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前的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东北同胞从此沦为亡国奴，长期遭受日寇的摧残和欺凌。因此，9月18日又被称作中国人的国耻日。每到这一天，各级政府和人民团体都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告诫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勿忘国耻，奋发图强。
说到国耻，不免令人感叹。国耻不是一句口号，它有具体的内容。我这一篇小文章容纳不下太多，只好举其要者，略述几点：
一是我们的国民竟然懦弱到任人宰割的地步。日本侵略中国时，曾有两个军官，以我同胞为活靶子，比赛杀人，结果是一个杀了105，另一个杀了106。这种禽兽的行径，为人类所不齿。但是，我要问一句，我们这200多名同胞，有多少人反抗过，争斗过，拼命过？我看到过人类在杀猪宰牛时的情景。被宰杀的猪啊牛啊无一例外地，都要声嘶力竭地嚎叫，伴之以挣扎。这种嚎叫，可以理解为哀求，也可以理解为反抗，更可以理解为控诉。虽然他们的挣扎或哀求毫无用处，但是它们终究是做了，它们表达了不情愿，不服气。可是我们的同胞在日本人面前，却表现出极度地顺从，出奇地懦弱。是的，一头狮子，能把一群羊赶得四处逃跑。但那是狮子与羊的较量。而我们与日本，是人与人的角力，我们却表现出羊的特性。1944年春季，驻守河南的汤恩伯40余万守军，面对5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38天，中原大地就被日军占领。迟浩田将军曾回忆说，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时，8个日军士兵5支步枪，一挺机枪，竟能赶着一个县城数万军民弃城而逃。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曾谈到他在抗战期间逃难的一段经历：日本以3000骑兵，追赶着我方几十万之众（其中还有军人）争相逃难。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不滋长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他们的气势汹汹、长驱直入，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是竟然在国难当头之时，我们还有心思和时间来进行窝里斗。古人早就告诫：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可是我们却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家政权置国土沦陷、民遭涂炭于不顾，不但不积极部署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反而继续以共产党为主要对手，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想的是“今日中国唯一之敌人为赤匪”(蒋介石1931年6月5日在南京立法院的讲话)，把大量的兵力用于对付共产党的部队，使得日寇钻了空子。本来，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方势力的一次军事冒险，当时，东北地区的中国军队8倍于日军，如果国民党当局全力支持东北军抗日，区区2万多日军是不难对付的。然而国民党却实行不抵抗政策，使得日本侵略者侥幸获胜。先丢东北，再失华北，助长了他们的狂妄野心。而在国民党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置国家的利益于度外，拥兵自保，消极作战。
三是竟然出现了庞大、众多的认贼作父的分裂主义分子。日寇入侵，本应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共御外侮而不屈。然而，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在中华大地上却先后横生出多达300万的伪军，临阵倒戈，甘当汉奸，与日本帝国主义沆瀣一气，疯狂地屠杀我们的同胞。连汪精卫这个当年刺杀满清摄政王被捕后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人物，都当了中国最大的汉奸。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945年9月2日，在密苏里巡洋舰上代表中国接受日本投降的徐永昌将军，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后，发表讲话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虽然徐将军主要批评的是英、法、俄等国当年对德、日的绥靖政策，但扪心自问，我们何妨也来检讨一下七十多年前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误与缺点，牢记历史创伤，吸取历史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避免国耻的重演，才能真正理解和平之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