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疑欧主义是当前欧盟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它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本文在分析疑欧主义的概念、特征和表现的基础上,研究了欧盟大众中的疑欧主义问题。经济理性、民族认同和对欧盟制度的不信任是大众疑欧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本文对大众疑欧主义及其诸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关键词疑欧主义 欧洲一体化 欧盟大众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6-0055-62
由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日益冲击欧洲国家的国内政治,欧盟国家中一些怀疑欧洲一体化,甚至反对欧洲一体化的观念和活动也随之兴起。这些观念、活动及其参与者常常被称之为“疑欧主义”和“疑欧派”。冷战后疑欧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欧盟大众中疑欧倾向的上升。在冷战后的数次全民公决中,大众疑欧主义逐渐展现出一定的力量,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阻碍。本文试图在分析疑欧主义的概念、特征及其表现的基础上,利用“欧洲晴雨表”的调查数据对它产生的大众根源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期有助于解释欧洲一体化中的这个重要现象。
一、什么是疑欧主义?
疑欧主义(Euroscepticism)也可译为疑欧论,或者欧洲怀疑论。莉丝贝特•霍克(Liesbet Hooghe)和加里•马科斯(Gary Marks)指出sceptics意为“一种怀疑的态度或者不信任的立场”,而Euroscepticism则指“关于欧洲或者欧洲一体化的怀疑态度”。[1] 疑欧主义一词出现的历史并不长。它起初源于新闻工作而不是政治科学。而且一开始,所谓的疑欧主义或疑欧派源于英语,主要指的是一种英国现象。“欧洲怀疑者”(Euro-sceptic)一词的公开使用要追溯到1986年,被用来形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泰晤士报》称撒切尔夫人“充其量被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绝大多数人看作是一个欧洲怀疑者”。[2]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讨论过程中,疑欧主义――这个源于英国的词汇开始在欧洲各地流行起来,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话语。根据牛津字典,疑欧主义一词在公开出版物中出现是在1992年12月26日,《经济学家》杂志用这个词描述德国在被要求调整其提纯啤酒的规则来遵从统一大市场之后,德国大众对欧洲一体化态度的逐渐变坏。[3] 而这发生在马约通过一年之后。
随着疑欧主义这个术语逐渐在大众媒体中流行起来,它开始进入学者研究的视野。1998年,作为最早研究疑欧主义的学者之一,保罗•塔戈特(Paul Taggart)率先试图从严格意义上来分析疑欧主义。他注意到由于欧洲一体化的飞速发展,欧盟政党中对一体化进程的质疑和反对意识在上升。塔戈特指出疑欧现象已经在欧洲成为一个普遍问题,成为欧洲范围内“意见分歧的一种试金石”(a touchstone of dissent)。他说:“即使在最亲欧的国家,也可能看到疑欧主义的显著痕迹”。他为疑欧主义下了一个重要定义:“疑欧主义表达了依条件而定的、或限定性的反对(opposition),也包括彻底和无条件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观念”。 [4] 此后,保罗•塔戈特和阿莱克斯•斯科泽比亚克(Aleks Szczerbiak)进一步认为疑欧主义可分为“刚性”(hard)和“柔性”(soft)两种。刚性疑欧主义意味着对欧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整体计划的彻底拒绝,并且反对本国加入或者保留作为欧盟的成员。而柔性疑欧主义则是依条件而定的或有限的反对欧洲一体化,保罗•塔戈特和阿莱克斯•斯科泽比亚克认为它能进一步被区分为“政策疑欧主义”和“国家利益疑欧主义”。也就是说如果政策领域和国家利益发生变动,这些持柔性疑欧主义的人们有可能转过来支持当前的欧洲一体化。政策疑欧主义或反对大力深化欧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手段,或反对现存的特殊政策和欧盟职能的特定扩展,例如反对加入欧元。而国家利益疑欧主义则包括在欧盟的讨论背景下,运用保卫或者维护“国家利益”的言论(来反对欧洲一体化)。[5]
