　　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赶紧请老爷子多讲讲。要知道当时我刚到日本不久，若是从老爷子那儿学个什么日语速成法，可是不得了的收获。
　　你们现在学不了我们那个水平。
　　老爷子摇头。
　　为什么？难道我们大学科班出来的还学不过您一个高小毕业的？后半句话我没敢问出来。
　　你们学不好，就是少挣俩钱儿，我们学不好的，都牺牲了。
　　默然。
　　其实，朱部长后来说，当时化装日军，主要是吓唬伪军的，碰上鬼子多半是意外遭遇。土八路学日语的时候，很多人连日文的字母有多少个都不知道，纯粹是硬背下来的。也就那么固定的一些句子能以假乱真，以外的纯粹一窍不通。比如，鬼子要问八路是哪个部队的，八路能旅团、大队、军衔一路说得极流利，问老家是哪儿的，也能对答如流，连村里有个菩萨庙都能说出来。但要是鬼子问你喜欢吃生稠鱼还是烤鱿鱼，那就全完了。
　　“倒是没有鬼子问过这样的问题，”朱部长说，“他们的性子是一根筋。”
　　“那万一有哪个鬼子特别，这么问呢？”我把刨根问底的精神发挥到极致。
　　“那还用多说吗？掏枪就打呗，大不了一个换一个。”老头苦笑。
　　1944年后局部反攻，经常出现八路围着鬼子炮楼用日语喊话的情景（没有炮，一下子打不下来）。土八路对日本炮楼喊起话来，南腔北调，敌工部的日本八路经常抱着脑袋哀叹，说这些唐山味儿的冀东日本话、保定味儿的冀中日本话，只怕里面的鬼子和伪军没一个能听明白。
　　那还喊什么呢？我问。
　　朱部长说，话不能这样讲，事后从日本俘虏那儿知道，这种变了调的八路式日语喊话，与反战同盟正规的日本工作员来喊话，效果竟然相差不多。
　　原来，鬼子炮楼里，一听到正宗的日本人在下面喊话宣传，指挥官就会大骂“反贼”，勒令射击，用枪炮声压住对面的喊话，于是宣传的内容也就听不到了。而如果是土八路说日本话，日军指挥官总是听不懂，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往往也就不会射击听之任之。然而日本人好较死理，越是听不明白越要听，使劲琢磨八路在喊什么。
　　有时候还真让他们给琢磨明白了，还要彼此交流一番。
　　于是……八路的宣传效果，也就达到了。
　　
　　被活捉的日本兵
　　
　　日本有个叫福山琢磨的老头儿，看到年轻人渐渐忘记战争的苦痛，觉得长此以往闹不好又忽悠出一个大东亚圣战来，那可不是玩的。于是，他发愿收集资料，编了一套书叫《给孙辈的证言》，都是经历过二战的日本人的回忆。其中有一篇叫作《走向觉悟的证言――S?J先生访谈录》，里面相当详细地描写了这位化名S?J的日本老兵与新四军之间的战斗。
　　这位S?J先生在中国所用的名字是“山本一三”，他的回忆是这样的：
　　昭和19年（1944年）3月6日，战斗在江苏省淮安县爆发。我的部队以不过两百人的兵力试图解救被新四军包围的一个小队级分遣队。但是，新四军出动的是兵力三千至四千人的大部队，将我们围困并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因为我们兵少，不得不向附近的村庄逃避。但是，新四军穷追不舍。我们遭到集束手榴弹的猛烈攻击，房子都起了火。这种情况下只好四处寻找逃生之道。因为日军残兵在被烧毁的房子里隐藏存身，新四军可能认为日军都被烧死，一度撤离。但是，当日军残兵试图突围的时候，终被发现，再次陷入重围。最后，我们十四五个人都成了俘虏，其中包括清水、宫本两个士官。我们才知道攻击我们的是新四军在苏中的第一师。第一师的敌工部长陈先生是广东人，曾在日本留学，日语非常好而且待人宽厚，即便有所责备，态度也从来不会生硬……
　　看这段描写，如果对照我国史料来看，我推测山本一三参战并被俘的，应该是1944年3月，新四军发动的车桥之战。此战新四军为打通苏中、苏北根据地的交通，利用日军抽调部队参加豫湘桂作战、兵力相对空虚之机，对日军据点的集中五个团展开的攻坚战。
