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京的失落 2001年我在山东省一所重点中学读高三，成绩中等偏上，也就是考个本省的普通本科。因为学了很多年古筝，班主任建议我去报考一下艺术院校，至少可以出省；要知道对于一个山东的考生来说出省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那时我对未来一无打算，只是一心想走出这个生长了近20年的城市，我对它已经彻底厌倦了。冬天，和另一同学一起挤上了北上的火车。
跟着人流一出车站，我就被这个大气的城市吸引了，古朴的建筑，到处闪烁着的霓虹，车站广场的大屏幕正在放映美国大片《人猿星球》。我像个傻子一样傻笑着站在广场四处张望，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我指着“北京站”三个大字对我同学说：“就冲这个北京站，我将来也要留在北京!”多可爱的豪言壮语，在以后到处奔波疲惫不堪的日子里，我很多次想起那时的那股傻劲。
我直接找到了要报考的学校，参加了考前辅导班，住在学校的半地下室宿舍。很快辅导班结束了，但是我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收效，于是决定留下来继续找老师学习。学校不能住了，我临时找到一个同门师姐，搬到了她租的房子里，跟她平分房租。
房东是做小买卖的有儿有女的中年妇女，但她是我长这么大见到的最坏的人!我第一次真正领教了什么叫“皮笑肉不笑”，那就是她每天跟我们说话时的表情，天天找我们茬儿，天天来我们房间检查，天天要求我们加房费。我那时很不能理解：我们只是一对规规矩矩的外地考生，为何要这样难为我们?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回家时看到行李被堆放在院子里，房间的门锁着，房东把我们赶出来了。我跟师姐磨破了嘴皮都不能改变她的主意，除非当场给她二百元房租，否则当晚我们就露宿街头。我当时快气疯了，说好的房租怎么能说加就加?愤怒、委屈、对这个世界的不解，使我们不顾后果地拖着行李离开了刚住了一周的房子。天已经很晚，我们拖着行李默默地走着，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现在的状况该怎么办，根本顾不得去流眼泪。最后我们在一个24小时营业的小店过了一晚，天刚亮我们就出来找房子，沿着街道一家一家地敲门，客气地询问礼貌地应答。就在我们把那个小村庄翻到第二遍的时候，终于有位大婶，听说了我们的遭遇后，答应在她家的佛堂给我们临时拼凑一张床。我们感激地站在大婶面前掉下了眼泪，好人与坏人，天堂和地狱，只隔着一条街。
事实证明这位大婶确实是位每天吃斋念佛的好人，但她好几次对我表示她不喜欢我的这位师姐。后来师姐比我早考完试，那天我一进门就懵了，师姐走了，将我的那床被子和唯一放在外面的一本书一块带走了。又是绝望的寒心和困惑不解，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困苦，难道这样共患难的友情还抵不上一床被子和一本书吗?那可是没有暖气的二月天啊，晚上我坐在床上，把所能找到的衣服和底下垫着的破褥子一起裹到身上，迷迷糊糊地过了一晚。结果第二天还是感冒了，距离离开还剩下三天，我又去买了一床被子。走那天妈妈从家乡赶来帮我拿东西，一进门就泪流满面：“女儿你怎么住在这种地方?”
