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今年首期上笔者曾有言：“普京政策的务实性，集中体现在将俄罗斯三种主要思潮――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加以融合。相对而论，‘自由主义’较多体现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较多体现在政治方面，‘民族主义’较多体现在对外关系方面。”
这段话涉及普京为整治和振兴俄罗斯所奉行路线的本质特征，孰料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当然，“融合”并非等量相加，而是各有侧重取舍，使之贴合现代俄罗斯国情的需要。
“自由主义”势头增强
选择市场经济，这对俄罗斯是绝对必要的，问题是采用怎样一种市场经济。前不久普京还在说俄经济“缺乏持续稳定增长的模式”。所谓“自由主义”势头增强，并不意味着重复叶利钦时期照搬西方模式的套路。如果说，普京上台之初曾着重指出，导致俄前些年失败和挫折的主要根源之一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没有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那么，在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和争议之后，通过《俄罗斯10年经济发展纲要》、总统“国情咨文”等文件所表现的，则是要求遵循温和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建立由国家调控的自由社会市场经济。
普京今年4月3日在国情咨文中称：俄罗斯当局的任务“是使民主自由的原则不可逆转，经济方针不变”；“如果今天不开始积极地采取行动，包括实施结构改革，明天就可能出现长期的经济停滞”。
随后，卡西亚诺夫总理于4月7日签署政府命令，确定在今年上半年出售19家大型企业中的国有股份；俄政府还将陆续出台更大范围的私有化动作。据认为，要出售的主要是那些经营效益较差或者国有股份太低的企业，对国民经济中的战略性企业将继续实行国有制或国家控股。
新税法是普京政府实施改革计划的基石，目的是减轻财政负担，鼓励人民交税，改善办企业的气候。7月6日俄国家杜马三读最终通过大幅降低企业利润税的法案，税率从原来的53％降到24％。新税法受到俄企业界的极大欢迎。为了从经济上增强中央对地方主体的制约，新税收法和联邦预算法将中央和地方税收预算比例从原先的51％比49％，改变为63％比37％。
此外，普京总统正在推动议会通过一项被称为“搁置已久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整顿腐败法庭、精简庞大的国家官僚机构以及改革仍不承认私有财产的土地法”。
叶利钦时期的经济部长亚辛对普京的上述举措评价说：“这是1992年和1993年盖达尔政府下台后俄罗斯向改革迈出的最大一步。我认为他们比我们要干得出色，……他们还学会了避免犯我们的错误”。
的确，普京并不是一位主张对经济发展放任自流的人，他显然是在探寻一条有利于加速俄经济发展的路子，其做法看来是放手发挥经济领域的自由度，而将国家宏观调控把握在必要的最低限度。不过，自由市场经济也罢，社会市场经济也罢，概念并不那么重要，关键看它能否真正把俄罗斯经济搞上去。
“社会主义”色彩有之
人们从普京现行政策中感受到某种“社会主义”气息，这是不争的事实。
给人们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第一件事，恐怕要数普京曾对苏联时期的成就作了肯定。他在列举俄罗斯实行改革以来的教训时，首先指出的是：“看不见，甚至否认这一时期（苏联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这无疑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承认苏联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这在俄领导人的言论中确是久违了。
采用苏联国歌旋律和以红旗为俄军旗，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去年12月，由普京总统提议并经议会两院通过，确定了国徽、国旗、国歌和军旗，其中将苏联国歌旋律重新作为俄罗斯国歌尤其激动人心。苏联国歌歌词原作者之一米哈尔科夫填写的新歌词，在150个预选方案中独占鳌头，再次被采纳。针对右翼政党的激烈反对，杜马通过一项新法律，明确规定公民应该尊重国家的标志，演奏国歌时人们必须起立；还规定从新世纪起，每天早晨6时至深夜24时国家电台都要演奏国歌。这些举措赢得民心，深受欢迎。
人们还认为，普京强化中央管理、遏制地方主体离心倾向，也是继承了苏联时期的做法。其实并不尽然。普京还扭转了其前任期间金融财政寡头干预政治的现象，指责那些“混水摸鱼”的寡头们利用自己在叶利钦时代的政治关系聚敛个人巨额财富。
普京重视俄共，注意改善与俄共的关系，这同叶利钦时期的彼此对立状态截然不同。普京还在其纲领和政策中，吸收和容纳了俄共的一些政治主张。目前普京总统与俄共之间，既有矛盾，也有合作。矛盾，是因为双方在政治思想路线和具体方针政策的某些方面毕竟存在着差异。合作，是因为彼此有着诸多共同点，例如在国内主张致力于发展和振兴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政局稳定与民族关系和谐；在国际上主张维护和增强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反对任何外来势力的压迫和侵害。事实将证明，普京和俄共越是从俄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出发，制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就越有可能增加和扩大彼此之间的共同点。两者的根本结合点将是经过相互制约，选择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普京规范政党体制，构筑自身的政党支柱，从而加强了总统、政府和议会之间的协调关系。这是叶利钦时期一直未能做到的事情。今年7月12日俄罗斯祖国运动和团结党宣布成立联盟，该联盟两主席之一的卢日科夫指出，“两股中派力量的联合应该成为总统在建设统一富强国家时的支柱”。普京在贺电中称，两党联合是在巩固和完善国家政党体制之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希望两党合作在国家杜马的工作中有所体现”。
