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半年的中美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月20日布什政府上台到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发生是第一阶段，此时两边关系开始出现不稳迹象；撞机事件后的近两个月是第二阶段，此时的中美关系再次降到低谷，双方深刻的互不信任再次暴露出来，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从6月初迄今是第三阶段，双边关系重新向稳定的方向发展。
前两个阶段出现的波折说明中美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后一阶段中美关系的回稳又说明两国关系是具有极大的韧性的。
波折的根源
自1月20日布什的共和党政府宣誓就职，中美关系就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阶段，当时的中美关系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与克林顿的第二任期相比，布什当局的对华政策有一些变化，主要包括：对中国的定位是向"敌"而非"友"的方向偏移一点（强调中国不是"战略伙伴"而是"战略竞争者"），对中国的态度强硬一点，对华政策在其整体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下降一点，等等。但是，总的看来，布什当局的对华政策尚未成型。
第二，正因为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还不确定，所以涉及中美关系的思想库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活动特别频繁，从而恶化了两国关系的气氛。在年初的几个月里，美国的一些著名思想库纷纷就中美关系发表报告和建言，以图影响新政府的对华决策。更值得注意的是反华特殊利益集团的活动，包括人权团体就法轮功问题对中国政府大肆攻击，宗教势力对中国的宗教政策妄加非议，台湾当局频频向美国新当局示好致意，藏独分子四处闹事，一些与情报和军工有关的势力制造所谓中国帮助伊拉克重建防空系统的谣言，等等。
第三，当时中美关系中的主要亮点是中国政府的对美政策，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一方面，对于美国方面的霸权主义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00年美国人权报告》；另一方面，对中美关系中出现的一般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冷静处理、积极沟通的态度。在布什就职之后，中国方面派出前任驻美、加大使和现任高级官员等数个代表团访问美国，向美国新政府阐明中国政府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总的效果是好的。钱其琛副总理于3月18日至24日对美国的访问，对于加强中国政府与美国新政府的交流与信任，对于稳定中美关系，更起到了积极作用。
撞机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进入第二阶段，其主要特点是：美国政府对撞机事件态度强硬，而且立场出尔反尔。此外，美国政府在4月24日出台一揽子武器售台计划，4月25日布什本人发表武力保台论，允许李登辉再次访美和陈水扁再次"过境"，在推进NMD计划时漠视中国的立场，调整美国全球军事战略并向亚太地区倾斜，巩固美国与亚太盟国的政治、军事联系，加强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凡此种种，都说明布什当局对华政策的敌意和调整幅度比此前人们预计的要大。中美关系再次降到了谷底。
撞机事件后的美方言行集中反映了冷战后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两个问题：一是美国的政治家从捞选票的角度出发，过于关注和迎合国内利益集团的要求，而对外界的合理要求不予关注。二是冷战以后美国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傲慢，这种傲慢心态会体现到一些具体的行为上面，结果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损害。可以说，美国飞机撞断意大利游览区的索道，美国潜艇撞沉日本渔业实习船，以及撞机事件，都与冷战后美国人的傲慢心态有关联。
撞机事件还折射出中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不信任，反映出中美关系困难重重的现状。其中，美国方面的问题更突出一些。导致今年美国对华政策出现消极趋势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长期和短期两大类。所谓长期因素主要是指政府以外的、跨越党派的社会层面的变化，具有长期的战略性。这里只想指出两点：一是经过美国媒体、反华政治人物和特殊利益集团长达十年的"妖魔化中国"，美国公众对中国已经形成相当深刻的偏见，这些偏见是否固定化了还有待观察，但是，现有的偏见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则是肯定的。二是由于中国的崛起，夸大中国力量和误读中国的言行在美国的精英层中正在形成一种对中国非常不利的共识，即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和最有可能的挑战者。
所谓短期因素主要是指美国政府的政策调整和反华利益集团近期的活动。其中，政策调整的影响最为直接，这又是与下列情况有关的：
（1）在美国的政党政治中，存在着"凡是对方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种斗争逻辑。因此，凡是克林顿推行的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布什当局都想试图改变一下。（2）虽然布什是举着"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旗号、沿着中间路线走入白宫的，但是其最后组成的政府班子相当保守。美国舆论认为，从班子结构看，布什政府甚至站在了以右倾著称的里根政府的"右边"。事实上，布什政府不仅在中国问题上走得比人们预想的远，而且其整体外交中的"单边主义"也比人们预计的要严重得多。（3）虽然布什是在争议中登上总统职位的，合法性有问题，但是他享受了一段"政治蜜月期"。美国的政治习惯是新政府上台初期（往往是头100天），国会、媒体和公众都会克制自己的批评欲望，给新总统一段时间适应华盛顿的环境，展示其治国能力。在此期间，新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对外行为受到的限制较少。（4）对华政策问题被"不幸地"提前处理了。一般来说，冷战后美国政府的施政逻辑是内政优先，外交滞后。对于合法性不足的布什政府而言更是如此。事实上，布什政府日程表上最优先的两个政策议题--减税和教育改革都是内政性的。另外，在外交领域，中国政策原本也是排在靠后的位置上的，因为布什政府推行的是"同心圆外交"，首先是同属美洲堡垒的拉美国家，其次是美国的盟国，再次是中、俄等转型国家，最后是与美国利益关联较少的其他国家。但是，由于台湾军售问题的存在，由于撞机事件的发生，布什政府不得不提前处理中美关系。而此时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全面思考尚未完成，对冷战后新的外交环境的适应过程尚未结束，其冷战心态还很强。所以，对华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布什政府"心理调适期"中的一个试验品。
回稳的原因
从6月初开始，中美关系进入了今年以来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布什的对华政策开始回稳，6月1日布什正式要求国会批准延续一年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待遇，6月上旬中美两国在上海就中国"入世"的遗留问题达成全部协议，6月中旬白宫表示在中国申奥问题上持中立立场，7月5日江主席与布什总统进行了电话交谈，然后中美就撞机问题的解决达成协议，7月28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首次访问了北京。整个中美关系重新趋于积极。