后来我以专业第四的成绩拿到了文考通知书，但是北京，2001年的北京带给了我太多的伤心和不解。她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纯洁美丽，在这个城市匆忙的外表下，是人与人之间私欲与冷漠的纠结。它大得像一个汹涌的海，在其中我无法驾驭自己。最终我选择了天津，一个小市民气十足的城市。我头也不回地离开，没有丝毫的不合与留恋。
二进京的无奈
2004年夏，已经要上大三的我被老师安排到北京某报社实习，于是我第二次来到了北京。这次就有经验多了，事隔两年多，我也长大了很多，不会再像当初那样整天瞪着天真的眼睛想不明白了。我开始故作老练地应付生活中的种种麻烦，生活在继续，麻烦就不断。
我和一同学合租了一个一居室，顶楼，每天被烤得像只炭烧猪。搬进去之前房东说里面家用电器一应俱全，结果一看房子，地上干净得连只马扎都没有，所谓电器也就是一个老式窗式空调，一晚上跑十个字还没有制冷效果，那个不知高龄多少的热水器也只能出冷水。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房东在我们交房租当天买来了床，说好明天给我们拿把凳子过来，结果我们足足等了一星期，天天端着碗蹲在地上吃饭。直到那天我实在受不了了，电话打到房东家一口气没喘地足足叫嚷了十几分钟，两把椅子总算“千呼万唤始出来”了。
好在我们只待了两个月就打道回校了。这两个月里，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不停地奔走再奔走，只为了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使命。我们刚刚大学二年级，就被学校扔到了这个大城市，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正在被逼无奈地迅速长大，因为任何依赖和幼稚的想法都可能带来更大的麻烦。
三进京的坦然
2005年7月，我们再次被扔回了北京。说起去年的经历还心有余悸的时候，人已经站在了北京的街头。
我果断地搬到了一个地下室，打算先住着再慢慢找房子。来了以后我才知道：这个三平米的小房间，实际上是人家蟑螂家族的地盘。它们大摇大摆地出入在我的视线里，没事还经常到我床上欣赏一下我的睡姿。那天我正在跟一同学聊天，只听很大的噪音从头顶传来，我同学大喊：哇噻，你房间来了一架战斗机!我定睛一看，是一只特大号的苍蝇，足足有六只普通苍蝇那么大。奇形怪状的虫子不断出现，特别是在下雨的时候，我的房间就是昆虫的乐园。我可以忍受房间的潮湿阴冷、空气的不畅缺氧，但是唯独这些虫子让我整天胆战心惊。
一天上班之前，我翻出我的凉鞋，发现一层层牛皮压成的鞋底上居然布满了绿毛。我瞪着这壮观的场面好半天没缓过神来。一看表快迟到了，我卷起裤腿背上书包，嘴里叼上一袋牛奶飞快地向地铁站奔去，一路用过无数奇怪的目光。
闲暇的时候就看书、码字，决不允许自己有时间去郁闷，只在每天到地面上吃饭的时候，望着对面的高楼大厦憧憬一下：也许几年后，十几年后，我会有一扇属于自己的窗子。
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我已经从心里坦然地接受了这个城市，它毕竟是全国文化中心，古典音乐会、歌剧、摇滚、明星演唱会、话剧……我穿梭于其中、流连忘返。这些我热爱着的艺术，只要有它们存在，我就要留在这里。
生在外地，活在北京。还能有别样的活法吗?
在北京最偏远的郊区做过11年的政府顾问，那是一个半山坡上的小山村，村长穿的裤子都是带补丁的，孩子一年86元的学费交不起。因为没有工业，就没有钱的来源，家家靠卖自家养的鸡下的蛋攒一点零花钱。
怎样给自家老百姓办点事成了姚景林新的“事业”。从元月五号起，姚景林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募捐万里行”。第一站到达了延边，一月份平均五天一个来回，到目前为止一共走了六个点了，所得款项全部捐献给残联基金会、慈善总会等弱势群体。
为弘扬中华文化而书
姚景林说他要将“艺术募捐万里行”一直进行到2008年，之后还有新的打算：他要在这个期间把国际奥委会唯一的法典――《奥林匹克宪章》，一共是5章7万多字，用他的书法艺术写完。他说他一定要让世界人民认识洋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不是说北京一开奥运会了就老宣传北京有长安街北京有国贸大厦，而是应该最推崇我们的文化。
说到这里，姚景林情绪变得激动起来：“我坚信：用我们的艺术弘扬奥运精神的同时，向世界宣告东方的艺术才是人类应该追求、崇拜的。”
姚景林打算写完后去缩照一下，换一种形式献给奥委会，决心一定要掀起一个波澜。姚景林强调：这个举措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行为，而应该是代表中华民族的。
后记：姚景林是那种特别直爽的人，言谈举止中还带着一点官味。当他讲到自己的四次创业时，我很难想象外表这样稳重的人居然会有如此惊人的想象力和勇气。谈到自己现在为奥运所作的事以及2008年后的打算，我看到当年干事业的闯劲又闪回到了他的眼眸中，也许它就从未消逝过。我们只能祝愿他：九转功成。
编辑 王文娜(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