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执政的合法性 是如何建立的 很多人都知道，孙中山亲手点燃了革命的火种，他是推翻帝制第一人，他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因此被称为国父。很多人也认为，袁世凯是卖国贼，他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可有趣的是，袁世凯的执政“更具合法性”。
执政者的权力来源有三种，世袭、民授和僭权，与之相对应的，是三种政府体制，君主制、民主制和僭主制。在君主制下，权力来源于世袭。民主制下，权力来源于民授，通过选举这样的合法程序，人民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给执政者，而让执政者获得执政的合法性。而僭主制不同于以上两者，执政者不是通过合法程序获得权力，而是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是既没有历史的传统也得不到民众的认可，心里是极不踏实、极其自卑的，为了维护其统治，唯有用暴力来镇压和震慑反对力量，或者通过把执政者进行偶像化或神化，来维持民众对执政者的认可。
按此分类，袁世凯是在民主制下，通过自由选举获得权力，其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具有合法性。袁世凯是在“辛亥武昌起义”一周年时，经由中华民国正式国会合法选出来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不管袁世凯是不是在国会选举他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时耍了手段，比如指派“公民团”去包围国会，给议员施加压力等，但谁也不能否定袁世凯是一致公选的、正式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这一事实，而且，当时国会中占绝对优势的正是反对袁世凯的国民党，这就是袁世凯执政合法性之所在。
最为重要的是，在仍然无法摆脱枪杆子说话的时代，袁世凯的枪杆子最强，统治权旁落他手，也符合历史逻辑。因此，虽然革命党在前面抛头颅洒热血，袁世凯只成就了临门一脚之功，所有的荣誉都加身于他，有人心里可能很是不服，但是，谁能否定他逼退清帝的盖世之功？
中国皇权专制时代，每次改朝换代无不伴随着血雨腥风、无数人头落地，不管袁世凯抱着怎样的个人目的，总归是他促成了南北和谈，逼迫清帝退位，不费一兵一卒，避免流血牺牲，实现了旧政权向新政权的顺利过渡。为此，孙中山曾公开称隆裕太后“女中尧舜”，对袁世凯也是极加赞誉。如此看来，袁世凯确实有缔造共和之伟功，也无怪乎，在民国初年，人称袁世凯为中国的拿破仑，中国的华盛顿，中国共和之父。
可惜袁世凯自毁长城，辜负了民众，辜负了历史，他没有很好地利用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来推动中国的社会转型，而是一再损耗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当他统治的合法性流失殆尽之时，也正是他穷途末路之时。他让中国社会转型错过一个绝好的机会，被一再耽搁。他后来被堆砌了很多骂名，甚至被扔入历史的垃圾堆，也是罪有应得。
摧毁共和，一步步丧失执政合法性
现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多有分歧，有一点是各方都承认的，即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至少在名义上将共和制的招牌挂在了政府的城门上，建立了代议制民主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破天荒的事。
武昌起义可能是一件偶然的事，但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绝非偶然。由于被西方坚船利炮一而再再而三地教训，中国人对进化论的认识，从对简单的西方技术层面的服膺和学习，到政治制度层面的服膺和学习，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不能说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基层民众那里深深扎根了，但至少在精英阶层，已经有了大体的共识，而且把中国腐朽落后的根源归结为没有实行宪政，没有搞民主，哪怕是君主立宪式的民主。即便是像袁世凯以及他的继承者这样的军阀武夫，他们对西方民主制度一知半解，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在当时，进化论是尚方宝剑，西方的制度代表着潮流，意味着先进却是他们所认同的。
当一种制度或是文明本身代表了潮流或先进，它就容易获得独占鳌头的“合法性”，而反其道而行，就会被视为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成为反动，从而丧失合法性。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政争不断，战争频繁，也有人说“民国不如大清”，但是往回走，搞复辟非常不容易，甚至连退半步，搞君主立宪也非常难，这正像梁启超所说，君主立宪是一面镜子，一旦被打破，就破镜难圆了。可见进化论在那个时代有着不可抵挡的魅力。袁世凯统治的合法性就是在一步步反共和、反民主的过程中丧失掉的。