　　此战，新四军的指挥官是号称“常胜将军”的叶飞，围点打援是其拿手好戏。日军增援车桥，先后出动了五批人马，都遭到新四军的痛击。很明显，新四军利用了日军分路来援，到达战场的时间差，打了一个缩微版的萨尔浒之战。
　　有趣的是，山本一三对他作为新四军俘虏的日子也多有描述。从其文中的蛛丝马迹，我推测这个山本一三，后来应该是在新四军中一直担任炮兵教官的，他也是日本反战同盟盟员，真名叫作山本敬一郎，被俘前为日军中尉。所谓S?J，不过是中文中“山本”和“敬一郎”的缩写罢了。在日本用这样的缩写，是很难有人猜出他的真实来历的。很多新四军老兵记得山本这个人，他的中文不怎么好，所以沉默寡言，但是每有联欢会，他都会用口琴吹奏日本民歌作为节目。
　　不管山本一三是不是山本敬一郎，他在这本书中描述的俘虏生涯都挺值得一看。
　　被俘的时候，山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杀报效天皇。这是为什么呢？且看他在书中的描述：
　　被俘之前，在部队里已经有“被共产党军抓了俘虏不会杀，如果愿意还会被放还”的说法。如果是这样，那么能活下来的话，溜到南京或者上海做点小生意，不是也可以吗？（翻译到这里，感到有点儿似曾相识，日军中的大阪第四师团颇有这种风格。一查，山本敬一郎祖上果然是大阪人。虽然他本人不是出生在大阪，但看来“大阪商贩”的精神，可以隔代遗传的）我被俘的1944年，颇有些战友被俘又被共产党军放回来的事例。所以，当时一点儿要自杀的想法都没有。不过，放回来的都受到了军法会议的审判，有的被枪毙了。所以，被俘的士兵们之间商量说，要是死就没办法，要是能活呢，那就得琢磨怎么活下去不被枪毙。同时被俘的富山安寿郎、藤田丰出主意说我们可以报个假名，这样上边会认为我们都阵亡了。然后到南京或者上海开个澡塘或者饭馆过日子也很好。对此，大家深以为然，于是富山化名香河正男，藤田化名古贺初，我则化名为山本一三。
　　在新四军中，我们开始了“学习”的生涯。每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教官王先生来讲《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两三个小时。我们对此毫无兴趣，姑且听之。奇怪的是，过了半年，看事情的眼光慢慢改变。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三大纪律”我们竟然也接受了，到老百姓家借宿，还会去帮老百姓扫院子。看来真是环境改变人。半年以后，我和清水、宫本开始为新四军做些事情，主要是从事日文新闻与宣传材料的翻译和印刷。材料来源很杂，显然新四军在南京、上海这些地方也有很多细作。包括我们在高邮湖畔安丰的印刷所的设备，都来自上海。至于我们印的这些东西，则由新四军拿去散发。中间一度遭到日军扫荡，我们还搬到湖上去工作过……
　　再后来？
　　就是加入反战同盟呗，去延安呗，对日军老乡喊话呗，帮着共产党炮打汤司令呗……最后，他回了日本，但是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是2001年，看来他是到了晚年也“赤化”未改的。
　　
　　战败之日的日本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是为中国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一幕。苦战八年的中国军民欣喜若狂，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将军挂上腰鼓冲到街上的庆祝人群中边敲边舞，动作癫狂，直到泪流满面……
　　冯将军的失态可以理解，1937年7月7日，正是他所部的三十七师在卢沟桥奋起抵抗，揭开了这次救亡战争的序幕。这一打，就是八年，佟麟阁、赵登禹，多少好兄弟战死沙场，他前任的集团军总司令官张自忠将军也在湖北战场壮烈殉国。
