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的研究述评】青少年如何树立法治观念

  摘 要 该文介绍了青春期特殊的心理特点――假想观众和个人神化的概念和不同的理论模型,对这些模型相关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回顾,总结了这两个观念和青少年心理发展某些关系(分离―个性化过程、冒险行为和抑郁等)的研究,从理论基础、测量工具等角度探索了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目前研究结果相互矛盾的原因,最后从概念界定、文化差异等方面分析了今后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青少年,自我中心,假想观众,个人神话。
  分类号 B844
  
  青少年期,个体在身体上、认知上和社会情感上都会经历巨大的变化。这个时期他们对于自己非常地关注,自我意识显著提高,他们似乎有这样的看法,即像他们自己关注自己那样,其他人也非常关注他们,而且他人对他们的评价与他们对自己的评价非常吻合[1,2]。上个世纪60年代,受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的影响,Elkind把青少年这样一些特殊表现解释为认知发展中的自我中心(egocentrism),他提出了自我中心的两个维度――假想观众(Imaginary audience)和个人神话(personal fable)。专家们认为这样的心理特征影响了许多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比如对自我意识的夸大感觉、对危险的过分轻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对同伴压力的过度敏感等。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这两个概念一直沿用下来,并被用来解释青少年一些特殊的心理和行为表现。
  40年来,关于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的研究未曾间断,其理论建构也在不断发展,然而由于几种理论模型不尽相同,研究工具和方法也缺乏一致性,使得在大多数领域上这方面的研究结果是彼此矛盾的。因此,对这些研究进行整合一方面有助于对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理解和解释这两个观念在青少年发展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1 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的概念界定
  
  在Elkind等人有关青少年自我中心的理论建构中,把假想观众和个人神化作为了自我中心的构成要素。所以这两个结构最初是作为自我中心的两个维度被提出的。这两个结构反映的思维模式对于青春期一些典型的情感和行为,如自我意识、对同伴群体准则的遵奉以及冒险行为等似乎具有特殊的解释能力。因此,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这两个理念在青少年发展研究中成为长期被引用和探讨的概念[1]。
  
  1.1 假想观众
  青少年可能持有这样信念,即其他人像自己那样的关注他们。他们认为其他人,特别是同伴一直在关注他们、评价他们并且对于他们的想法和行为都很感兴趣。这样的信念导致了对自我意识的强调、对他人想法的过度关注和对于现实和想象情境中他人反应的预期[3~7]。假想观众使得青少年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以避免做出任何可能导致尴尬、嘲笑或拒绝的行为[2,8]。从阿德勒学派的观点来看,假想观众代表了一个更宽泛的群体,青少年希望归属于这个群体并从中获得自我价值。而一些个体心理学家认为,假想观众的观念反映了青少年渴望在同伴中显得重要的愿望。“青少年相信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关注和评价着,因此当他认为别人对他评价不高时,他就会联想到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因此而影响到青少年的价值感和归属感”[8,9]。
  
  1.2 个人神话
  青少年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别人不能理解我正经历的一切”,“那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或“我能应付一切”[1]。这些观念反映出青少年认为自己的情感和体验是与众不同的,他们相信自己是独特的、无懈可击的、无所不能的。Elkind把青少年这样的心理特点命名为“个人神话”。它被划分为“独一无二”、“无懈可击”和“无所不能”三个成分。心理动力学把个人神话定义为一种自恋补偿性策略(narcissism restitution strategy)[10]。个人神话的概念有助于解释青少年的一些自毁行为或无意义行为,它反映了青少年认为自己是独特的并且对危险具有特殊的防御能力的心理。同时由于青少年对自我价值和自我意识的过分强调,认为不好的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他们对一些存在的危险常常视而不见[8,10]。
  
  2 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的理论
  
  从1967年Elkind提出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的概念以来,这两个概念已被很多研究青少年的学者所认可和接受,从1979年起对它们的研究就不曾中断,有关的理论从最初强调认知发展到强调社会认知发展,再到最近强调自我认同的发展,也随之在不断发展。
  
