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前门外的施家胡同里有座“袖珍小学”――施家胡同小学。在那小小的两进四合院里，满装着我们的童年梦想，它就像一条漂洋过海的小船，曾经载着我们走过很远。 施家小学到底有多小?炎炎夏日，用两根粗铅丝，穿上四块苇帘子，就能遮盖整个小院。小则小矣，却不乏儿时的欢乐。苇帘遮盖下的小院就是我们欢乐的“大操场”。上体育课时，体育老师王起林只用几个沙包和铁环就能让孩子们玩得意兴阑珊。他用石灰粉在地上画几个白圈，在几米之外让孩子们练习沙包掷准。他在地上等距放几个铁环，让孩子们双脚跳进铁环，然后自脚至头将那环套将出来，先者为胜。记得总有几个“笨家伙”慢如蝉蜕，日子一长，架不住老师的催促和同学们的奚落，慢慢竟变得身手矫捷。
遇有“大操场”施展不开的跳高等项目，就将课桌椅堆在教室一隅，听王老师身体力行地讲跳高、跳远。一次，他费劲巴力地向孩子们讲完跳高的要领后提问：“起跳时，需要什么地方使劲?”一个叫潘增水的同学答曰“脚面使劲”，引来爆堂之笑。后来，为了不使理论和实践脱节，只好向附近的甘井学校借操场用。孩子们排队去那里上体育课时，有点像如今的大企业专门到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去开会，隐含一种炫耀和张扬，走在路上精神头儿十足，口号吼得山响，生怕周围的大人们看不见。雨天，干脆在教室里玩起“捞小鱼”的游戏，“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三网捞个小尾巴、尾巴、尾巴鱼……”
施家胡同有一对著名的“夫妻老师”――计武和张立英。他们先后当过我的班主任，夫妻两人截然不同的教学方法都使我受益终身。张立英老师执教严苛，上课时的每一个小动作都难逃她的法眼。放学后经常和其他几个淘气包儿到她的办公桌前枯站，巴巴地望着她批改作业。她与其他老师随意交谈，对旁边站成一排的鼻涕孩子视若无物。倘若她剑眉一竖，对谁开始了劈头盖脑的一通批评，当事人心里马上就会涌起一阵窃喜。因为这预示着他可能会在家长来接之前被勒令“滚蛋”回家。否则，她会连接孩子的家长们一同“教育”一番，弄得淘气包们先挨(老师)批、再挨(家长)揍，身心俱损。时间一长，曾对她心存敌意。但当“文革”初起，眼看着一帮高年级的红卫兵给她剪了阴阳头，撅在台子上斗，心里那点宿怨立时如硫酸泻地，尽失了先前的劲道。细想来，张老师对我的调理还是非常成功的，例如长时间的专心听讲，心无旁骛的潜心做事，就是被她骂将出来的好习惯。
如果说，张老师是对我们生杀予夺的“活阎罗”，那么她的丈夫计武老师简直就是普度众生的活菩萨。他能随时发现每一个同学的优点，一不留神，你就可能被他“抬举”了。我喜欢画画，上图画课时，他总会长时间地站在我的身后。每当感觉他那可爱的身躯就伫立在我的身后，便有一阵阵莫名的亢奋，画得也格外专心。“你们看看，这可是一个三年级的孩子画的哟!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哟!”听到这些，我总会更加发奋地画画，按照计老师的要求疯狂地为班集体做事情，渐渐变成了一个很乖的孩子。
作为班主任，计武老师颇进行过几次大胆的教育改革尝试。一次，两个学生逃课，他不批不罚，带着两个淘气包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让他们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默诵周总理题写的碑文。有人说这种做法有点“乌托邦”，有点“理想主义”。其实，倘若大环境允许，计武老师的教育思想及其成果是很有一番推广价值的，可惜突然降临的文化大革命断送了这一切。
那年暑假，学校像往年一样，准备了图书和一些玩具向孩子们开放，所不同的是在阅览室旁边开辟出了一间“大字报室”，孩子们可以在那里使用备好的纸墨写批判某老师的大字报。屋子小，贴不了几张，就拉上了几根铁丝，写完的大字报就像晾被单似的一层层叠落在上面翻着。后来，运动升级，小小的施家胡同小学里也充满了血腥。小后院有一个自来水井，一个出身不好的老师曾被禁锢在井中，木盖盖住，只露出头颈，被红卫兵们以热水浇头，死去活来，惨不忍睹。
学生如流水，看门总一人。学校传达室曾有一个常年看门的刘大爷，时年该有六十多岁，没文化，夏天总是忽闪着衣襟，露出半拉大肚子，笑如弥陀。有淘气的高年级小子经常趁他不备弹他的“脑奔儿”，他亦不恼。我有一次迟到，学校的两扇黑漆木门已经关闭，想拍门进去又怕老师说，正犹豫着，刘大爷猛开门把我拉进来说：“你小子又‘晚车’了吧?赶紧喊报告进去，发昏也脱不了死啊!”话糙理不糙，好多年后，我才领悟到它的道理――个人需要自信、果决、坚韧，犹豫和彷徨是会贻误很多人生机遇的啊!就是这样一个好老头儿也受到了“文革”的冲击，运动的时候，他时常挨打，后来就再也看不见他了。
几十年过去了，想当初的施家胡同小学如今变成了一个小旅馆，外地人的南腔北调代替了昔日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从这里走出的孩子有的已经两鬓斑白、步履蹒跚了。前些日子突然得到了计武和张立英老师的消息，说他们现在身体尚好并时时挂念着我们。尽管母校已不在，但儿时的老师和同学，依然是每个人温馨的牵挂。
编辑 李小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