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描画中国的梦想线路图，必须从100年前提笔。100多年来，中国一直没有间断做梦。1903年，刘鹗的《老残游记》以一个梦开篇。梦中，中国像一艘破旧的大船迷失了航向，即将沉没。老残好心借给船上的人仪器，以便能看清方向，平安登彼岸。哪知船上许多人却认为，他用的是外国罗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
这是关于中国梦的最早隐喻。中国人的梦想，就是这样始终伴随着危机与失落。甲午战争粉碎了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梦想，辛亥革命成就了“共和梦”，但军阀政府的昏聩使得中国人不得不把理想社会依然当作一个白日梦。
1933年，近代中国最早和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发起一次全国大“征梦”，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其一，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其二，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主编胡愈之在征稿信中说：“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大同世界”在收到的答案中所占最多。这一梦想被暨南大学教授，《中华通史》、《世界通史》著者周谷城生动地概括为：“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那次“征梦”活动共收到142份有效答案。据编者统计，就地域来分，全部来自上海、北平、南京、广州等大城市。就性别来看，男性138人，女性只有4人；从年龄上看，35岁以上的中年人占最多数，最年长的马相伯先生已94岁，依然“还有着伟大的梦”。奇怪的是青年人对于公开梦想却兴趣缺缺。在所有的“梦想者”中，知识分子占75%以上，其余的官吏、实业家、银行家等几乎也都是精英。
新中国的60多年，是被梦想不断激励的60多年。
前几年，有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叫《天下无贼》，说的是以黎叔为首的一伙贼看中了傻根的6万块辛苦钱，而王薄和王丽这对“贼鸳鸯”被傻根“天下无贼”的质朴梦想打动，决定保护傻根。在“中国梦”成型的最关键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时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故事。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到了“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这里“不能动”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依靠个人努力和奋斗改变自己命运的梦想。而傻根单纯朴素的“挣钱、盖房子、娶媳妇”的梦想，就是中国人梦想最初最单纯的状态。
到了今天，“中国梦”已经从“傻根”变成了“许三多”。
1980年，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一位教师到美国Lowacity访学。在当地大学安排的公寓里，他惊讶地发现，那里24小时供应热水。贫困已久的中国教师突然遭遇丰裕的物质条件，那种精神上的震撼可想而知。于是他放下教鞭拿起擀面杖，义无反顾地留在美国做起了担担面。
这个去美国的教师、后来的小饭馆老板，和傻根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人在争取脱离贫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1980年代的中国人就好像放空了的容器，少了束缚，剩下的是依靠个人奋斗“脱贫”的勇气和力量。
“新中国”这个词语一直表明着政治上的更新，而近年来在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上的全新发展，使得“新中国”的概念丰富起来。
著名媒体人凌志军这样描述清华创业园的一个房间：“屋子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一律由普通道林纸打印而成，凌乱一片。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元，就能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室内空间略大，可以摆下四五张桌，门外挂着一块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两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笔直地伸到尽头。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它们将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在这里，可以“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类似的逐梦故事在今日中国永远处于“现在进行时”。正是由于这种逐梦带来的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有4亿人脱离了贫困；GDP30年间增长了67倍，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5倍。
改革开放的新中国以“中国梦”为基础建构起来，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财富在增加，社会变得更开放，中国就可以支撑和包容越来越多普通人的梦想。当普通人的梦想也能被公众关心、尊重的时候，这个社会也会因为梦想的蓬勃丰富而更有活力与魅力。
草根越有梦想，中国越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