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减为7国：除5个社会主义国家外(中、越、朝、老、古)，还有尼泊尔、塞浦路斯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这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圈家面临的共同考验。
尽管全世界执政共产党数量锐减，尽管面临着国际共运的低谷，但迄今为止，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一直都没有停止探索。身为执政党，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都十分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在此基础上，一系列的变革紧随其后，发展经济，实现民富国强，成为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共问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早在三十余年前即率先变革的经验，无疑成为其他共产党执政国的重要参考。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一直被认为是国际共运发展史上的重大拐点。它如同引爆了一颗政治核弹，改变了东欧的颜色，将国际共运推向了低谷。而此后所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在数量上的格局对比迄今未有明显变化――
1991年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由15国(即欧洲的苏联、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亚洲的中国、朝鲜、蒙古、越南、老挝；拉美的古巴)锐减为5国(中、越、朝、老、古)，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迄今减为7国：除5个社会主义国家外，还有尼泊尔、塞浦路斯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分别由尼共、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执政。
虽然“共产党”三个字表面上已不再是各执政党的统一称谓，但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追求社会主义是这些共产主义政党仍在践行的共同目标。
唯一的党和最大的党
当然，如果放诸国际共运的大背景下，以中国为首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无疑与国际共运的未来前景更直接相关。
从历史发展来看，这些共产党都通过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斗争逐步夺取政权。以越南和老挝为例，他们都曾在19世纪中期沦为法国殖民地，被统称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包含越、老、柬三国区域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于1930年建立，组织群众掀起反对法国殖民者的高潮。1955年3月，越、老、柬分别由印度支那共产党离析建立了各自的党，各自领导本国的革命。
若干年后，这段经历成为越共拒绝多党制的理由之一。“越南没有必要，同时也下决心不搞多党制。”越共中央委员丁世兄今年年初时曾这样表示。他解释说，越南在1946年首次大选时就已经实行了多党制。“但当法国入侵越南时，只有越南共产党和人民一起战斗。现在，越南共产党依然领导我们的人民，继续在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上取得胜利。”与越南相似，在老挝、古巴和朝鲜，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党是国内唯一的政党，也是最大的政党。
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而对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尼泊尔共产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而言，政治环境的差异直接决定了斗争方式的不同。
尼共本身已分裂为多个派别，且互不隶属。尼泊尔现任总理贾拉?纳特?卡纳尔属于尼共(联合马列)，这是尼泊尔第三大党，由尼共(马)和尼共(马列)于1991年1月7日合并而成。该党在尼下层人民中颇有影响，并有较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尼共(联合马列)主张多党民主，建立一个法制的、自由和开放的福利国家，以实现国家的根本变革。
这一点与国内第一大党尼共(毛)的理念有相通之处。后者虽然主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2006年，尼共(毛)正是凭借长期的武装斗争，使尼泊尔脱离了王室控制――但同时也不放弃、不排斥多党竞选和议会道路。目前，尼共(毛)仍是尼泊尔制宪会议第一大党。
与尼共相比，塞浦路斯劳进党的脱颖而出与一般资产阶级政党的民主路径并无二致。
2008年，塞浦路斯劳进党总书记赫里斯托菲亚斯当选总统，成为塞历史上第一位共产党人总统。劳进党成为执政党，与民主党和社会民主运动组建联合政府。劳进党的前身是塞浦路斯共产党，该党党章中明确规定：劳进党是塞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先锋队政党，是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最高组织形式。劳进党以“建设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为最高目标，多年来，他们通过密切联系群众、组织群众，逐渐扩大自己的影响，议会席位不断增加，并最终通过议会和选举方式夺得了执政权。
在评价尼泊尔、塞浦路斯执政党所取得的成绩时，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聂运鳞认为，当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已经从一元社会主义模式转向多元社会主义模式。整体上，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潮流。
其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在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如越共的“胡志明思想”、朝鲜劳动党的“主体思想”或“金日成主义”、古共的“马蒂思想”等。
纷纷探寻改革之道
今年4月，随着“变革”、“更新”成为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共六大上振聋发聩的呼声，以中共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都已不同程度地踏上了通过改革摸索本国发展的道路。
这一历程，用著名国际共运史学家高放的话可以归纳为，由中共带头突破传统苏联模式，对外由封闭转向开放，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由对立、对抗转向长期和平共处，既合作又竞争；对内由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取得很大成效，举世公认。
越南和老挝在上世纪80年代先后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其中，越南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比较快，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得也比较快。早在2001年，越南便取消了政治局常委，党的日常工作由书记处负责。实行党政分开，总书记不在国家和军队兼职。越共规定，中央委员只能连任一届，65岁必须退休，超过55岁不准进入中央委员会。
根据越南《2011-2020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及通过修订后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越南决心在10年后，建设成为一个“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多年来，越南每年持续维持6％-7％的经济成长，被外界视为少数实现“藏富于民”的国家之一，人民的幸福指数较高。
老挝改革开放的准确称谓是“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于1991年“五大”提出。“革新”20年以来，老挝经济增长明显，年均经济增长达到6％左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75年的76美元提升到了2005年的438美元。
相对改革起步较晚的朝鲜和古巴也开始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认识到，“没有比抓好经济更为重要的工作了”。新任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也有一句名言：“大豆和大炮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如今，朝鲜实行了汇率改革、价格改革、设立自由经济贸易区等措施；而古共六大则一口气通过了近300项改革措施，并一再鼓励个体经营者的发展。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黄宗良认为，越、老、朝、古等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对改革的认识、改革发展的进程尚有某些差别。但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发展就没有根基，不稳定又站不住脚跟，各国均面临着实践的考验。
借鉴中国经验
虽然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摸索创新无一不结合本国国情，但包括聂运鳞在内的多位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示范效应，为社会主义各国提供了一个可以成功走出危机，从而获得稳定发展的崭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开拓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道路。
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杜进森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通过研究中国政府的管理经验，可以为越南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比如，盘活农村经济方面。所以，他总在第一时间收听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
而远在西半球的古巴，虽然劳尔?卡斯特罗多以强调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为主，但一提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便不吝赞美之词。劳尔曾多次到中国访问，他建议以中国模式为榜样，改革计划经济，逐渐实行经济自由化。在古巴，劳尔被视为“正在扮演邓小平式的历史性角色”。
不过在所有被认为来中国“取经”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中，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是最受外界关注的一位。自去年5月至今年5月，金正日已经三次访问中国。在上个月刚刚结束的访问中，金正日先后在牡丹江、长春、扬州、南京、北京等地参观考察了工业、农业、科技、商业和与民生相关的项目。事后，他告诉中国领导人，他看到中国各地都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社会建设，很多惊人变化令自己惊叹不已。
一路追随金正日访华专列的韩日记者由此判断，金正日访华“下江南”，“这将是为朝鲜提供的又一个学习、拷贝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