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时，年仅三十九岁。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的他是最年轻的开国将军之一。他十七岁担任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二十二岁时已是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且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被誉为“娃娃司令”。
创建根据地
1938年７月，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决定抽调一支八路军主力部队组成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赴津浦路以东的冀鲁边区，与当地的抗日武装会合，建立抗日根据地。年仅二十二岁、时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委员的萧华，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９月27日，萧华率部直入冀鲁边区。
冀鲁边区包括现沧州、滨州、德州一带，是山东、河北的接合部。在这一辽阔平原上建立根据地，能直接威胁日寇的战略要地天津、济南和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路以及水上交通要道塘沽口，因而地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但当时该地的局势却十分复杂，敌、我、顽势力相间，犬牙交错：除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外，既有日、伪军，也有国民党军逃跑时丢下的官兵组成的多支队伍，一些队伍打着抗日旗号割据一方，祸害百姓，群众当时形容的是“兔子乌龟满地跑，土鳖司令多如毛”。当然，也有一些由爱国志士自发组成的抗日武装。
为尽快建立起抗日根据地，萧华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一是建立健全爱国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成立了冀鲁边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冀鲁边区文化教育界抗日救国总会（文救会）；冀鲁边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冀鲁边区妇女抗日救国总会（妇救会）。二是建立由我党领导的军政委员会，萧华亲任书记，对地方武装进行统编，将原李文成的津南抗日自卫军第二旅改编为八路军挺纵运河支队；将原孙继先的津浦支队改编为挺纵第四支队；将原潘国华的永兴支队改为挺纵第五支队；将原邢仁甫的平津支队改为挺纵第六支队。三是进行收编和改造。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敌后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虽打过一些胜仗，占了一些地方，但处在日寇、汉奸、土匪、民团包围之中，境况十分危险。萧华派出一些红军时期的干部到该部队进行收编和改造，编成了由两个主力团、一个特务营组成的支队。随后又将之与一一五师永兴支队、一二九师津浦支队统一整编归挺进纵队领导。与此同时，新组建了一些地区性支队以及十几个县区武装。四是建立政权。在发展部队的同时，萧华积极支持和扶植地方建立抗日政权，要求部队打到哪里，抗日政权就建到哪里。这些政权既民主，又抗日。内部组成实行“三三制”原则：即有三分之一的劳苦大众代表，有三分之一的社会知名人士代表，有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对原有的旧政权，萧华也积极争取，使之改造成为抗日民主的新政权。
由于各项工作有效、得力、到位，至1938年年底，边区部队很快发展到两万多人，原本分散的各部队和地方武装,形成了一个铁拳；乐陵、宁津、庆云等十五个县建立了抗日政府，还成立了以杨靖远为专员的津南督察专员公署。萧华在冀鲁边站稳了脚跟。
智斗沈鸿烈
由于蒋介石竭力强调“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统一政令”、“统一军令”，大肆叫嚣“防共”、“限共”、“反共”，“三分抗日，七分反共”，时为蒋介石走狗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根据这种精神，在党政军各种会议讲话中，露骨地提出“宁亡于日，不亡于共”，“亡于日尚有恢复之望，亡于共必无葬身之地”,“宁可匪化,不可赤化”，“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反”，“庆父不除，鲁乱未已”，“灭此朝食，出民水火”等，号召积极反共，对冀鲁边虎视眈眈，甚至还与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策划组织“冀鲁联防”,试图以软硬兼施、南北夹击的方式,把八路军赶出冀鲁边区。
为了瓦解“冀鲁联防”, 萧华综合各种情况，通过多方分析、论证，认为沈鸿烈虽叫得响、喊得凶，也做过许多坏事，但实际上是外强中干，只要作出努力，仍有争取的可能。经报中共中央批准后，萧华拟定了“和沈打鹿”的策略。为此，1938年12月初，萧华决定赴惠民县城，与前往该地视察的沈鸿烈谈判。
听说萧华要到惠民见沈鸿烈，大家都很担心，认为沈鸿烈反共坚决，手腕狠毒，不仅以省主席名义大批往八路军根据地委派县长、区长，而且不断挑起摩擦，甚至秘密杀害共产党人。大家纷纷主张在这种形势下，还是不去为妙。