在概念上,疑欧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欧洲范围内怀疑和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立场与观念。由于欧盟是当代欧洲一体化的具体实践和主要组织形式,所以在欧洲政治中疑欧主义往往表现为对欧盟的原则,制度或政策不同程度的怀疑与反对。疑欧主义不只是一种固定的观念,而是包含了一系列处于变化中的态度和立场。从反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的基本理念,到只是质疑欧盟的某一个政策,都可能被贴上疑欧主义的标签。这种概念上的模糊性为学者研究疑欧主义制造了不小的困难。在实际研究中,我们需要按照疑欧的目标和程度这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疑欧主义指涉的“欧洲”可能是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理念,也可能是具体的一体化进程(如扩大和深化)、欧盟的制度、政策领域,甚至欧盟的领导人或官员。而疑欧主体(行为体)对“欧洲”可能持程度不同的立场,如怀疑、不信任、冷嘲热讽、激烈反对等。在这方面,那些欧盟的改革派或批评者不应该被纳入疑欧主义的阵营,因为他们在本质上其实是亲欧的。而有的时候,疑欧派也可能支持欧盟的某种政策。例如英国的保守党支持欧盟大规模东扩,他们的理由却是这将削弱欧盟的基础。
尽管疑欧主义一词出现较晚,但其观念和表现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早已存在。在一体化早期,欧洲一些国家采取了疑欧立场。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的欧洲联合运动中,苏联持一种坚决反对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予以反击。这也使得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加入了反对欧洲一体化的行列。[6] 英国在二战后不仅拒绝了欧共体国家的邀请,而且一度组织了“欧洲经济区”与之竞争。在欧共体内部,一些政治精英和主流政党也有强烈的疑欧表现。20世纪50、60年代法国人的疑欧主义非常突出。1954年法国国民议会否决了《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戴高乐上台后采取了坚决反对欧洲一体化“超国家”发展的戴高乐主义,并在1965年制造了严重的“空椅危机”;除此之外,他还两次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70年代英国加入欧共体以后成为了最为难缠的伙伴。1975年英国人进行了全民公决才决定依然留在共同体内,而此后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执行的欧洲政策更使得她和她的英国获得了“疑欧”的名声。
冷战后,除了英国和丹麦、瑞典等国之外,欧盟其它国家的主流政党基本上很少持疑欧立场。疑欧主义在欧盟政党体系中成为一个边缘化的现象。[7] 这表明欧盟主流精英逐渐认同欧洲一体化及其计划。但是在原本对欧洲一体化抱“宽容的放任”(permissive consensus)[8]态度的欧洲大众中间,疑欧主义的浪潮却不断涌现。由于马约之后针对欧洲一体化议题的全民公决的举行,大众政治开始越来越受到欧盟政治家和学者们的重视。正如1996年欧盟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公民是欧洲建设的核心:联盟有必要对他们的需要和关注给予具体的回应”。[9] 然而冷战后数次欧洲全民公决都严重考验了欧洲一体化。例如1992年丹麦人在全民公决中否决了马约;2001年爱尔兰否决尼斯条约;2005年法国和荷兰否决欧盟宪法;2008年爱尔兰否决里斯本条约。随着欧洲一体化日益在成员国国内被“政治化”,一些平民主义的极右翼政党利用挑动大众的疑欧情绪,以排斥移民、反对欧盟扩大甚至退出欧盟等为号召,在政党选举中获利,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等。大众和疑欧政党的互动导致在欧元、欧盟东扩、欧盟制宪等一体化重大事件中反一体化事件时有发生,其原因和动机日益复杂和多样化。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下,由于泛欧性经济的衰退、失业增多和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欧盟大众中间的疑欧主义更有不断发展的趋势。这些现象都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前途产生了重要影响。2009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势力大涨,标志着疑欧政党和大众不满情绪的结合将成为欧盟今后的一个重要难题。
二、探索欧盟大众中的疑欧主义根源
长期以来,欧洲一体化的精英主义道路使得大众态度在欧洲研究中未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大众支持一体化的社会调查及其相关研究才逐渐发展起来。这成为后来学者们探索大众疑欧主义的一个重要基础,因为支持欧洲一体化和反对欧洲一体化本身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关于大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研究中,实用主义(utilitarianism),即关于成本/收益计算的分析是其主要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假定在欧洲一体化中受益(或可能受益)的人们会倾向于支持一体化,而受损者(或可能受损)则将持反对态度。由于欧洲一体化首先在经济领域获得成功,所以欧盟(欧共体)的经济政策影响了大众对一体化的态度。