　　我想，很多中国人都会想知道――那些横行一时的日本“太君”，当此战败之时，他们当时的表现和经历又是怎样。
　　接触过一些侵华战争中的日本老兵，但是，谈起战败投降那一刻，他们中的很多人却讳莫如深。
　　实际上，日军战败之时的情状，在很多回忆中还是可以看到的。
　　比如，日军战败时在黑龙江省方正县的王绍德是日军战败的目击者，当时19岁，他的回忆或可作为一点历史的记录。
　　当时，王所在的方正县赵炮屯有一个日本人开拓团（日本政府组织的一种武装移民屯垦组织），人称鬼子营。王绍德给其中的日本人增田作长工。1945年8月，苏军在抗日联军余部引导下向日本关东军发动总攻，日军全线溃退。赵炮屯的日本开拓团一片混乱，当此地的日本人发现上级没有通知他们就离开了的时候，一场惨剧发生了。
　　当时，王正在和朋友吃饭，忽听“鬼子营”方向传来咚咚咚仿佛劈柴拌敲油桶的声音。王心中一寒，“这不是枪声吗？”王扔下饭碗就往“鬼子营”跑。
　　王绍德向那里跑，是因为他和增田的妹妹秀子有一段特殊交往。1945年夏天，平时对他这个长工比较好的秀子，有一次在田间和王面对面坐着，瞅了一阵以后低声说：“绍德，日本快垮台了，6个国家打3个国家，我们国的回不去了，我要嫁给你。”王也想到了日本有这一天，但没想到来得这样快。他觉得秀子人不错，但是娶了她又觉得类似汉奸，于是推托说：“我有老婆了，咱们做朋友吧。”秀子发急说:“有老婆不怕，我当小的。”王说：“养活不起。”秀子攥住他的胳膊说：“我能干活，什么活都能干，不用你养活。”王还是拒绝了。
　　事实上日本战败的时候，有些日本女性的确依靠嫁给当地的中国人得以活了下来。此时听到枪声，王对秀子还是比较惦念，也觉得她可怜，于是立刻跑去看发生了什么事。他冲进“鬼子营”，只见各家都关死了门，像是走了。匆忙中他推开一家相识的日本人家门，只见被子、褥子在床上铺得很整齐，母女两个人头朝里枕着枕头仰面躺着。一个母亲、一个孩子，都穿着崭新的衣服，一条白毛巾盖在头上，只有殷红的嘴唇和冷冰冰的鼻孔露在外面。
　　王吓了一跳，一边想她们是不是服毒自尽了，一边去扒拉她们的脚，想不到脚动头也跟着动，才发现她们已经死去多时了，脑后和枕头上淤着冰盘大的血迹。原来是被枪打的，子弹从眼眶打进去，从脑后出去。
　　震惊的王绍德跑到第二家打开门，这家有一个三十多岁的母亲和三个孩子，也是他很熟悉的。结果看到这个母亲倒在炕中间，三个孩子在她身边横躺竖卧，白毛巾丢在一边，显然曾经拼死反抗。
　　他们日本人在杀自己人！王绍德在他的回忆中写道：“不用说，是日本人自己打死了自己。他们怎么这么残忍，我真不敢相信。日本兵、日本特务屠杀中国人我看见过，我相信，难道日本开拓团……连自己的同胞都不放过吗？”
　　“王的，”王绍德踉踉跄跄地冲出门，三个持枪的日本人迎面叫住他。
　　这几个人他都认得，两个是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少年。他们的眼珠子通红，枪口还冒着烟。然后，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对话。
　　那个少年把枪扔给王，问他：“王的，是朋友不是？”
　　王很害怕，应付道：“是，朋友！”
　　那少年把衣服拽开，指着胸口，冲王绍德喊：“是朋友，朝这儿打！”
　　王绍德吃了一惊，看这两个日本老头血红的眼睛，他扔回了枪，不干。那少年冲上来揪着衣襟吼：“大人，孩子，统统死了，我们心不好受哇！”
　　王问：“是你们杀死他们的？”
　　“是！”两个日本老头直认不讳。
　　“你们自己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王绍德愤怒地问他们，扔下他们想到秀子家住的第三排第二家去救人。
　　“不许动！”那少年举起枪，刚才还“朋友朋友”地速求一死，此时却凶相毕露，吼道，“她们也统统地死了，你去要抢东西，抢东西死了死了的！”
