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炸弹被俄国人偷去了”，荒唐的原子弹间谍案使卢森堡夫妇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共和党人自一九二八年以来第一次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大多数政治分析家们同意这样一种见解，即“共和党人在国内到处宣扬的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论调”起了巨大的作用。
就在选举之后五个月，杜鲁门于三月十二日发表了他的关于杜鲁门主义的演说，实际上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战，十三天之后，他发布命令要对二百五十万公务员进行一次新的安全审查。
这样就开始了“忠诚宣誓”的年代。杜鲁门一九四七年的行政命令规定忠诚委员会应有“合理的依据”才可解雇人员；到一九五0年，这一规定修改成为只要有“合理的怀疑”。一九五三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制定了新的、甚至更模糊的标准。
当杜鲁门签署命令时，它仅适用于二百五十万公务员，但是不久它就扩大到包括武装部队的三百万成员和国防订货承包厂商的三百万雇员。
“因此，至少有八百万美国人经常处于需要证明他们的忠诚的阴影之下，如果任何匿名的、受保护的告密者怀疑他们的忠诚的话。加上这八百万人的家属，那末大约有二千万美国公民随时会受到审查。随着这些需要审查的在职人员的新旧交替，列入秘密警察档案的人数与年俱增……”
到了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六日，这股怀疑之风已经兜了一个大圈子，首倡进行忠诚检查的那个人的忠诚也受到了攻击。在那一天，共和党人、美国司法部长小赫伯特?布劳内尔指控杜鲁门本人有意识地庇护一个俄国间谍。
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把一系列复杂的事情概括起来，那么麦卡锡主义就是用摩尼教(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的宗教，它以光明和黑暗象征善和恶，认为有两个对立的王国即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式的正统观念来统治美国的政治生活，而杜鲁门的命令就是麦卡锡主义的第一个主要表现。这种主义根据模模糊糊的想象，把世界看做是善与恶的对立，一方面是想象中的苏联的、共产党的专搞阴谋的恶，另一方面是想象中的美国反共的善。麦卡锡主义蔓延之广和危害潜力之大，不是仅仅开列出被调查委员会传讯或受政治警察监视的人数就足以说明的。
摩尼教式的思维排除了中间集团存在的余地，它要求在一切领域内树立正统的观念。杜鲁门说：“所有国家现在都必须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作出抉择。”杜鲁门高傲地把世界划分成民主阵营和集权阵营，从而排除了广大的、极为重要的中间阵营。
对那些仅仅从美国成败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历史的民族主义者来说，麦卡锡主义正是最完美的思想体系。对这些人来说，俄国人在一九四九年爆炸原子弹并不是俄国人努力的成果，而是由于美国奸细的出卖。那是“我们”的炸弹，是被“他们”偷去的。在这同一个决定性的秋天使美国人在心理上受到极大冲击的中国革命，也不是中国人的成就而是美国的“失败”。
在继之而起的惊慌中，这个民族主义右翼把愤怒集中投向附近可以触及的惟一敌人即“内部的敌人”。▲
(摘自《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美]戴维?霍罗威茨，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