1995年,马休•坎贝尔(Matthew Gabel)和哈维•帕尔默(Harvey Palmer)最早对公众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实用主义模式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欧盟公民从一体化的政策中经受了不同的代价和获得了不同的收益,这些在经济福利方面的差异构成了他们对一体化不同的态度。他们特别调查了欧盟市场关于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自由化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如何影响人们对一体化的支持。他们指出,首先,欧盟公民对一体化的支持与否和他们的教育、工作技能的水平有关。因为教育和工作技能的水平高下决定了公民能否适应一个更为自由化的欧盟劳动力市场所产生的激烈竞争。其次,两人认为根据公民的收入水平,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和经货联盟的建立产生了区别性的影响。高收入者更能从资本自由化带来的投资机会增多、金融资产增值中获益,而低收入者则不然。所以收入水平高下和公民对一体化的态度有重要联系。第三,两位学者指出人们的居住地也关系到他们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居住在欧盟国家间边境的人们比不住在边境的人们能更直接地从跨国贸易中受益。[10] 1998年马休•坎贝尔通过对多种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公众支持研究的实证分析,提出实用主义理论为对一体化支持的变化提供了一种最强大和最可靠的解释或预测,公民支持一体化和他们期望从欧洲一体化获得的经济利益水平确切相关。[11]
除了实用主义理论强调的经济理性之外,民族认同也被学者看作是影响大众支持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劳伦M•麦克拉伦(Lauren M.McLaren)指出人们对欧盟的反感和害怕或敌视其他文化有关。[12] 他说,“一体化可能对个人的生活不会产生那么多的威胁,但对民族国家则不然”。[13] 他通过“象征政治”的方法,认为在当前的背景下欧盟公民很可能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对欧洲一体化产生反应,因为他们已经被社会化而接受了民族国家的权力和主权。欧洲一体化的观念对这些重要的象征提出了威胁。[14] 麦克拉伦通过社会调查,证明害怕失去民族认同和反对欧洲一体化之间确实存在联系。[15] 西恩•凯瑞(Sean Carey)也提出民族认同是解释对欧盟态度的重要因素。通过分析,他证明对民族认同的情感越强烈,(欧盟公民)对欧盟的支持程度就越低。[16]
在当前的疑欧主义研究中,经济理性和民族认同这两种因素都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从而成为解释大众疑欧主义的两个主要根源。然而,经济理性或民族认同在多大程度上驱动了欧盟大众中的疑欧主义,两者哪个更重要?学者依然存在争议。对此,莉丝贝特•霍克和加里•马科斯利用“欧洲晴雨表”的调查数据,指出经济计算和认同都对大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产生了影响,但是后者的影响要比前者更为强烈。特别是在政党精英的鼓动下,公民容易受认同的驱动产生反对欧洲一体化的动机。[17] 笔者认为根据可变化的程度,毫无疑问,受认同驱动的疑欧主义比受经济利益驱动的疑欧主义更为持久,属于“刚性疑欧主义”。而当经济条件变化时,倾向于实用主义立场的欧盟公民可能更容易改变自己的态度,他们显示出更多的“柔性”特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大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问题上,认同因素比经济理性更重要。麦克拉伦在他的研究中就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即欧盟公民对欧盟有着高度矛盾的情感。在许多国家,尽管担心他们的民族认同和文化的毁灭,公民继续乐于看到他们的国家是欧盟的成员国。这在那些受益于欧盟提升民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国家(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中表现得相当明显。那些国家的人们和其他的欧盟公民相比,同样担心欧盟会对他们的民族认同和文化产生威胁。但是他们可能学习容忍了这些担心,为了已经得到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他们仍然支持他们国家的欧盟成员资格。[18] 麦克拉伦的研究结果表明,理性计算有时可以比民族情感更重要,具体的国家、地区和个人的观念存在一定差异。此外,重视民族认同和反对欧洲一体化之间不能划等号。根据莉丝贝特•霍克和加里•马科斯的研究,“排他性的民族认同”,即认为民族认同和欧洲认同不相容的公民态度才是疑欧主义的重要根源之一。[19] 欧盟公民可能有多种认同,当他们认为欧洲认同可以和民族认同共存的时候,民族认同不会成为他们反对欧洲一体化的理由。而且如果欧盟公民有足够强烈的欧洲认同,它将成为有效防止疑欧主义的“减震器”。[20]
