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一位名叫俞森的官员从河南来到襄阳，出任湖广荆南道道员。就在这一年，邻近湖北的陕西发生旱灾，造成饥荒，导致大量饥民潮水般地涌向鄂西北的郧阳、襄阳地区。刚刚上任的俞森，不得不面对这场来势汹汹的流民潮。
在清代，“道”是省级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负责管辖府州，所以，道员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品级为正四品。俞森此前的为官经历主要是管理河道，但他对历朝历代赈灾救荒的施政方略颇有研究，在河南任职期间曾编辑《荒政丛书》十卷。对于民瘼的关切，使他对鄂西北的流民问题有着充分而独到的认识。
这些由于灾荒背井离乡的流民，用今天西方社会学的术语来描述，就是“经济性逃难者”(economic refugees)。他们陷入赤贫，无依无靠，被迫到处逃荒。但这群饥饿的人，当为饥饿所迫濒l缶绝境时，就会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造成很大冲击。因此，面对遍地流民，负有守土之责的地方官员如果处置不当，就可能酿成灾难性后果，使天灾演化成人祸。
不过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地方官员往往动用强力将外来流民驱逐出境。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使饥饿的流民穿州过府，流徙他方，从而形成更大范围的社会动荡。
当饥民大潮汹涌来袭时，俞森不仅没有严加驱逐，反而发布文告，向流民晓谕道：汝等在本籍受饥饿愁死亡是你本籍官府的事，今在襄阳是襄阳官府的责任。意思是说，流民原籍的地方官府赈灾不力，导致饥民大批流亡，那是当地地方官府的责任；现在他们流落到了襄阳，如何赈济救助，襄阳官府就责无旁贷。
在另一份文告中，俞森还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民本观念：此等流民，虽非襄阳之赤子，要属朝廷之赤子。原籍无以为生，故投之他所，今至他所而仍无以为生，则惟有转死沟壑而已矣。转死沟壑而在本籍，本籍官吏之罪也，在他所则他所官吏之罪也。为朝廷之官，不恤朝廷之赤子，可乎。在俞森看来，普天之下的苍生都是朝廷的子民，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不能坐视他们啼饥号寒、四处流亡。他把责任揽过来，宣示说如果任由流民继续流离失所，就是自己的失职和过错。
随着流民大量涌入，流民与土著居民之间的矛盾也在激化。俞森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的局势下，粮食是各方冲突的焦点。于是他冒着会遭到上级处分的危险，擅自决定开仓放粮。郧阳、襄阳两地的官仓打开后，向流民散发米谷，暂时稳定了流民的情绪，避免流民因与土著民“争食”而使冲突升级。
接下来，俞森动用行政力量对流民造册安插，使这些流动人口转化为定居人口。为确保安插质量，俞森特意选择了襄阳、光化、枣阳、宜城这四座辖境内经济条件较好的城镇予以安置。流民由官府稽查给票，验明人数，提供口粮，“应安插某州某县者，换票令其前往，到彼安插”。
但是郧襄一带地瘠民贫，缺乏经济上的支撑能力，能够容纳和安插的人口毕竟有限。俞森又接连发布文告，“劝土著之民令其收养”，“劝谕本地居民加意矜恤”，动员社会力量尽力安置流民。他呼吁说：“以秦民来楚，即为吾民，不可异视，楚民家稍温饱果有余粮可至麦熟者，量力收留，令其佣工耕种，挑水担柴。”同时他还出台政策，鼓励土著居民招募流民开荒垦植。凡开垦的荒地，由官府颁发印照，准许成为开垦者的私有产业。
为了恢复社会生活的正常化，当日寸无论官府还是流民和土著民，都做出了很大努力。尽管流入郧襄地区的饥民前后超过一万人，但最终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伴随着流民潮渐渐消退，一场危机就这么化解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俞森个人的努力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利用行政资源的同日寸，他动员起社会力量，使对流民的安抚转化成一种共同的公益行动。在没有报纸、广播等近现代媒介手段的情况下，俞森还充分发挥了文告的效用，让政府的告示成为宣传施政理念、稳定民众情绪的有效工具。
对于流民这样事关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手握行政大权的地方长官具有重要作用。问题如何解决，效果如何，都取决于地方官员的施政理念和施政能力。乾隆四年(1739年)，地处渭水中游的宝鸡县同样遭遇了一场流民危机。
宝鸡为秦、陇、川三省的交通孔道，而毗邻的甘肃土地瘠薄，一遇灾荒绝收，便有灾民逃难而来，但这年年底涌入宝鸡的流民潮空前汹涌。此时，宝鸡县知县乔光烈刚到任不久。
面对蜂拥而至的灾民，乔知县一方面设粥厂煮粥赈济，一方面将一些年轻体壮的流民遣送回原籍。然而，到翌年农历五月，滞留在宝鸡的流民仍有200多人，这些人要么患病在身，要么是“老幼妇女”。县府当局将滞留灾民安置在县城东城外的一处祠堂里，每日供给米粮、柴薪，同时提供洗沐设施，“使除濯秽垢”，甚至还提供了医疗救治，“日召医二人及治疮疡者予诊视药食”。
眼看着麦子即将黄熟，滞留的灾民也“困者渐娃，瘠者渐起”，大都康复，便纷纷思乡愿返。于是县府为他们分发口粮，遣送回乡。结果到了仲夏，“流入宝鸡、留止半岁有余”的流民，“计且尽去，县境无事”。乔知县以积极有效的救济，成功地抚慰了流民，化解了这场危机。至于整个救济的费用，一些出自地方财政，一些则由乔知县和属吏们自掏腰包。这让乔知县的上司川陕总督也感到过意不去，允诺拨给适当的资助，免得下属牺牲了全部的薪水。
俗话说，“王法难犯，饥饿难当”，流民遍地，势必地方不靖。应该说，无论康熙朝襄阳的俞森，还是乾隆朝宝鸡的乔光烈，作为守牧一方的地方官员，对于流民危机的化解都是相当出色的。这除了政治才干，显然更取决于他们那种“视民如伤”的民本思想和施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