普京制定方针政策是从国家利益、人民意愿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他接受苏联时期的一些有益遗产，绝不意味着要回归苏联模式；他在一些方面与俄共合作，并非出于思想观念上的认同。在当今世界上，“社会主义”因素甚至可以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借鉴，那么，在普京政策中出现某些类似“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更不足为奇了。
“民族主义”特征鲜明
从普京现行国际政策中，折射出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涵的“民族主义”特征。
民族主义有两重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起着不同的作用。在当代民族独立国家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民族主义无疑起着进步的作用。
俄罗斯当今的处境和条件，决定了其新时期领导人把国家民族利益作为最高原则。这是一种既维护自身利益又兼顾别国利益的“民族主义”。正如俄《国际生活》杂志今年第六期一篇文章所指出，俄独立以来的外交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1年～1993年），愉悦心理与无数幻想占主导地位，大谈与美国等西方的伙伴关系甚至友谊，忽视与亚非国家交往；第二阶段（1993年～1999年），俄从与西方友好关系的幻梦中醒来，意识到美国和北约日益增长的霸权主义危险，并加强与中、印等国的合作，开始主张以多极化对抗美国一极论；第三阶段（1999年起），俄外交更强调实用主义，更为平衡，也更为明确。
其进入“第三阶段”之后，俄外交中的“民族主义”尤其鲜明地贯穿在方方面面。
俄正在加强与独联体其他成员国的关系。独联体十年，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难以弥合，“独”多“联”少，松而不散，蹒跚而行。经济与安全两大因素决定着独联体的前景，这些都属于国家民族利益的需要。俄的地缘经济利益同独联体其他成员国一样，是要利用原苏联的经济空间。所以说，独联体的存在和发展，首先是一个关系各成员国民族利益的政治问题。
俄竭力抵制美国等西方大国从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它施加压力。普京看准美国的对俄方针一是弱化其综合国力，二是挤压其战略空间。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克里姆林宫再也不能接受在与西方的关系中保持浪漫主义的做法”。
俄坚决反对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普京曾针对性地提出旨在保护欧洲的导弹防御系统建议。今年6月18日普京在首次接受美国主要媒体集体采访时称：如果美国坚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俄将采取对策，包括部署多弹头远程导弹，“只需增加一点点开支，俄罗斯的核打击力量就能成倍地增长”。他说：“我们不强加于人，不吓唬任何人，也不进行讹诈。我们建议进行合作，如果建议被接受，我们愿意这样做。否则，我们就独自行动。”
屡经受辱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俄政府今年3月作出决定，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不与其签订今年的合作协议。
俄大力改善与欧盟的关系。最近普京与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联合声明，称“俄罗斯和法国打算通过在安全与防止冲突问题上加强对话与合作的途径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实现战略伙伴关系”。声明指出，两国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在冷战后形成的新条件下保障世界综合战略平衡，“要充分考虑到战略背景，包括建立多极格局，不能让可能为再次进行角逐开辟道路的不太负责任的体制取而代之”。
俄与北约改善关系，加强合作。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克瓦什宁认为，俄与北约的军事合作实际上已经恢复到了科索沃危机前的水平。
普京致力于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7月中旬江泽民主席对俄访问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把新世纪这种战略协作关系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去年以来，普京总统先后访问了印度、日本、朝鲜和蒙古等亚洲国家，竭力展开“实利外交”。
总之，在俄罗斯多方位外交中，时时处处可以感受到强劲的俄罗斯民族精神。最后，笔者想再次指出，融汇着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三种主要思潮的政策务实性，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贯穿在普京的治国方略与改革路线之中。这就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强国富民为使命，以经济发展为前提，以民族精神为动力，以强有力政权为依托，以团结全社会为手段，以历史教训为借鉴，以选择适合本国国情道路为方向，以优化外部环境为条件，以重振大国地位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