  2.1 最初的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理论
  传统理论的形成受到了皮亚杰认知发展中自我中心概念的影响,因此这两个观念被认为和思维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是作为认知发展的副产品被提出的[11]。
  2.1.1 理论框架
  很多青少年在青春期期间会变得更具自我意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时尚、引领潮流又很理想主义,同时还可能体验到强烈的对个人事务的自主愿望和独一无二的感觉”[1,2]。Elkind把这些现象定义为 “青少年自我中心”,他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自我意识,一种认为自己非常与众不同并且总是受到他人评价性关注的感觉[2,7]。在皮亚杰的术语中,自我中心是指在没有能力区分自己和他人[2,11]。依据这一观点,Elkind认为青春期的自我中心是认知发展的一个功能,而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是形式运算阶段自我中心的产物。
  青少年在青春期早期所经历的身体和心理上的重大转变,引起他们对自己的格外关注,虽然逐渐具有了形式运算的思维能力,但是他们对这种思维能力的把握还有欠缺,无法区分自己思考的东西和他人思考的东西之间的差异,Ellind等学者认为这造成了青少年的自我中心[1,2,11]。在此基础上,由于青少年无法区分自己和他人的关注点产生了假想观众观念,而个人神话的出现则是因为青少年在对自己过分关注的基础上,过度地区分了自己的感觉。他们无法认识到自己和他人特别是同伴在情感和经历上存在的相似性和共通性,而是偏颇地认为自己对他人或那些假想观众非常重要,他们的感觉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2,11]。
  传统的理论认为形式思维的稳固建立会减弱青少年的自我中心。假想观众可以被看作是青少年用来与现实进行对比验证的一系列假设,在不断地对比中,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和他人关注和感兴趣的东西并不完全一样,这时候假想观众就会减退。另一方面,个人神话随着艾里克森提出的“亲密感”的建立也会逐渐被克服[2,11]。因此,这个最初的理论预测青少年自我中心发展的模式是曲线的。也就是说,形式运算思维早期的青少年自我中心水平比具体运算思维或完全的形式思维时期都要高。
  2.1.2 实证研究
  基于Elkind的理论,自1979年开始学者们对青少年自我中心及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一些研究确实证实了中学生有比较高的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1,12]。但在验证自我中心和形式运算思维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却存在着不一致。Hudson和Gray[11,12]以及Riley、Adams和Nielsen[1,11,12]的研究发现形式运算和青少年自我中心存在着显著相关,而Lapsley和Milstead[1,10]、Goossens[3]、O’Connor和Nikolic[1,12]以及Buss[11,13]等学者所做的研究却没有发现这种相关关系。在对假想观众和个人神化这两个观念是否会在青春期减退进行的验证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同的结果。Hudson和Gray发现两个观念和年龄增长确实存在负相关[1,11],在他们的另一个研究以及Lapsley、Milstead等人所做的研究中却发现即使是在年龄跨度很大的样本中也不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1,3,10]。而另一些研究者发现年龄较大的青少年有更高水平的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14,16],这与理论构想是恰恰相反的。
  最初的青少年自我中心理论模型虽然得到一些研究的证实,但如前所述这些研究结果存在着彼此矛盾的地方。而且有大量研究表明在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两个观念上都存在性别差异,有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表露出更强的青春期自我中心,还有一些研究发现男性的自我中心水平更高[1,3,11]。而一般认为认知发展过程应该不存在性别差异,如果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被单纯认为是认知发展的一个结果,那么理论上讲是不应该有性别差异的。同时很多青少年实际上都没有达到形式运算思维,这使得传统理论的基础受到了质疑。
  
  2.2 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的社会认知理论
  由于传统理论存在以上的问题,Lapsley和Muriphy等学者认为用认知逻辑中的自我中心来解释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是不够的,他们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提出了新的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理论模型[1,3]。
  2.2.1 理论框架
  在这个理论中,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的建构“被重新界定为‘人际理解中的问题’”[1,6],它们与青少年的“社会观点采择”(social perspective-taking)水平有密切的关系。Lapsley和Murphy用 Selman的社会观点采择和“人际关系理解”(interpersonal understanding)理论来解释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的产生和消退[1,11]。他们提出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可能是社会观点采择能力水平3上的结果。10到15岁的青少年正处于这一水平,他们能从第三者(或“旁观自我”observing ego)的角度同时思考自己和他人的观点。这使得他们的自我意识提高了并且能在意更高的层次上想象他人对自己的反映,与此同时也增强了青少年自身的独特感和无所不能感[1,3,11,17]。
  Lapsley和Murphy认为观点采择能力水平4的获得削弱了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在达到这个发展阶段时,青少年有能力通过思考和协调多个第三者的观点最终形成一个Selman所谓的“普遍性的社会观点”(generalized societal perspective)[1,17]。这样青少年能够更好地看到自己和整个社会中其它观点的关系,由此减少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同时,达到水平4的青少年对于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有更正确的理解,这降低了他们的个人神话观念[1,13]。
  2.2.2 实证研究
  有关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这个社会认知模型的实证研究目前并不多。Jahnke和Blanchard-Fields比较了用形式运算和社会观点采择能力水平来预测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水平的能力。他们发现无论是形式运算还是社会观点采择都不能显著地预测假想观众。但是,个人神话观点却与社会观点采择能力水平3有着显著的相关[13]。同样,Vartanian和Powlishta等人的研究也没有发现水平3与假想观众观念有相关,但发现个人神话观念在水平3的青少年中最高[1,11,17]。因此目前有限的研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这个社会认知模型对于个人神话的理论构想,但是没能支持对假想观众的构想,尚需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总体来说,尽管Lapsley和Murphy加入了社会化发展的社会认知模型比Elkind单纯的认知发展模型似乎更合理,但仍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
  