但萧华主意已定，仅带着宣传科长王辉球、侦察科长刘友芝和一个骑兵班，偕同乐陵县长牟宜之，轻骑简从，直赴惠民。
沈鸿烈曾任奉军舰队司令和青岛市市长，是个老奸巨猾的反共顽固派。听说萧华不过二十二岁，当即不屑一顾:“娃娃司令也来和我谈判?”根本不把萧华放在眼里。甚至在离城三十里、萧华的必经之路上设下三步一哨，五步一岗，企图以派兵列阵、戒备森严来吓跑萧华。不料，萧华却信马由缰，视而不见，若无其事地与随行人员说东道西，一点不为所动。
沈鸿烈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萧华进城后，沈鸿烈又摆出一副十足的省主席架子，将萧华安置在旅馆,静候他的“接见”，企图以避而不见，气走萧华。
初来乍到，受到冷落，大家劝萧华不如早点回去。但萧华压住怒火，对大家说：“我们既然来了，就要一睹沈大主席的尊容，我们暂且等等，看他沈鸿烈能把我们晾多久。”
萧华一番思考之后，起草了一份《告惠民各界的慰问信》。油印出来，即到街头散发。接着进医院慰问伤兵，到学校讲演。一时间，惠民各界为之倾倒、欢呼，纷纷传颂八路军“娃娃司令”如何年轻有为,如何深明大义，如何深得民心，指责沈鸿烈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对抗日无动于衷。
沈鸿烈一下子知道了对手的分量，被迫慌忙安排会见，把谈判地点设在县衙门后院，并在大堂、二堂、三堂的台阶上下,布了五层荷枪实弹的卫兵。萧华一会儿慷慨激昂,一会儿义正词严,一会儿笑声朗朗，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心服口服。经过三小时的唇枪舌剑，终于与沈鸿烈达成了抗日协议。
事后，沈鸿烈难以掩饰惊讶、钦佩之情, 对萧华连称佩服，不仅亲自送出萧华，而且一再要求宴请萧华。
痛击鹿钟麟
鹿钟麟曾是冯玉祥的部下。“北京政变”时，身为旅长的他，逮捕曹锟，抗击吴佩孚，还把溥仪逐出了皇宫。此后，他常常以此为豪。1938年9月15日，鹿钟麟被蒋介石委任为“河北省政府主席”。被称为“摩擦专家”的鹿钟麟，面对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梦想用武力征服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将萧华赶出河北，以“收复失地”。
鹿钟麟根据蒋介石《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的密令精神，亲自召见盐山四区民团头子孙仲文，委任其为国民政府军第五十三游击支队司令，拨钱，配枪，专门成立一个“官团”大队，以对付萧华及其东进抗日挺进纵队。1938年10月，鹿钟麟指使孙仲文包围盐山五区抗日政府，并在门口架设机枪，强令区政府制册交印，自行宣布为非法组织并予以撤销。还在苏基、大赵村、丁村一带，挖沟垒墙，限制、袭击抗日部队。
为顾全大局，萧华派津南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杨靖远找孙仲文交涉，劝其停止破坏活动，一致抗日。为示诚意，杨靖远只带了一名警卫员。然而，孙仲文自恃有鹿钟麟支持，不仅根本不把杨靖远放在眼里，甚至埋伏了十余名手下，准备当场扣押杨靖远。好在当孙仲文发出抓捕暗号之际，杨靖远眼疾手快，扣住孙仲文手腕，用枪口对准孙仲文头部，命令孙仲文让手下放下武器。孙仲文吓得面无血色，哆嗦着要手下听从杨靖远的，千万不可造次。而后，杨靖远在警卫员的掩护下，脱离了险境。
为了通过打击孙仲文，给鹿钟麟以警告，1938年11月，萧华命令杨靖远率部队包围孙仲文的老巢，迫使其放弃对我军的挑衅。不料，孙仲文早有埋伏，让士兵向正在喊话的杨靖远首先开枪，杨靖远身负重伤被俘后，孙仲文竟将其头颅割下挂在寨门上，向八路军示威。
消息传来，萧华悲痛万分，含泪写下两副挽联：“断头流血乃革命者家常便饭，奋斗牺牲是抗日的应有精神”；“抗战方兴竟在盐山留遗恨，建国未艾空对鬲水吊英灵”。而后，萧华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和“稳、准、狠”的斗争方法，决心消灭孙仲文，给鹿钟麟以有力回击。11月14日，萧华派符竹庭、周贯伍率部进攻盐山，将孙仲文全部消灭，并建立了第四区抗日民主政府。紧接着，萧华命令部队乘胜向北推进，收回新海县，建立新海县抗日民主政府，直逼天津。边区的其他民团和草莽见大局已定，无不望风归附。
至此，鹿钟麟的“冀鲁联防”计划已完全泡汤，穷兵黩武的鹿钟麟彻底败在了“娃娃司令”萧华的手下。其所作所为，还被冯玉祥将军严厉训斥。也正是通过这一系列事件，使鹿钟麟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是不可战胜的，以至于他向蒋介石辞去了所有任职，定居天津。天津解放后，萧华面见鹿钟麟时，曾风趣地说：“我们是不打不相识。”
义救高树勋
鹿钟麟的“冀鲁联防”被粉碎后，国民党当局急调国民党第一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进入鲁西北，企图通过制造摩擦，把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赶出边区。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萧华认为对高树勋有团结的可能。因为高早年给刘伯承当过副官，主张抗战，并且与其上司石友三貌合神离。而蒋介石特派鲁北国民党党部主任、鲁北保安部队政治部主任马皋如出任高树勋的政治部主任，对他进行监视，这表明高树勋并未被蒋介石完全信任，甚至还遭人排挤。
