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回眸，号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三大重要考古文献发现是：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沉睡在殷墟三千多年的“甲骨文”首次被发现，成为中国的重要考古发现之一。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是照亮中华文明的一盏明灯。甲骨文的问世无疑给世界历史和考古学界带来了强烈震撼，它意味着人类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幽藏在敦煌这块神奇圣地的“敦煌遗书”破天荒般被发现，成为中国的重要考古发现之二。敦煌遗书的发现，是一座傲视天下的浩瀚圣藏，她凝练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和丰富的文化遗产。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淹埋在大漠深处哈拉浩特废墟的“黑水城文献”被发现，成为中国的重要考古发现之三。黑水城文献是西夏人记录的历史资料，黑水城文献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宋、辽、夏、金、元史研究，其史料价值具有无可比拟的重大意义。这三大重要考古发现却都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悲哀。除此之外，另一场文化悲剧是：中国抗战时期北平图书馆为了使珍贵古籍免遭日军的摧残和掠夺而将馆藏珍宝共2 720余种装100箱运至美国暂存(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全部为北平图书馆挑选的精品，最珍贵的如地方志、善本书、手抄本、地图手稿、《永乐大典》等。这批书全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原打算在美国暂避一时，不曾想一去不返。虽然这些珍贵古籍是中国自己运到了美国，但毕竟是美国背信弃义的强盗行径所导致的悲剧。
这四种中国历史文化悲剧的发生，现在看来多少带有历史的、时代的色彩。这些厚重的文化底蕴既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永远的骄傲，同时也造成我们空前的文化灾难和永远的伤痛。她们曾经是国际探险者“巧取豪夺”的乐园，也是原始拥有者被“历劫无奈”的伤心之地。面对流散海外的甲骨文、敦煌遗书、黑水城文献以及更多的古籍文物等文化遗产的艰难命运，我们的心情更多的不是一种顶礼膜拜的崇敬，而是一种追溯历史所能感受到的无奈和悲凉，更多的是听到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深深叹息和痛苦呻吟。
这里发表的一组文章，是笔者和课题组成员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籍文献流散与回归研究”(编号：08BTQ017)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文章分别围绕历史上三大考古文献发现的甲骨文、敦煌遗书、黑水城文献以及流散美国的中国古籍展开论述。重点揭示了甲骨文、敦煌遗书、黑水城文献以及美国藏中国古籍的形成与发现、形式与内容、意义与价值、流散与分布的历史发展过程，并提出了再生性回归与数字化虚拟回归的抢救保护策略。
古城漫道依稀，佛窟书库尤存，时空的变换无法遮蔽中华历史文化的光芒，在“汉学热”勃兴全球的今天，人们必将更加珍视中国古籍文献往日的辉煌。中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奋斗与崛起，赢得举世景仰，万方来仪，也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尊严。时至今日，从珍稀文献被发现到流散已经走过了110年的历程。那些使人魂牵梦绕的流失海外的文献，经过数代学者的努力，除美国以外几乎全部得以出版再生形式回归故里，她们与国内藏品合壁为一，可以化身千百回馈学界。但这并不能抚平中国文化史上的伤痕。尽管再不需要学者们前往国外付出巨大艰辛，但是回归的毕竟是古老文献的替身，毕竟是网上的虚拟，中国原生的珍宝还是游子啊!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和决心，要继续追寻中国古籍文献的海外游子，为流失异域的珍稀文献回归祖国而呼吁和奋斗，哪怕还是遥远的奢望。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潘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