  2.3 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的“新视点”理论
  上个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的一个来源[1,15,17]。他们认为当青少年经历大量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性的变化时,他们开始问自己“我是谁”,并考虑怎么去适应生活以及他们应该为改变自己的生活做些什么,“这时他们会具有更强的自我意识并且开始关心别人对他们的看法”[1]。而家长和其它的社会成人都会期望青少年开始形成他们自己的自我认同,而社会也会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青少年的自我意识也因此而得到提高[15,18]。因此自我认同与青少年的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成为解释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的“新视点”(New Look)理论。
  2.3.1 理论模型
  O’Connor认为:“在自我认同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关注和社会要求可能会导致青少年混淆他们自己和别人的关注点”。他提出这样的假设:有自我认同问题的青少年比没有经历自我认同焦虑的孩子有更高的假想观众,也就是说自我认同危机可能会导致假想观众的增加[15]。同时O’Connor和Nikolic认为父母行为也是这两个结构的一个重要预测因子。因此他们提出这样的模型:对父母行为的知觉会影响青少年的自我认同,而自我认同又会去影响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青少年对父母行为的知觉对他们这两个观念的影响完全受到自我认同的调节[18]。
  Lapsley和Rice等人以自我认同为理论依据,提出一个新的模型,进一步说明了自我认同与假想观众和个人神化之间的关系[1,3]。他们提出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与青少年时期的分离-个性化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分离-个性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是青春期的重要任务之一,目标是建立家庭关系之外的自我,同时保持与家庭成员亲近感,是影响自我认同感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有助于缓解青少年在青春期与父母的心理分离焦虑[6,17,18]。
  Lapsley提出“假想观众和个人神化是关于人际交往和人际情境中的白日梦倾向”[17]。当分离-个性化这个心理过程发生时,青少年会更加关注家庭以外的关系,并开始思考或幻想自己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下的表现。假想观众使青少年能够更好的适应新的社会角色,而个人神话强调的个人独一无二和无懈可击性,有助于青少年在家庭关系之外发展个性,建立新的自我[1,17]。
  2.3.2 实证研究
  “新视点”的理论模型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O’Connor和Nikolic的研究证实了有自我认同危机的青少年特别是男孩,与假想观众观念之间存在正相关[15]。
  Lapsley、FitzGerald和Rice等人的研究证明假想观众和分离-个性化中的“客体关系特点”(objective-relational features),如美化(engulfment)、共生(symbiosis)、社会化焦虑等有正相关,个人神话观念与拒绝依赖(dependency denial)、自我关注等存在正相关,和社会化焦虑存在负相关[18]。Lapsley等人1995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对于联系(connectness)和焦虑以及潜在丧失(potential loss)的关注与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密切相关[17]。Vartanian的研究表明当青少年察觉到人际关系不和谐或某些情感联系丧失时,他们会采用假想观众进行调节,他们对分离-个性化的关注与个人神话观念存在一定的正相关[1]。
  这三个理论模型对于假想观众和个人神化的起因和作用有不同的看法,也都不同程度的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新视点”理论注意到了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在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它在解释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两个观念的性别差异上更有说服力,这个模型比前两个理论构想似乎更具优势。
  
  3 假想观众和个人神化观念与青少年发展的某些关系
  
  几十年来,对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的研究揭示出这两种心理特点与青少年很多特有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密切相关。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也被用来解释青春期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如冒险行为、自我意识的提升、对外表的关注以及抑郁等等。
  