　　面对这些疯子，王绍德在枪口下，只好慢慢地退出屯去。他看到屯子里的十几个日本男人，都在提着枪四处搜索，敲豆油桶似的枪声一直响个不停。
　　王绍德离开以后，枪声忽然激烈起来。他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是附近太平山屯的保安队（大排队）反正了。日本男人都趴在土墙上和保安队对射，有一个没死的女人也来取枪还击。打了一个多钟头，最终日本一边只剩下了一个老头、那个少年和那个女人。那个老头打死了少年和女人，自杀了，整个“鬼子营”大火烧了一天一夜。
　　方正“鬼子营”的日本人，除了一个到宝兴探亲的女子以外全部死光。
　　几十年后读这段文字，那种疯狂依然仿佛触手可及。
　　在当时日本老兵的回忆中，这种类似的疯狂随处可见，但也有些例外。比如，在广岛曾经听到一个日本“衣”兵团老兵渡边淳的讲演。按照他的说法，在战败前，他也是和其他的日军一样疯狂。
　　当时，渡边的部队驻扎在山东武定，当地经常有抗日军队活动，渡边的部队，每天的事情，就是忙着作战。但是，战场形势的变化，即便封锁，也不可能完全瞒过所有人。渡边和他同伍的日军，也暗中谈论过日本如果战败会怎样这类的话题。最终结果无非是自杀或者潜伏下来抵抗这两种而已。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渡边的部队上下哗然，服从还是继续打下去，军官们争论不休。但渡边等士兵心里，却只有对未来的绝望担心。
　　与同伍的士兵谈了半天，依然烦闷的渡边走出炮楼，在田埂上一边走，一边抽烟，但心情始终如是。
　　据点旁边，是一个中国人的村子，渡边忽然鬼使神差地走进村子，走到一家中国人门前。
　　这家中国人，他是记得的，几个月以前，他曾和另外几个日本士兵到这家“征集粮秣”。当他们要把这家人的粮食全部装上大车拉走时，那家的老汉死死拉住最后一袋粮食不放，口中叫骂，是渡边上来一脚将他踢倒才把粮食夺下来。日本兵用刺刀对着那个老汉的胸口，而倒在地上的老汉，依然对渡边怒目而视。老汉的儿子用力拉着他的手臂，一边对日本兵叩头求饶。
　　那一次渡边他们并没有杀掉这个老者，因为当时日军下令不要在驻地的村庄随意杀人，以免更失民心。但是，渡边对那个一直怒目而视的老汉，却印象深刻，觉得他是个“好汉”。
　　这次，渡边就笔直地走到了那个老汉的家门前。
　　非常巧，那老汉正坐在自家门前吸着旱烟，看到渡边走来，冷冷地转过头去，把脊背甩过来不去理他。
　　渡边以立正的姿势站在老汉身后，许久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汉始终没有回过身来。
　　最终，渡边鼓足勇气，对老汉说：“我们打败了。”
　　老汉微微侧过头来，眼里有些疑惑，有些戒备。看到老汉仿佛没有听明白，渡边尽量慢地说：“我们，日本，打败了。你们，中国，打胜了。”
　　说完，他很紧张（渡边没有说他为什么紧张）。
　　那老汉似乎最终听懂了，转过头来，看着渡边，也是慢慢地说：“哦，你们打败了啊……”他的身体慢慢放松，填上一袋烟，看了看渡边，说：“那你就可以回去了啊。”
　　渡边说，他惊讶地看到那老者的目光竟是十分平和。
　　那老者又重复了一句：“那你就可以回家去了啊。”
　　渡边说，那一刻，他仿佛心头被重重地一撞，一时百感交集。
　　他更惊讶的是，听明白老人那句话里“家”的意思，自己的眼里竟然有了泪。
　　渡边在演讲中这样说：“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在那一刻，我，又重新成了一个人。”
　　（摘自《尊严不是无代价的》，萨苏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定价：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