中美关系的回转首先与周期相关。冷战后的中美关系总是上半年差一些，下半年好一些。每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必须就中国人权问题、武器售台问题和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1998年以后称正常贸易关系待遇）问题作出决定，相关的政治争论比较激烈。下半年没有涉及中美关系的重要决策，相关的争论随之趋于平缓。今年上半年正值美国政府交替，而且中美之间的问题相对特别集中（除了"正常的问题"，还有"撞机"这个偶然事件），因此，今年中美关系波动比较大也是自然的。相比之下，下半年两国关系中的问题出现得不会那么集中，而且布什当局对中美关系的关注已经从冲突性比较大的安全方面转向合作性比较强的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APEC年会将于今年11月在上海召开，届时中美两国元首将举行会晤，这些都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极大的稳定和促进作用。
其次，中国政府在撞机事件发生后，始终保持了冷静与克制，这就避免了问题的激化，为两国关系的恢复奠定了基础。5月7日，江主席在香港财富论坛的讲话中重申，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开放。这使担心中美之间出现新冷战或冷和平的人们大大松了一口气。
再次，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满，致使美国在今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毒品管制局的席位改选中相继落选；由于强行推进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和单方面退出关于环境保护的《京都议定书》，美国与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都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此等等。国际压力迫使布什政府在外交上不得不有所收敛。
最后，布什当局面临的内部政治压力加大，美国政治制度内的权力制衡机制重新发挥作用。目前，布什当局就面临着政党之争、政策之争和司法之争等国内政治因素问题，其外交所受到的牵制将会增加。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基本特点
从今年中美关系的波折中，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一对关系的复杂性。事实上，在冷战后的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确实是最复杂的一对关系，同时正在成为最重要的一对关系。要想把握这对重要而复杂的关系，就有必要了解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几个基本特点：
首先，这是一对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系。两国政治关系不太好，两个政府之间经常有磨擦，但是与政治关系形成对照的是，冷战后的中美经贸关系和社会文化交往成倍增长，两国关系的内容比冷战时期丰富得多。1990年中美的贸易额，按照中国海关的统计是117亿美元，到了2000年是850亿美元，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按照美国人的统计，这个速度还要快一点(他们认为去年的贸易额为1150亿美元)。另外，中美之间的社会（教育、文化、人员等）交往也非常频繁。按照美方统计，每年都有五万多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习，这个数字比苏联70多年里送往美国学习的人数总和还要多好几倍。
其次，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国与国关系，而日益成为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美国，大量的社会团体或政治势力公开地、合法地卷入中美关系，使得很多情况下政府不能独立地决定对华政策，只是被动地对社会压力作出反应，结果，政府政策成了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于是，在有些情况下，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由美国整个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局面。由于政府永远是社会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尽管是最重要的部分），因此，上述一个社会对一个政府的关系格局对中国是不利的。
第三，从1844年《望厦条约》后中美开始官方交往以来，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两国力量的不平衡，美国比较强，中国比较弱，这一点迄今未变。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冷战后第一次出现了两国力量不断走向平衡的新趋势。这种新现实对两国都提出了新挑战。对美国而言，就是要适应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对中国而言，就是要认识到在中美关系中或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关系中，中国因素越来越重要，中国自己的政策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塑造外界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强，因此中国对自己行为和政策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大背景。从这个背景来看，未来中美关系的好坏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政策。
第四，中美关系不仅对两国是重要的，而且对整个亚太地区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美关系已经具有了全球影响。这也就是一旦中美关系出现问题，周边国家和其他大国都非常关注的原因所在。 第五，中美关系被深深地卷入了两国的国内政治，这就愈加增添了其复杂性。
波折带来的启示
今年中美关系既经历动荡又回到正轨的过程表明，这一对关系是极其复杂的，既有巨大的障碍，又有极大的韧性。这里只谈几点启示：第一，今年中美关系的波折主要是由美方政府政策不确定造成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布什的对华政策被迫回到比较理性的轨道上来。由此可以看到，围绕美国对华政策是有一条客观存在的、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主线的，行政当局的政策无论往左还是往右，都不可能偏离主线太远，否则美国政治中的制约与平衡机制就会发挥作用。
第二，美国国内始终有一部分人想把中国"塑造"成苏联式的敌人，但是，由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利益牵制，由于今天中国社会的多元特征远不同于当时的苏联，因此他们的图谋很难得逞。
第三，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在塑造中美关系方面的作用在上升，中国对美政策的重要性也在上升。在今年两国关系波动时，中国政府始终保持冷静的态度，没有激化矛盾，这就为后来两国关系的恢复创造了条件。过去，当美国的政府权力在不同党派间进行转移时，中美关系总要经历很长时间的波折才能回到正轨，如里根时期用了一年半（从1981年1月至1982年8月"8?17公报"发表），克林顿政府用了三年半（从1993年1月至1996年5月正式提出"接触政策"）。但愿布什政府时期的中美关系能摆脱历史的轨迹，从前几个月两国关系的波动中吸取足够的教训，进而使中美关系在其未来任期内始终沿着稳定而正常的轨道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