袁世凯反民主破坏宪政的行为，最为核心的，我认为一个是废毁宪法，一个是解散国会，一个是打击政党。
《临时约法》相当于民国之临时宪法，袁世凯被选为正式大总统之后，修改临时宪法本无可厚非，而袁世凯认为，修改的原因是“国事日削，政务日隳，而我四万万同胞之憔悴于水深火热之中者且日甚。凡此种种，无一非缘《约法》之束缚驰骤而来”，这就是典型的打着人民的旗号搞阴谋了，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修宪。
其时，宪法起草委员会已着手制定正式宪法《天坛宪法草案》，但是，袁世凯之修改临时约法完全是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以满足自己专权的目的，他千方百计要将制宪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遭到反对后，他就决定来个一石三鸟。
他先是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说“此次内战，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国民党国会议员潜相?煽”，“但知?乱以便其私，早已置国家危亡、国民痛苦于度外，乱国残民，于斯为极”，因此，要在三天之内解散国民党。既然国民党议员“不知有国家，只知有本党；不知有团体，只知有个人”，那就将国民党的国会议员资格也取消掉，而国民党议员占国会半数以上。如此，因法定人数不够，国会就不能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因国民党议员被取消资格而无法开议，只能宣告解散，《天坛宪法草案》因无法在宪法会议上通过而告流产。这样，宪法被毁弃，政党被解散，国会开不成，共和民主的三大支柱垮掉。
我们知道，宪法是实行宪政的前提，无宪法即无宪政。不过，正当性的宪法是宪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不是说有了宪法就有了宪政，假定没有宪政动作，宪法徒有其名，虚有其表。宪法是依赖宪政来得以实施、维护和发展完善的。宪法权威的树立，宪法的实施、完善和发展是寓于宪政之中的。
袁世凯废弃《临时约法》，阻碍《天坛宪法》产生，直接将国家置于无宪法的状态，没有宪法谈何宪政？袁世凯后来捣鼓出来的《中华民国约法》，已然不具有正当性，约法会议是袁世凯的御用立法机关，一切唯袁世凯之命是从，袁世凯已经形成了政治垄断，垄断一旦形成，宪法便失去了契约法的意义。这个《中华民国约法》不仅规定总统有权无限连任，还可传妻传子，实际是赋予了袁世凯与皇帝相等的权力，并以法律形式肯定了他的专制独裁，与其说这是一部让自己当总统的宪法，不如说是一部让自己子子孙孙当皇帝的“祖训”。
袁世凯对国民党强力解散，对其他党派搞过河拆桥。刚开始，其他党派，尤其是国会中第二大势力进步党对解散国民党拍手称快，以为自己可以在国会中一党独大，可是很快他们发现，袁世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既然占国会半数以上的国民党议员被解散，国会都不能召开，进步党人数众多又有何用？国会都没有了，政党政治徒具虚名，“摇撼民主国体”。
如此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中华民国仍然是共和制国家，主权在于全体国民，现在经袁氏垄断，变为袁氏这一姓一家所有，则袁世凯这个总统已不合法。中华民国仍然是共和制国家，但与之匹配的宪法、国会、政党要么消亡，要么名存实亡，这不是真共和，而是假共和，共和如果是假的，袁世凯这个总统就是个假总统，是非法的。再有，袁世凯此时毕竟不是皇帝，也没有世俗的认可，他没有权力将国家主权变为一姓一家之产，这又是不合法。总之，其执政的合法性经过自己一番折腾，已荡然无存。
签订“二十一条”，
道德面孔被描得墨黑
袁世凯统治的合法性的丧失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也有关系，这一事件使他在道德上难于立脚，背负了卖国贼的恶名。中国近代历史上，凡参与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人，都没有得到好名声，李鸿章如此，袁世凯也不例外。
从某种意义上讲，权力不仅仅是来源与运用的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执政者代表了国家的道德形象。一个执政者具有崇高道德威望，不仅令国人敬仰，也令外国人敬仰。我们固然不能期望道德完美者为执政者，却很难想象一个道德上劣迹斑斑的家伙高居统治地位。我们如何相信一个不讲道德和人性的人，会建立一个道德的、人性的社会？
下面来看袁世凯是如何在签订“二十一条”中丧失其执政的合法性的。