大众疑欧主义的第三个根源是对欧盟制度的不信任。根据已有的研究,大众对欧盟制度的不信任可以来自很多方面。首先,对欧盟制度的不信任可能来自公民在认知上对欧盟的不了解或不熟悉。罗纳德•英格莱赫特(Ronald Inglehart)早在1970年就对大众认知和对一体化态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西欧国家的正式教育和大众媒体大都掌握在民族国家手里,所以它们常常成为排他性民族主义的工具。为了使大众对欧共体的制度更为熟悉,觉得不那么有威胁,他建议通过发展大众的教育和政治沟通的水平,利用高度的认知动员(cognitive mobilization)公民认可一个超国家的政治共同体。[21] 英格莱赫特的研究暗示,欧盟大众越多的获得关于欧盟的信息,这个组织可能就变得(对他们)威胁更少。那些在认知上没有得到动员的人们不可能努力去获得更多关于欧盟的信息,因此对它的未知本质会感到恐惧。乔瑟夫I•H•简森指出,“一体化的议题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可能太困难、太抽象或者不那么让人感兴趣,而不能形成一种很好的深思熟虑的态度”。[22]
其次,另一种导致大众对欧盟制度不信任的根源来自于大众对国内政治的不满。克里斯托弗J•安德森在1998年曾经用一种“代理人”(proxy)的方法来解释大众对欧盟的支持问题。他指出由于缺少关于欧盟的特定知识,公民可能用他们已知的信息来对他们不大知道的东西表明态度。在存在“信息赤字”的情况下,大众不得不以通过国内政治的背景来形成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安德森认为大众可能会依靠关于国内的政党、国内政治体系、政府这三种“代理人”的信息构成他们关于欧盟的拼图。[23] 他的解释表明大众疑欧主义的一个来源是大众对国内政治的不满,它对大众对一体化的态度是一种间接的消极影响。
再次,大众对欧盟制度的不信任还可能出于价值观的矛盾。大众往往从自己的价值体系出发去看待欧洲一体化。罗纳德•英格莱赫特、乔瑟夫I•H•简森等学者都提出了大众对欧洲一体化态度的价值取向。他们认为“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者,即支持民主化和环境保护等价值而不是以物质利益当先(物质主义)的人们会更加支持欧洲一体化。[24] 在冷战后的大众态度中,欧盟决策的“民主赤字”是大众不信任欧盟的一个重要理由。面对一个机构臃肿、官僚主义盛行和决策机制不符合大众熟悉的民主程序的超国家组织,大众对欧盟制度的合法性是存在质疑的。此外,党派信仰也是大众怀疑欧盟制度的一个来源。这种观点认为公民采取的对一体化的态度反映了他们所支持的党派立场。[25] 党派的意识形态吸引和塑造了不同特征的人们,并对他们对一体化的态度产生了影响。例如英格莱赫特、莱比亚和瑞夫在1991年进行了一种以政党为基础的支持欧洲一体化的研究。他们发现从1973年到1989年,左派政党的支持者比右派政党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率要低。他们把这个现象归因于左右政党在欧洲一体化上的不同立场。[26] 一般来说,左派政党(特别是西欧共产党)怀疑欧洲一体化是因为他们把一体化看作是资本主义力量加强的表现。
在关于大众对欧盟制度不信任的各种理由中,我们发现除了大众对国内政治的不满这个间接因素属于“柔性”疑欧主义而容易变化之外,其他两种理由都具有长期和持久的性质。实践中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时间对大众是否支持一体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2009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为例。选举开始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0%的被调查者知道2009年将举行欧洲议会选举。人们对欧洲议会的运作知之甚少,也缺少参与的热情,最后只有43%的选民参与投票,创历史新低。国内问题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焦点,选民们利用欧洲议会选举惩罚各自的政府。[27] 而疑欧的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大做宣传,吸引了很多选民的支持,成为本次欧洲议会选举的赢家之一。
总体来看,大众疑欧主义的根源多样,原因复杂,而且不乏相互矛盾的地方,例如后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方法的逻辑其实是有点相反的。所以实际上影响大众对欧洲一体化态度的因素随着时间、具体国家和个人的不同有相当程度的变化,没有一种因素可以完全解释大众疑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下面我们将根据“欧洲晴雨表”的最新数据,对影响大众对欧洲一体化态度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
三、欧洲晴雨表的数据分析
欧洲晴雨表用“欧盟的形象”问题来调查大众对欧盟的整体印象。2008年上半年(Eurobarometer 69)的数据显示平均有48%的欧洲人认为欧盟的形象对他们来说是积极的,3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中性”(neutral),而只有15%的人认为欧盟的形象是负面的(negative)。[28] 下半年的数据稍有变化,选择欧盟形象为积极的被调查者下降到45%,选择负面选项的上升到17%。[29] 从总体看,对欧盟有负面印象的公民属于少数,将近半数的大众对欧盟抱积极的态度,不过依然有着相当数量的公民的立场是中立的。