1938年11月下旬，当高军进入鲁北时，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机关为高树勋召开了欢迎大会，并悬挂了“欢迎高军长北上抗日”、“欢迎爱国爱乡的高军长”等大幅标语。萧华代表边区抗日军民致欢迎词后，把刘伯承的亲笔信转交给高树勋。刘伯承劝诫高树勋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沦为人民的罪人。
此后，萧华又数次前往高树勋驻地，与他交谈抗日形势，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征得高树勋同意，萧华还亲自带领一批干部到他的部队去作报告，使中共“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得到了高军许多官兵的拥护。
但高树勋却又放任马皋如组织庆云、盐山、南皮等七个专门与抗日民主政府作对的“二政权”，甚至听任其指使保安队在宁津制造了袭击抗日县政府事件。萧华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决定消灭保安队。
为了争取高树勋，萧华在行动前，亲赴高树勋驻地，告知相关真相。但高树勋含糊其辞，不肯认错。萧华遂按原定计划消灭了保安队，从而既打击了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也使高树勋进一步认识了中共的严正立场和斗争原则。
但使高树勋从根本上改变对八路军看法的是，其身处危难之际，萧华不计前嫌，真诚相助。
1939年７月11日深夜，日伪军一千余人，携带钢炮和轻、重机枪，分乘二十多辆卡车，突然奔袭包围了高树勋的军部驻地。高树勋虽率众拼死抵抗，但因对方人多势众、火力强大，无法突围。而高树勋的外围救援部队，又被日军拦击得溃不成军。国民党张国基部和曹振东部面对求援电报，为了保存实力，装聋作哑，袖手旁观。高树勋危在旦夕之际，只得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向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求援。
萧华立即率部驰援，经过五十里的急行军，于第三天凌晨赶到高树勋部驻地。萧华一面命令骑兵连向南疾驰，故意暴露目标，吸引敌人，一面发起进攻，冲向敌阵。高树勋见救兵已到，也命令出击。日伪军因腹背受敌不明虚实，急忙撤逃。
萧华的义举，让高树勋真正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诚抗日、值得依赖的，以至于一见到萧华，就上前拉住萧华的手不放，连声说道：“谢谢，谢谢萧司令……贵军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钦佩，对鄙人教益不浅，教益不浅哪！”自此，高树勋也真正地与共产党、八路军携手抗日，并在1945年10月30日邯郸战役前线，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的身份，率部一万余人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
开办冀鲁边区的“黄埔军校”
1938年年初，八路军永兴支队抵达乐陵，与当地的抗日三十一支队会师后，为提高指战员素质，专门成立了军政训练大队，驻扎在当时的乐陵县中学内，亦即旧县衙大堂后。老师为八路军领导干部和军事文化教员，特别是其中还有一些参加过长征、富有战斗经验的老红军。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萧华历来十分重视干部的培养，到边区后不久，便从长远抗日的角度考虑，决定更大规模地培养抗日干部，重点是在军政训练大队的基础上，正式创办“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军政学校”，简称八路军抗日军政学校，并由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符竹庭为校长，曾庆洪为副校长，朱子伟为教育长，王省身为教育股长。一期学员多达三四百人,学制三个月。学员来自多方面，除八路军指战员外，还有边区的党、政基层人员，冀鲁区各县的爱国知识分子。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也吸收了友军的人员。学校分军事、政治、民运三个大队, 以油印的小册子为课本，分别培养军事、政治和群众工作干部。
学校以延安抗大为榜样，提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教员、学员虽吃咸菜、啃窝窝头，条件十分简陋而艰苦，但大家都很乐观、刻苦、向上，边学边做。每天早晨、下午进行军事训练,枪支不够,便以木枪代替，军事与文化学习均很过硬。
学校还让学员参与政治活动。如1938年10月在乐陵发生的全县万名群众挽留抗日县长牟宜之事件中，由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亲自来到乐陵，以同萧华洽商政事为名，企图劫持牟宜之去惠民。在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和边区特委的发动下，抗日军政学校的学员们和万名群众一起参加了这场政治斗争。尤其是燕明等学员，奋勇当先，和群众团团围住沈鸿烈的汽车，使之无法出城，只得留下了牟宜之。
八路军抗日军政学校前后共举办了五期,学员计两千多人。培养出很多出色的干部，如德县的抗日县长王哲，东光的县委书记周劳工，济阳县大队长朱宝成，禹、临、陵、平、商、济、齐七县工委书记马冲等。正如朱德形容的那样：像老母鸡孵小鸡，一批又一批，孵出了一大批坚强的抗日干部。抗日军政学校因此被誉为冀鲁边区的“黄埔军校” 。
1939年年底,萧华奉命率边区主力转战鲁西抗日反顽 ,从而离开了冀鲁边区。■
（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