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核电建设浪潮的背景下,“大亚湾燃料棒轻微损伤事件”所引发的恐慌情绪,不再是孤例。如何消除核恐慌,需要更多的核科普,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需要政府、企业和监管部门真正将核电站的信息公开透明
一根燃料棒引发的恐慌
很难想象核电站一根燃料棒包壳出现微小裂纹就会引发舆论哗然,香港、内地民众恐慌。但这确实是事实。
6月14日,香港媒体报道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发生历年来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辐射泄漏已严重威胁附近居民的生命安全”。由于大亚湾核电站毗邻香港,离香港直线距离45公里,报道迅速点燃香港和内地民众的恐慌情绪。
大亚湾核电站是中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1987年开工建设,1994年建成投入商业运行。每年所发电量主要供给香港和广东省。
6月15日凌晨,大亚湾核电站第二大股东香港中电发布紧急声明:由于此次燃料棒出现裂纹产生的放射性碘核素是被完全隔离的,因此大亚湾核电站事件不属于核事故,也无需即时通报。
一天后的端午节假期中,国家核安全局与中广核集团立即向媒体通报了这起事件:二号机组反应堆中的一根燃料棒包壳出现微小裂纹,但影响仅限于封闭的核反应堆一回路系统中,放射性物质未进入到环境,因此未对环境造成影响和损害。“此次的大亚湾核泄漏是公众的误读,根本不是核泄漏。”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科技发展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蔡剑平反复向记者解释。“生产任何东西都会有一个缺陷率,缺陷率低于一定程度的话,这个产品可以认为是安全的。”厦门大学能源研究所所长李宁说,“所以4万个燃料棒里面出现一个微小裂口,是属于设计允许的范围内的,一个裂口释放出来的辐射量是非常小的,何况外面还有两层的壳,辐射没有进入到厂房,更没有进入到公众环境中。”最终,此次核泄漏传言最终只是引发当地居民情绪不稳定,并没有像河南杞县钴泄漏传闻那样,造成大规模的居民逃离。
事实上,“大亚湾燃料棒轻微损伤事件”源于中广核的“自报家丑”。5月23日大亚湾核电站二号机组实时监测发现一根燃料棒的包壳可能存在微小裂纹,随即在6月初的安全咨询委员会(简称安咨会)上向委员们进行了详细介绍,委员在会后把材料带回了香港,随即香港媒体当作突发事件报道出来。
成立于1988年的“安咨会”(全称是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核安全咨询委员会),其初衷就是为了打消香港民众当年的核电恐慌。
中广核有关人士告诉记者,中广核对此次事故的处理程序已非常严格――尽管有关数据完全在安全界限内,没有达到事件报告等级,但仍然在5月25日(发现裂纹的第三天)口头向国家环境保护部广东核与辐射监督站进行了通报,5月27日,正式向国家环境保护部广东核与辐射监督站和国家核安全局报送书面报告,5月28日,一回路放射性水平已达到平衡状态并保持稳定。
最安全能源
遭遇最恐慌
尽管官方表示,迄今为止,中国核电安全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然而,此次核泄漏传言,除了在港深两地引起不小的恐慌情绪外,还点燃了内地一些在建或拟建核电站的地方民众的恐慌情绪。
在信阳一个反建核电站的QQ群里,此次“大亚湾核泄漏”事件正是近来的讨论焦点。
拟建的信阳核电项目的业主单位同样也是中广核,当地民众一直以来的担忧再次被大亚湾事件激发,最具代表性的反建理由是:信阳的特产毛尖茶叶会因为长在核电站附近而不被市场接受,而当地水源地也将受到高辐射的污染。
群众里面只有一位学核电设备制造专业、毕业后在上海工作的网友对家乡建核电站持赞成意见,“不会有安全问题,而且核电站对信阳的经济发展是个机会。”而其他所有的网友都站在他的对立面。“开展各种形式的核电科普宣传活动,消除公众谈核色变的恐慌”明确写入了中广核信阳核电项目2010年的工作任务中。现在看来,这一任务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能科学与工程管理研究所教授王侃看来,上述的担忧绝无发生的可能。“核电站肯定不会对当地的茶叶、水源造成什么影响,唯一可能的影响就是对内陆不够大的水源造成一定程度的热量无法排除,使水温上升一到两度。水温是不是会影响到当地的茶叶可以再做研究,但放射性的危害是绝不会有的。”事实上,核电已被世界范围内公认为最安全、最环保的能源。
为了培养一个核电站的操作员,需要几千小时的模拟操作,目前,大亚湾培养一个核电站操作员的成本与歼七战斗机飞行员的成本相当。
从技术上,反应堆有五重保护:燃料的保护、包壳的保护、反应堆的保护、安全壳的保护和最外层的保护。这五重保护形成了多重的纵深防御,一层比一层更严密,“没有哪一个工业设施会像核电站这样包得严严实实”。
更重要的是公众对核电科普知识了解匮乏。厦门大学能源研究所所长李宁指出,“公众太缺乏这方面的了解,一般人不会对火电、水电产生恐慌情绪,因为他们相对熟悉。”李宁通过一系列比较说明核电站并不可怕:
发一度电所用的煤对环境造成的辐射量远远高于核电;同是发一度电,火电产业链对公众造成的辐射是核电产业链的五十倍;火电厂的工作人员受到的辐射是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十倍。