  3.1 分离-个性化过程
  分离-个性化被认为是青春期青少年面临的一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青少年的自我意识和公众个性化(public individuation)水平增高,同时可能会经历更多的社会焦虑。这期间青少年一方面希望脱离父母的保护和监督变得独立,另一方面又希望同父母保持情感上的联系,而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这两种观念正反映了这个过程中青少年与父母亲密与分离的过程,对分离-个性化这个过程起着调节的作用。当青少年假想出一些观众时,他们相信其他人对自己是关注的,这有助于他们脱离父母建立一些家庭之外的关系,同时又不会感到过度的分离焦虑。而个人神话的观念使得他们更有勇气去进行自我表达,提高个性化水平[3,6,17,18]。一些研究表明假想观众和亲密感呈现正相关[5],而个人神话的无懈可击和无所不能成分与亲密感有负相关[16],同时无所不能成分与健康的个性化也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3]。
  总之,在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过程中,假想观众可以缓解青少年的分离焦虑,让它趋向一种正常、适度的状态。而个人神话作为一种防御性的观念,使青少年在分离过程中,避免或尽量少地体验到相关的负性情绪体验[1,3,6,17,18]。因此这两个在早期的自我中心理论中被认为是一种扭曲、错误的心理模式在分离个性化的过程中被赋予了积极的作用。
  
  3.2 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是影响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同质量的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的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有着不同的作用。一些研究表明父母情感上的支持与低水平的假想观众相关,而拒绝控制与高的假想观众有关[15,18]。Riley、Adam和Nielsen等人的研究表明父亲的身体爱抚(physical affection)与男孩的假想观众观念呈负相关,和女孩的假想观众观念呈正相关[1,17]。Lapsley和Rice认为与父母的不安全依恋可能导致青少年对社会环境的不安全感,突出表现就是过度的假想观众[1,18,19]。Ryan和Kuczkowski等人的研究表明与父母情感上的不安全依恋和青春期后期高水平的假想观众有关[20]。因此专家认为亲子关系是预测假想观众观念的重要因素,良好的亲子关系能使假想观众在青春期后期逐步消退,而不良的亲子关系将导致青少年在整个青春期都有很高的假想观众水平。
  
  3.3 冒险行为
  酗酒、斗殴、破坏行为、滥用药物、性行为等,各种各样的冒险行为青少年几乎都去尝试[21]*。一些研究表明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对一些冒险行为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22,23]。
  Elkind认为假想观众与一些中度的行为问题有关,如偷窃和破坏公物,青少年认为这些行为可以使他们免受想象的或真实观众的轻视[2]。台湾的一些研究者发现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与青少年的赌博、吸烟、酗酒等偏差行为存在正相关,有高假想观众的“青少年可能由于希望博得想象观众的关注而用一些不正常的手段表示出来”[24,25],而个人神话无懈可击、无所不能的特点使得他们更易于采取偏差行为。男生具有更高的无懈可击和无所不能观念,所以有更多的冒险行为*。
  另一些研究证明了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与青少年冒险性的性行为存在相关。Holmbeck和Crossman等人的研究表明有低水平自我中心的青少年有更多的避孕知识,更倾向于使用避孕措施而且对避孕有更积极的态度。而自我中心水平高的青少年则相反[21,26]。Goldsmith、Handler通过研究发现个人神话可以很好地解释青少年为什么不使用避孕措施,在这些青少年看来怀孕或被感染性疾病只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太可能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21]*。
  Greene等人的研究测量了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与他们对艾滋病相关信息的态度的关系,他们发现个人神话观念能调节青少年的性行为,通过个人神话的独一无二成分可以预测青少年对冒险行为的态度,个人神话高的青少年会倾向于不去遵循安全性行为的信息。而且这种信息越精细,个人神话和避免冒险行为之间的负相关就越高。但同时他们也发现了假想观众的一个积极作用,高水平的假想观众使青少年更倾向于遵奉同伴的规范,因此当同伴群体对冒险行为持否定态度时,青少年在决定实行冒险行为时就会更谨慎[22,23]。Greene特别指出在设计提供给青少年的健康信息时应考虑个人神话和假想观众的消极作用[23]。
  