“二十一条”是袁世凯执政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也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当然也是对中国的一大侮辱。对于日本的蛮横，袁世凯显然无力抵抗，袁世凯当时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果抵抗的话可以维持多久，段祺瑞说可以抵抗四十八小时。在“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的情况下，袁世凯只好权衡利弊，用软磨硬泡的办法使得日本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和后来签订的《中日新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一般人都认为袁世凯为了获得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而甘愿出卖国权，这是缺乏史料证明的。袁世凯本身是一个亲英美的人，与日本素来有仇，他早年在朝鲜的时候就一直与日本人斗法，日本人深知，袁世凯一贯主张联英美以制日俄，日本人对他，他对日本人，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如果袁世凯真的要出卖国权以换取日本支持他称帝，日本要求中方“绝对保密，尽速答复”时，袁世凯就没有必要故意泄露交涉内容。袁世凯死前为自己写下了一副耐人寻味的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自认为他一生都是日本的劲敌，自己的离去，使日本在中国少了一个绊脚石，这多少说明袁世凯对日本并没有那么亲善。
不管袁世凯在这次危机中立场如何，以及进行了多少个人的努力，有一点是他无可推卸的，那就是这样的奇耻大辱是在他执政期间发生的。而国耻面前，国人的沉痛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各地掀起了空前的抵制日货运动和救国储金运动，连断指血书的都有。国人坚决反对与日本签约，对政府和袁世凯提出严厉质问，甚至极尽咒骂也是理所当然。当事人曹汝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可想国人对袁世凯的失望和愤恨。
客观公平地讲，弱国无外交。我们也可以将心比心地想，袁世凯作为当时的最高执政者，他当然知道如果赤裸裸地出卖国家利益，将会获得什么样的千古骂名。除非他要进行最后一搏，但我找不出袁世凯最后一搏的理由。
得承认一点的是，袁世凯当政时期，毕竟挂着共和的招牌，新闻相对自由，报上骂袁世凯骂得特别多，也特别狠，尤其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正对袁发动舆论攻势，称袁氏政府为“恶劣政府”。由此可见，袁在当时落下卖国贼的骂名，并直接影响他统治的合法性并不稀奇，要是换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谁敢骂？但是当时这一骂，让袁世凯抬不起头，做不起人，出现了其执政合法性危机。
到后来，袁世凯这张道德脸谱是越画越不成样子，新账旧账一起算上去，说他背叛光绪皇帝和维新派，是个骗子，说他背叛清室，是个乱臣，说他背叛了共和，是个贼子，说他窃取辛亥革命果实，是窃国大盗，说他签订“二十一条”，是卖国贼，说他掌握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军阀，说他登基做皇帝，是复辟先锋……总之，袁世凯从一个逼清帝退位的“能臣”退化成自立为帝而被永远钉在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奸雄”。如此一个在道德上无一可取之人，哪里还有执政的合法性！
强力“削藩”，拆了自己的台
我们知道，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也是一个新旧混杂、新旧交替的时代，用新的政治眼光看，执政者的权力合法性逻辑是“政权民授”，即国家属于全体国民，国民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组成国家，国民选出国家的执政者。
如果用旧的政治眼光看，执政者的权力合法性逻辑是“?头说话”，谁的拳头硬，谁说话就算数，谁的实力强，谁就当老大，谁掌握枪杆子，谁就掌握国家权力。
袁世凯是一个新旧混合的人物，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他执政的合法性具有新旧混杂的特征，是两种执政权力合法性逻辑叠加的结果，甚至可以这样说，旧逻辑主导新逻辑。
因此，虽然袁世凯是民选的总统，但因为袁世凯是当时各种势力中最强势者，仍然依靠谁的实力强，谁就当老大的逻辑来演绎，否则，孙中山就没有必要让位给袁。民众是或真或假、或明或暗地“认可”这一现实的，枪杆子打下来的合法性在当时是有效的，尽管不能指望永远有效。这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历史场景。
很显然，按旧规矩，袁世凯取得执政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他手中掌握着北洋军，同时在辛亥革命之后，他得到了包括国民党地方都督在内的各方的支持，才攀上权力的顶峰。
