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的财金首脑表示，需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行改革，立即扩大四国在IMF中的代表权。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在会后的联合公报中确认，会在2011年1月前完成成员国认缴份额的重新审核，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最穷经济体应该具有更大发言权和代表权。
IMF作为二战后成立的协调国际金融合作与维护金融稳定的国际领导机构，在当今全球化经济中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它的运作意图、规程和管理方式，都受到广泛质疑。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它对维持这一区域金融和经济稳定所需要的遏制巨额资本流动、迅速实施救援等行动的傲慢应对，让它在新兴经济体中的信誉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而当前IMF和国际金融协作机制再次成为历史焦点，在于美国开始的次贷金融危机深化至今，各个国家痛感当今世界需要一个更有力量的国际金融领导机构，化解目前的金融危机，并且防止类似危机的再次发生。在抛开旧机制、完全设立新机构并不可行的情况下，对IMF进行再造、使它恢复权威并且有能力领导世界金融体系改革，就成为当前世界金融摆脱萧条进入复兴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步骤。
在IMF改革中，这一机构的治理模式、投票权的分配以及任命权威怎样形成，是多数新兴国家关注的事情。在IMF中，美国一个国家仍然占有过大的话语权，而机构首脑位置则向来是美国和欧洲在国际组织中进行权力分配的一个筹码。对于多数新兴国家而言，不能决定IMF应该做什么，对它的参与和支持就更像应美国和欧洲的要求而进行的托市行为，这一点，在最近热议的对IMF增资认缴问题上尤其明显。IMF至今的对外贷款资金总额度不超过2500亿美金，并且往往附加长远来看意义不大的条件。在全球流动性短缺的危机时代，欧美许多意见认为中国和其他有巨额美元储备的新兴市场国家应该增加在IMF认缴的可兑换货币资金额，也就是美元资金，这样IMF才能增加贷款基金和对金融危机的干预能力。而对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服务于IMF能力的提高，是否也会服务于保护新兴金融市场这样的目标，是此时自然要关注的事情。
国际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国家都需要的环境。而和成熟金融市场国家不同，中国正处在金融机构走向市场化、金融体系不断改革的过渡阶段。与成熟市场复杂的金融工具和失去监控的信用杠杆会带来的市场动荡相比，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今后金融体系面临市场化和自由化时，可能受到的巨量跨国资本或者游资短期迅速移动的冲击。人民币最终走向国际化，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是关键一步，也是一个对外贸易在整体经济中占比将近一半的国家的货币不得不走的一步。 但目前存在的对货币走向自由兑换可能引发的外部资本对金融稳定冲击的忧虑，让我们的这一改革推行起来非常困难。而且事实上，如果出现大规模的跨境资本在不同市场间移动，目前并没有国际机构设有可以对之造成的金融市场动荡进行及时应对的可靠机制。
在世界金融需要中国的时候，中国同样需要世界金融的主要参与者给中国和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保障。从长远看，中国自然会逐渐在主要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下IMF因而必须进行改革的特殊时期，中国扩大参与的同时，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提出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所需要的金融稳定规则，并要求其他的国家予以协作确认。并且，这应该是一个利益互相输送的均衡过程。对于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它存在的最大意义是可以避开国与国之间非此即彼的较量，让不同国家在一个共同组织中，进行利益的互相输送以及相互平衡。在今天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全球经济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时候，美国和欧洲国家要开始习惯于怎样从这些国家的需要角度出发，来推行所有国家共享的国际间金融协作机制。
在IMF成立时，主要跨境资本活动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私人金融资本后来成为最主要的跨国境的流动资本，已经有多年，而且新兴市场国家往往是这种跨境资本猎取利润的对象。当前，联系到中国在未来五到十年中所要继续进行的外汇和金融市场自由化改革的各个阶段，并且思考在不同的改革阶段中，中国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外部金融资本冲击，对之进行风险评估以及对中国自身可能掌握的风险平衡机制进行预估之后，我们将可以明确，当危及金融稳定的资本流动风险可能发生时，IMF、国际清算银行以及其他成员国家需要携同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风险防御行动，才能避免危机在中国发生。协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将新兴市场自由化改革所需的国际金融组织协助避险机制形成动议、进而推展为国际规则，确立中国今后需要的金融稳定外部秩序，是我们对IMF进行投入时要附带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