  3.4 抑郁症和自杀
  在传统的理论中,Elkind认为自我中心实际上是青少年建立了一个歪曲的自我世界[1],而认知的歪曲是导致抑郁的重要原因,因此在青少年抑郁研究中,最初的自我中心就吸引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一些研究表明,青少年的自我中心水平和抑郁存在密切关系[1,26,27]。自我中心水平高的青少年会报告更多的抑郁症状,并且这种相关从青春期早期到后期有跨年龄的一致性[26,27]。在之后的研究中,Goossens和Beyers发现假想观众和抑郁呈正相关,个人神话的无懈可击和无所不能成分与抑郁呈负相关[3]。Aalsma 和Lapsley等人2004年的研究表明个人神话的独一无二成分与青少年抑郁呈正相关,且女生具有更高的独一无二感,她们面临更大的、潜在的抑郁威胁。这可能因为在个人神话观念中,独一无二的感觉使青少年不愿与同龄人分享消极情绪,造成他们抑郁水平增高,而无懈可击和无所不能可以帮助他们树立自信,缓解抑郁[10]。
  抑郁直接导致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自杀。因此一些心理学家开始直接考察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与他们的自杀意念或自杀行为的关系。他们认为假想观众可能会导致消极体验和自我批评,而由此造成的低自我价值感很可能引发自杀。Everall和Bostic等人的研究表明,假想观众观念与青少年高的自责感和强烈的不安全感相关,间接引发了自杀意念。个人神话的独一无二成分导致青少年更易过分概括化,更难摆脱消极体验,他们认为自己的处境是独一无二的,自己的遭遇和内心痛苦没人能够体会,他们更喜欢冥想和独处,而不愿求助于他人,对家人和朋友的疏离使他们变得更加孤独,从而增加了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几率。但一些学者同时认为个人神话的无懈可击和无所不能成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青少年的自信和独立感,从而可以缓解他们的自杀意念。在社会认知框架中,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成为预测青少年抑郁和自杀的有力因素,但个人神话的三个成分对抑郁和自杀的预测作用是不同的,需要更多的研究做出解释[28]。
  
  4 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展望
  
  4.1 关于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的概念界定
  随着研究的进展,特别是Lapsley等学者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提出新的理论模型后,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是认知发展的副产品这种最初的提法已不再盛行,把这两种观念看作是单纯扭曲、病态的心理过程的看法也有所改变,但在青少年发展的大多数教材中仍在使用Elkind最初的界定,而且对其缺点和方法论的问题没有进行说明[7],这可能也是造成目前研究结果彼此矛盾的原因之一。一些学者的研究已经发现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可能是正常、自然发展过程的一个产物,假想观众只是社会认知成熟和个人适应的反映[7,15,19]。一些学者更是对把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解释为青少年的自我中心提出了批评。目前自我中心这个概念没有得到重新定义,更多研究者在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的研究中只是倾向不再使用它。受此影响,目前研究者倾向于把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这两个最初同根同源的概念分开研究,分别探讨它们与青少年某些发展问题的影响。随着研究进展,未来,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可能会得到重新界定,而它们在青少年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应得到进一步的研究。
  
  4.2 关于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的文化差异
  尽管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在一些青少年心理和行为问题上的解释能力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同,很多心理学家也把它们看作是青少年共有的心理特征,但是其提出和发展都是在西方的教育背景下,研究对象也大多局限于西方青少年,对西方以外包括中国的青少年的研究少之又少,而事实上任何一个心理理论都离不开其植根的文化土壤,任何一种心理结构也不能脱离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西方社会推崇个人主义的培养,鼓励张扬个性,而东方文化如中国文化提倡集体主义,重视团体的和谐和对群体意见的遵循。因此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这种以自己为关注焦点、突出自身表现的心理特征是否在西方青少年身上更为明显,而在东方或中国青少年身上比较少见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1,32]。尽管台湾的一些研究者(张春兴、陈明辉、曾育贞、陈惠如等)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已经开始涉及这个领域的探索性研究,他们的研究从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与某些偏差行为(酗酒、飙车、斗殴等)这一角度得到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与西方相比,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扩充和丰富。
  
  4.3 关于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与青少年发展某些问题的研究
  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在解释青少年一些特有的或极端的心理特点和行为上有一定的潜在优势,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对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与问题行为(吸烟、酗酒、冒险性行为)之间关系的考察上,而对这两个观念与青少年发展中一些其它心理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尚未涉及或较少涉及。因此未来可能需要有更多的研究去揭示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与青少年发展特征以及一些特定的心理和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如自尊、自恋(narcissism)、乐观偏向(optimistic bias)、身体映象、饮食障碍、社交焦虑、破坏行为、犯罪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个人神话这一观念具有不同的成分,而目前关于这些成分对青少年某些发展问题作用的研究有着不尽相同的结果,Lapsley等学者提出个人神话不像之前研究所设定的那样简单,它应该是一个多元的概念(plural concept)[10],因此对个人神话观念的成分做更深入和细致地探讨应该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而目前测量工具彼此间相容效度低也可能造成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所以对这两个观念的研究,纸笔以外的研究方法和纵向研究也需要得到更多重视。
  国外对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的研究已有30余年,在其理论、测量方法及与青少年发展的关系的研究上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在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还非常少,深化对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的认识以及这两个观念与青少年某些发展问题和行为表现的关系模式,有必要以中国青少年为对象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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