除了形象问题之外,欧洲晴雨表还用“通常来说,你认为(我们国家的)欧盟成员身份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的问题来调查大众对欧盟的态度。近五年的数据表明(见表1),总有平均半数以上的公民认为他们国家的欧盟成员身份是一件好事,而将近30%不到的被调查者则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毫无疑问属于少数的后者具有一定的疑欧倾向。
根据欧洲晴雨表的调查数据,我们还可以从影响大众态度的各种因素如经济理性、对欧盟的信任、认同等来分别进行研究。首先,欧洲晴雨表从经济理性角度调查了欧盟大众态度。它所用的问题是“你认为总体来看(我们的国家)成为欧盟的一个成员是受益还是没有受益?”。2008年上半年数据表明平均54%的被调查者选择从欧盟的成员身份中“受益”,而31%的人回答“没有受益”。在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中,多数公民选择了受益,其中82%的爱尔兰人认为受益,占比例最高。只有半数以上的匈牙利(52%)选择没有受益,还有英国人(50%)和奥地利人(47%)认为没有从欧盟成员身份中受益。[30] 下半年选择受益的人上升到56%的平均数比例,仍然有31%的被调查者回答没有受益。[31] 从调查数据来看,多数人认为欧洲一体化使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受益,但是各国民众对此的认知依然存在一定差距。一般来说,回答没有受益的民众(31%)具有一定的疑欧倾向。
其次,对欧盟制度的信任分析。欧洲晴雨表的调查问题为“我将问你一个关于你对特定的制度有多少信任的问题。对每个下列的制度,请你告诉我你是否倾向于信任它或者倾向于不信任它”。2008年上半年的调查数据(见表2)显示半数民众选择倾向于信任欧盟的制度。有36%的人不信任欧盟,这些人具有疑欧倾向。有一个突出现象是欧洲人更倾向于信任欧盟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制度,因为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信任本国的议会和政府。不过,由于不信任本国制度的人数比例较高,这种不满很可能会转移到欧洲议题上,特别是当政府和精英号召大众支持某一项欧洲议题时。当然信任本国政府和信任欧盟制度之间并不相排斥,在一些信任欧盟制度的国家,本国政府和议会的支持度也很高,如芬兰、荷兰、塞浦路斯等。在大多数国家,信任欧盟的人数多于不信任的人数,不过某些国家对欧盟的信任度依然不高,例如英国(29%)和奥地利(38%)。[32]
再次,关于欧盟大众的认同分析。欧洲晴雨表的问题为“在不久的将来,你把自己看作是(只是本国人),(本国人)和欧洲人,欧洲人和(本国人),只是欧洲人?”在这个问题中,选择“只是本国人”的被调查者可以被看作是拥有“排他性的民族认同”,具有一定的疑欧倾向。调查数据显示了欧盟公民的情况(见表3)。其中欧盟15国平均选择排他性民族认同的被调查者高达40%。而且国家之间的差异也很大,英国坚持“只是本国人”的比例达到62%,而意大利只有25%。
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欧盟大众中的疑欧派在各项数据中都没有超过半数,和支持欧盟者相比还属于少数;第二,从经济理性、欧盟制度信任和认同三个指标看,疑欧人数的比例呈递增状态,这说明相比之下欧洲一体化在经济建设方面成就最大,而在加强欧盟民众对共同体的集体认同、消弱排他性民族主义方面还需要加大努力;第三,从数据上看,在一些欧盟国家中,大众中的疑欧势力还很强,怀疑欧盟的人数比例较高。由于欧洲一体化的许多发展都需要各国国内政治的许可,所以个别国家较强烈的大众疑欧主义可能会阻碍欧洲一体化进程。
四、结语
本文研究了疑欧主义的概念和表现,并利用欧洲晴雨表的数据对欧盟大众中的疑欧主义根源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利益、认同和信任认知三类因素对欧盟大众中疑欧主义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实际上,疑欧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欧盟大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只是其重要的方面之一。疑欧主义在欧盟的日渐流行反映了在一体化快速发展背景下,欧洲化带来的压力不断冲击欧洲国家国内政治,从而引起了国内民众的普遍担忧。不过当前的疑欧主义还属于国内政治现象,跨国性的疑欧政治团体与联盟还没有真正形成。疑欧主义主要通过国内政党选举和大众政治(特别是全民公投)表现出来。少数持疑欧立场的政党利用大众的不满情绪获取民众支持及其选票,他们的成功引发了主流执政党和精英们的担心,因为欧洲一体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政治计划。主流精英们尽管在具体观念上存在差距,但是本国发展离不开欧洲一体化这个共识在他们当中已经达成。未来欧洲一体化的顺利发展需要欧盟去弥补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巨大鸿沟,使得欧盟真正成为一个“人民间普遍团结的联盟”。
注释:
[1] Liesbet Hoghe and Gary Marks, “Sources of Euroscepticism”, Acta Politica,Vol.42, No.2, 2007, pp.119-120.