事实上,核电的安全性除了有技术方面的保证,还有一系列严格的监管。
环保部核安全司司长刘华告诉记者,“国家环保部广东核与辐射监督站”是国家核安全局派驻大亚湾地区的监督机构,其依法对大亚湾核电厂(包括岭澳核电厂)的安全运行进行监督,事实上,“核电是唯一有国家环保部进驻企业的产业”。在李宁看来,中国对核电站的监管要求和控制程度甚至比美国还要高。之所以关注度最高,这好比“与步行、自行车、汽车相比,飞机的安全性是最高的,但空难的关注度却是最高的”。
消除核恐慌刻不容缓
清华大学王侃教授经常思考的是:如果核的第一次出现不是以原子弹的形式出现,而是首先告诉大家核是可以发电的,之后再扔原子弹,情况会截然不同。在他看来,公众之所以谈核色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核在人类的应用中,第一次出现是以军事应用的面貌出现的,所以一般人一提到核就首先想到原子弹。
事实上,中国对核能的认识还处于萌芽状态。正如一位即将到核电站工作的毕业生甚至会在学校的内部论坛上咨询:在核电站工作对以后的生育有无影响?会不会生出怪胎?
核科普常识成为政府、企业急需和公众沟通的内容。比如,一个人如果在核电站的边上坐一年,他所受到的核电站辐射,还没有他在国内从南方到北方往返飞行一次受到的辐射多;一个人去照一次X光片受到的辐射远远比你在核电站受到的辐射多。
据记者了解,过去中国核电企业和政府也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这些科普知识,然而,真正导致公众不信任核电来源于中国核电站建设中的公众参与不够。
以核电大国法国为例,其核电站都是靠近生活密集区,核电占法国的能源比重超过70%,法国核安全局副局长阿兰?史密特总结的经验就是“透明、再透明”。
十几年来法国核安全局一直对公众出版发行《核安全监督》月刊,精确记载着全国所发生的每一起核故障,哪怕是包括工作人员没有穿规定的制服等极其微小的失误也会记录在案,而且公众可在网上查到相关内容。“我们注意到,在事故信息完全公开后,企业和居民的互信反而加强了。事实证明,更透明的信息公开有助于普及核领域知识、消除公众的核恐惧心理。”阿兰?史密特说。
记者2006年参观芬兰奥尔基洛托核电站时,即发现其有一个全天候对所有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无需任何申请,都可以去参观、体验。
奥尔基洛托核电站相关人员告诉记者,在建造该核电站时,他们就举办了很多公众和企业的交流会,参与者可以随意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同时也能接受到项目的最新信息,了解核电站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
韩国今年拿到了阿联酋几百亿的核反应堆的订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今年3月,李宁去韩国参加核电峰会时发现,当地的报纸已经刊载核电系列报道第十回,内容涉及核电技术、安全等内容,“在旅馆中也能到处看到宣传核电的公共宣传品。”
根据核电产业的中长期规划,到2020年,中国建成的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这一数字在2009年已经被估计将达到6000万千瓦,与法国目前的核电容量大体相当,而现在,这一数字将有望突破7000万千瓦。
环保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李干杰此前就曾提醒说,“如果扩张过于迅猛,必将引发一系列矛盾,进而威胁到核电的建造质量和安全。”
而在各地快马加鞭的核电冲动背景下,公众对于核电的恐慌情绪势必将有所增加。国家环保部核安全司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在核电快速发展中,公众参与是一个薄弱的环节。
显然,公开和透明是打消公众恐慌情绪的唯一出路,然而,正如信息公开在其他领域所遭遇到的困难一样,核电方面的公开、透明之路也绝不轻松。
一位信阳民众告诉记者,信阳核电项目的立项报告在当地发改委的网站上挂了两天后,就消失了,而政府对于核电项目的宣传,除了一块“核电带动经济发展”的广告牌外,再无其他。
访谈
“如何让核不再神秘”
――专访国家环保部核安全管理司副司长周士荣
究竟如何认识目前核安全现状,为何会出现核恐慌,如何“不再让核神秘化”,6月29日,记者专访了国家环保部核安全管理司副司长周士荣。
记者:最近发生的“大亚湾燃料棒轻微损伤事件”,再次引发公众的核恐慌情绪,根据环保部的监测,目前我国核电站的运行现状究竟如何?
周士荣:我国目前投入商业运行的6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秦山一期、二期、三期和江苏田湾核电站)共有11座反应堆。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核事件分级标准,这些核电站和反应堆从开始建造到目前运行的过程当中,还没有产生过2级和2级以上的核事件或事故。
国际核事件分级标准为7级,低于一级是0级,即在安全上无意义,你所说的最近发生的“大亚湾燃料棒轻微损伤事件”按国际核事件分级标准连0级都达不到,所以,社会公众根本不用担心。1至3级为核事件,3级以上为核事故。2级是没有产生任何放射性后果影响的事件。我国目前1级核事件都很少。
记者:大亚湾事件之后,环保部有何新的监管措施?