在军阀们的支持下，袁世凯登上权力顶峰后，反过来，却要“削藩”，这等于拆自己的台子。
辛亥革命后，群雄割据愈演愈烈，要是得不到地方军阀的赞同，中央政府就难有作为。孙中山名义上是各省拥戴的大总统，但他想要别的省给点钱给他的临时政府用却门都没有。因此，袁世凯要想做一个真正的大总统，一个号令全国的大总统，就要削藩。
袁世凯先是废省改道，把都督、民政长一律取消，道设文职尹一人，武职设镇守使一人，最多管辖一个师的军队。这立即遭到了各地军阀的反对，无法推行。袁世凯另生一计，他下令裁撤各省都督，在北京设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号。规定督理各省军政者，就所驻省份开府建牙，“俾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没有督理军政任务的，在将军府任事，将军府名为“军事之最高顾问机关”，实则充闲散武人，以防其得闲闹事，以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兼管将军府事务。接着，袁下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督理本省军务，所谓军务者，不过将其军队尽数划归地方所有，而遣其托管之，此所谓“兵将分离”之策。总之就是全方位削藩。
但具体实行起来，也是障碍重重。将军不仅督理军务，照旧控制民政，袁世凯本身也是一个靠军队私有化起家的人。各个地方军阀就是一个以谋取个人私利的武装，军权被削夺，利益无从谈起，袁世凯要想削藩， 给军阀们一个鸟尽弓藏的感觉，谈何容易！
袁世凯最难削的是那些与他已经貌合神离的嫡系武力北洋军阀，此时，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一个个羽翼丰满。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削了弱藩换上强藩，龙济光、张勋、李纯甚至袁世凯最得力的大将冯国璋，占了国民党人的地盘之后，更是尾大难掉，不听他的招呼。袁一对他们行削藩，一下子就触发众怨，袁氏势力随之削弱。
袁世凯一手削藩，一手重建自己的亲信部队――模范团。表面上是在军队中起模范作用，逐步改造北洋军，其实是因为北洋大将们各个羽翼丰满，不再听他的话，他要建立专供自己指挥的特别体系，绝对忠于自己的军队。这令地方势力惴惴不安，随时都打算反袁，这又威胁着袁执政的合法性。随着袁世凯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袁遭遇了与晚清相同的命运，即得罪了地方势力，导致众叛亲离。地方势力反过来以反对集权专制为借口反袁，一碗“二陈汤”（原本是他亲信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都宣布独立反袁）竟送了他的性命。
复辟帝制，彻底葬送自己执政的
合法性
前面讲到，袁世凯削藩遇到重重阻力，其实，袁世凯在执政之中遇到的阻力又何止削藩一事，总之，在当时，袁感到办什么事情都十分困难，这就很容易让袁想到，他搞不定一盘散沙的国家，于是想集权，集权遇到阻力，就越想集权，只有集权了，他的很多政治理想或野心才能实现。
开始的时候，袁世凯只是想集权，把总统的权力做大，既可避免府院之争（总统与总理）、府会之争（总统与国会），又可平息党派之争，号令天下军阀。否则，一味地尊重代议制，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随着权力越来越集中，这个时候，他那个想做太子的大儿子袁克定就唆使袁世凯做皇帝，而袁周围的一班子谋士也想捞个开国元勋，也极力劝袁做皇帝。袁世凯也是一个常人，也有人性的弱点，他自然知道皇帝比总统爽，而且他就是眼见着皇帝是怎么个好法的（当然也知道万一被推翻是如何之不好法）。人性的弱点促使袁走出了冒险的一步――复辟帝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实际上是又一次激进的中央集权运动，在这场运动里，皇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而且是一种可以重树政治权威的架构，一种古老但曾经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
应该说，袁世凯复辟帝制只是往回走了一小步，想搞君主立宪，叫洪宪帝制，洪宪洪宪，弘扬宪政嘛。可是，就是这么一小步，立即让他失去了执政的新旧两种合法性。
从新的合法性讲，老袁你要称帝，等于不承认自己的权力是民授的，自己这个道统和法统荡然无存。
从旧的合法性讲，老袁你要称帝，把整个国家搞成你一家一姓，万世一系，那等于断绝了那些巴望着轮流坐庄当总统的军阀们的美梦，那些地方势力、骄兵悍将，被袁压得正郁闷，正苦于没有借口来反对袁重树中央权威的举措，袁的称帝之举，恰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讨伐叛逆的合法性借口。
复辟帝制，让袁的新旧合法性统统丧失，既没有了民众认同，也没有了强大的武力作为背景。当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时，为时已晚，上苍已不再给他时间。
（责任编辑/刘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