[2] The Times, 30th June, 1986, 9/1.
[3] Liesbet Hoghe and Gary Marks, “Sources of Euroscepticism”, 2007, p.120.
[4] Paul Taggart, “A touchstone of dissent: Euroscepticism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33, No.3, 1998, p.366.
[5] Paul Taggart and Aleks Szczerbiak, “Contemporary Euroscepticism in the party systems of the European Union candidate stat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43, No.1, 2004, pp.3-4.
[6] 严双伍:“苏联对早期欧洲一体化的反应与影响”,载《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7] See: Leonard Ray, “Mainstream Euroskepticism: Trend or Oxymoron”, Acta Politica, Vol.42, No.2, 2007, pp.153-172.
[8] See: Leon Lindberg and Stuart Scheingold, Europe’s Would-Be Polity: Pattern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70.
[9] European Council, “Presidency Conclusions”, Turin, 29 March, 1996, p.1.
[10] See: Matthew Gabel, and Harvey Palmer, “Understanding Variation in Public Support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27, No.1, pp.3-19.
[11] See: Matthew Gabel, “Public Support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An Empirical Test of Five Theorie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0, No.2, 1998, pp.351-352.
[12] Lauren M.McLaren, “Public support for the European Union: Cost/Benefit Analysis or Perceived Cultural Threa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4, No.2, 2002, p.553.
[13] Ibid, p.554.
[14] Ibid, p.555.
[15] See: Lauren M.McLaren, “Opposition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fear of loss of national identity: Debunking a basic assumption regarding hostility to the integration projec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43, No.6, 2004, pp.895-911.
[16] See: Sean Carey, ‘Undivided Loyalties: Is National Identity and Obstacle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3(4): 387-413, 2002.
[17] See: 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 “Calculation, Community and Cues: Public Opinion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6, No.4, 2005, pp.419-443.
[18] Lauren M.McLaren, “Opposition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fear of loss of national identity: Debunking a basic assumption regarding hostility to the integration project”, 2004, p.899.
[19] See: 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 “Calculation, Community and Cues: Public Opinion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2005.
[20] See: Bernhard Webels, “Discontent and European Identity: Three Types of Euroscepticism”, Acta Politica, Vol.42, No.2, 2007, pp.287-306.
[21] See: Ronald Inglehart, “Cognitive Mobilization and European Identit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 No.1, pp.45-70.
[22] Joseph Janssen, “Postmaterialism, Cognitive mobilization, and public support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1, No.4, 1991, p.467.
[23] Christopher J.Anderson, “When in Doubt, Use Proxies: Attitudes toward Domestic Politics and Support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1, No.5, 1998, pp.569-601.
[24] See: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Joseph Janssen, “Postmaterialism, Cognitive mobilization, and public support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1991.
[25] See: Karen Siune and Palle Svensson, “The Danes and the Maastricht Treaty: The Danish EC Referendum of June 1992”, Electoral Studies, Vol.12, No.1, pp.99-111.
[26] Ronald Inglehart, Jacques-Rene Rabier, and Karlheinz Reif,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European Integration: 1970-86”, in Eurobarameter: The Dynamics of European Public Opinion, ed.K.Reif and R.Inglehart, London: Macmillan, 1991.
[27] 李永群:“欧洲议会的尴尬”,载《人民日报》2009年6月3日,第3版。
[28] Eurobarometer 69, First results, European Commission, June 2008, p.20,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69/eb_69_first_en.pdf.
[29] Eurobarometer 70, First results, European Commission, December 2008, p.47,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70/eb70_first_en.pdf.
[30] Eurobarometer 69, First results, pp.27-29.
[31] Eurobarometer 70, First results,p.35.
[32] Eurobarometer 69, First results, p.31.
[33] Eurobarometer 60, Full reports, Autumn 2003,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60/eb60_rapport_standard_en.pdf.
(作者简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博士,上海,200240)
收稿日期: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