周士荣:我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健全、法规齐备、执法严格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制度,通过技术审评、现场监督和许可证制度来实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在核设施集中的地区和核电厂现场,采取派驻监督员,实现24小时的跟踪监督,通过事件报告制度及时了解核设施的运行和建造情况,以确保对核设施的运行安全和建造质量进行有效的监督。我国核与辐射安全是通过许可证的制度进行监管的,从核电站的选址、设计、制造、建造、调试、运行到退役的全过程都通过许可证来进行管理。前面一个环节有问题,就不可能往下一步走,而且每个环节会有审批的要求。
记者:我国已是世界上核电站项目在建最多的国家,在这种现状下,核安全面临哪些挑战?
周士荣:在我国核能和核技术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同时,核与辐射的安全隐患的风险也在积累。主要表现在:运行多年的各类核设施安全设计标准低、设备老化;核电快速发展所必需的人力不足;放射性废物管理政策不明,投入不够;放射源量大面广;核与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基础建设薄弱、能力不强。同时,我国核电建设也面临着众多挑战:人力资源总体短缺,核电研发和设计能力尚不完备,制造和安装能力不足,安全监管力量薄弱和公众参与不够。
记者:从环保部来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周士荣:主要是人力资源不足。现在国际上核电比较发达的国家通常一台机组有监管人员35人左右,美国104台机组有监管人员近4000人,法国和日本各有50多台机组,监管人员分别有2000多人。我国目前运行的有11台机组,在建设的有26台机组,监管人员才300多人,所以,压力极大。不过,今年2月份国家已批复扩大核安全监管系统的编制,批准到2012年,要把监管队伍从300人增加到1000人。
记者:如何看待目前社会上的反核电站情绪?这种恐慌情绪来自哪里?
周士荣:老百姓反对核电站不是真的反对,而是不了解核电站。主要是企业、政府对核电的宣传不够,而且个别企业的宣传光是说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没说,所以导致老百姓不信任。此外,核安全的担忧还来自公众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得到的信息和实际的感受不一样。更大程度上是受日本原子弹爆炸和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影响,给人们造成的心理阴影长期没有抹去。
记者:据你们调查,目前公众对核的了解处于什么水平?
周士荣:我国公众对核能的了解差异很大,地区差异、职业差异、专业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年龄差异、性别差异等都很大,有相当一部分人群还处在萌芽的状态。我国的核电站装机容量只是占到全国电力装机容量的1.32%,发电量不到2%,一部分公众现在听到核就害怕,主要还是对核不了解。而法国,其公众赞成程度比我们高,他们核能利用接近其电力构成的80%,带来的收益远大于担忧。
记者:在公众参与方面,现在有哪些要求?
周士荣:核安全的目标是在核电厂中建立并保持对放射性危害的有效防御,以保护人员、社会和环境免受危害。营运单位要建项目,从审批要求来讲,要求营运单位在其环境影响报告中要进行公众调查,必须客观讲述核电站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要将有关情况向公众公布,尤其是要向利益相关者公布,且要把数据提交给监管部门审查。无知就害怕,你得让公众从无知变成有知,这样才能消除公众心理的恐惧和担心。这需要企业、地方政府、国家发展部门和监管部门一起来解决。
记者:即便核电站做了很多沟通,大家还是对核电站充满敌意。为什么会这样?
周士荣:公众的知识认知程度不同,个人或集体利益与所建核电站的关联程度不同,对核电站的关注程度就会不同。现在核安全的科普知识做得还不够,绝大部分老百姓对核和核安全还是了解不多的,因而出现一小部分群众对核电站产生恐怖心理是不奇怪的。最重要的沟通者还是企业,因为它是最大的受益者,就应该负有最大的责任。国家核安全局正力图加大这方面的宣传,我们建议将来将核知识写到教科书中去,让小学生、中学生都了解核并不可怕。另外,我们希望新闻媒体能加强核和核安全知识的宣传。
记者:什么样的核事件,到了哪种程度才可以告诉公众?有无标准?
周士荣:对于核事件是否应向公众公布,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目前,在我局的网站上有一些核事件已经公布了,但不是全部,原因在于有的核事件还没有处理完,有些核事件比较专业,说给公众可能还不明白,甚至还可能引起误解。因此,怎样把核事件的真相告诉老百姓,又不让老百姓担忧,这是一个挑战。
目前还没有列出完全公布核事件的时间表。不过,大亚湾核电站和河南杞县放射源事件告诉我们,有些核事件还是及时公布比较好,让公众及时了解情况,消除疑虑和恐慌。不过,如何不让核神秘化,如何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让老百姓了解核安全,接受核电站,这是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曹海东、孟登科)
(本组文章摘自7月1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记者与实习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