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廷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签订了大批丧权辱国的条约,然而,死要面子的大清国却始终以“天朝上国”自居,比如要求外国使节见中国皇帝下跪;在西方国家普遍驻使于中国的情况下,坚持不派驻外使节。1875年中英两国因“马嘉理案”谈判时,英方坚持中国必须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出任驻英公使,中国才有了首位出使官员。
当时懂洋务且愿意出使异国的人极少,挑来挑去,朝廷将目光投注到长沙人郭嵩焘身上。郭嵩焘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干的活儿,几度告病推脱,清廷不许,不得已,郭嵩焘于1876年12月离国赴英。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一书详细地介绍了郭嵩焘出使期间的遭遇:郭嵩焘出行前,朝廷曾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郭嵩焘答应了。经过几十天的航行,郭嵩焘于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他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行》寄回总署。在这些日记里,郭嵩焘不仅客观地记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了自己的评价。比如见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而且秩序良好,他不禁感叹“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他赞美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从途经数十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然而,总理衙门刊出此书后,朝野顽固派一片哗然,他们痛斥郭嵩焘“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居心也”。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弹劾他,有人上奏,请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行》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驻节于外”,“愚民不测机船,将谓如郭嵩焘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才未将他召回国,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郭嵩焘最初答应写旅行日记的意图非常明显。他知道自己的国家政治黑暗、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希望把西方国家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介绍给国人,以唤醒国人的忧患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然而,当时绝大多数官员和他们的总代表清廷的想法却跟郭嵩焘南辕北辙。要说中国当时的官员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全无了解,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频频刀枪相见,每一次都以中方败北告终,中弱西强显而易见。《使西纪行》一书出版后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表面上是因为一些顽固派官员觉得郭嵩焘“任意夸饰”,有损中国“礼仪之邦”、“富贵之都”的高大形象,深层的原因是这些人认为郭嵩焘的言论可能唤醒国人的觉悟,危及他们的现有利益。道理很简单:承认中国比西方国家落后,就是承认包括皇室成员在内的各级官员的管理思路和能力比不上外国人,承认专制体制不能给社会带来真正的进步,没有应有的合法性。
明白国家的问题所在,也知道出现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但为了一己或小集团之私利,顽固地坚持不去改变现状,甚至妨碍其他有见识、有作为的人去改变,这是晚清政治的“死结”,也是一切专制政治的不治之症。
(摘自《济南时报》2009.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