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更加理性和宽容的态度 王逸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 在最近有关中口两国关系的讨论中，出现了不少好文章，包括一些比较敏感的观点与十分重要的争鸣。虽然有些不够成熟，但因为真理来自畅所欲言和认真研渎，战略新思路新思想可能就产生于不同学者的探讨、争论中。本着这种精神，我先提儿个问题，抛砖引玉。
(一)现在有这样一种看法，强调要研究“面向新时期的中日关系”。那么，什 16 世界知识 2003年第16期么是“新时期”，“新”在哪里，其具体内涵足什么?不同含义的“新”会对中口关系带来什么影响，中日关系能否出“新思路”?
(二)在日本，最近几年关于“国际化”、“正常国家”的诉求不断增加，中国作为日本的主要近邻，理应关注这些动向。日本人的这种追求以及其政府的推动，有哪些合邵和不合理之处?哪些地方可以宽恕或理解?有哪些应该质疑?理解和质疑的前提是什么?
(三)关于未来日本的定位问题。日本在发展方向上是成为亚洲的“英国”，还是亚洲的“德国”?或者两者都不是?在亚洲的安全与政治的作用卜，日本应该有哪些作用？邻国是否接受日本的这，定位?
(四)最近韩国卢武铉政府在对日关系上迈出了新的步子，亦包含了新的思考。据我观察，韩国的智囊团与战略学界进行了精心的设汁，提出了许多新的建议，比如总统访问日本、中国的时间都有精心选择，两国关系酝酿大的跃进。韩国处理对日关系时体现出的战略思考，对中国有何借鉴作用?
(五)有美国学者(原政府官员)对我说，据她观察，中国近年来对日本态度没有很大的变化，而日本近年来的自身变化却很大，比如日本在政治上的追求，军事上的国际发展，都是前些年少有的。对于日本这些动向，怎样定位，中国对口本的认识比其他国家更有意义。
(六)最近，有日本学者在与我方交全关系上，双边关系即使不说是恶化，至少也是冷淡化，走进了“死胡同”。对于这种反差的形成与消弭，我们应该反思：问题出在哪些方面，日本方面有何责任?中国自身有何问题?
(八)关于对日战略问题，时殷弘教授提出了所谓“战略集中的原则”，强调在对外战略上要有重点，即以防范美国为主，因而对日关系不应搞得太紧张。另一方面有人批评认为，中日关系的改善不应该由对第三方的关系来决定与主导。因此，如何塑造新型的中日美三角关系是一个难题。
(九)如何发展中日关系，才能为亚洲新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提供新的动力?现在似乎中日之间防备(的成分)多于(认真)合作(的东西)。此外，日韩经贸合作迈出的步子较大，中国应该考虑怎样在推动地区经济合作的过程中改善两国关系。
(十)总之，中日建交三十年来，两国关系已发展到很高的层次，但同时面临了新的麻烦与问题，中日关系必须牢记历史。我们必须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别的选择不能考虑。我特别强调一点：正在崛起的中国，不仅要有建设性的姿态和负责的形象，也应当有一种泱泱大国的风范，应当用更加理性和宽容的态度看待国家间有争议的问题，这里主要指中日关系，但我想这不止包含中日关系。
今天，由《世界经济与政治》和《世界知识》两家刊物合办这个会议，目的在于从长远角度、从大局出发，对各种重大思路进行碰撞和比较。
不妨大致地搁置历史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中日关系目前最突出的障碍是历史问题。对我们自己来说，要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我认为要讲两个大道理。一个是战略集中原则，另一个是如何正确对待国与国之间的历史宿怨。战略集中，就是要安排好国家各种目标之间的轻重缓急次序。有时至关紧要的几个目标之间是有些抵触的，因而必须确定什么最重要，什么是第一位的。我们在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必须集中应对巨大、复杂甚至往往艰难的美国问题，当然并不是说要与美国在总体上对抗或冲突，也不是说仅仅或主要为了对付美国而争取改善中日关系。我们还要集中应对棘手的台湾问题。此外，朝鲜半岛问题(当前首先是朝鲜核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也将分散相当大一部分精力。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尚未较好解决，以后很可能还会由此出事，但是从最重要的目标出发，我们要坚定地执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对日政策，奉行战略集中原则，更好地实施我国的大战略。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历史宿怨?应该既不忘记历史，也不停留于历史。最有压倒性意义的不是历史，而是维护当今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和未来的国家安全与发展前景。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暂时殊难突破“瓶颈”而现实的战略问题又亟须正视和讨论的情况下，可以主张大致地搁置历史问题，留到以后去真正解决，以便绕过妨碍实行国家大战略的障碍。世界上不少事情的解决需要大历史条件，它们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创造、促进和积累。等到中国将来真正强大了，在国际上既有威望又有办法，并且在日本公众中有比现在大得多的积极影响，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就可以得到较好甚或很好的解决。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确实，“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不能忘记的是历史留下的根本经验教训，而不是让对于往昔的一切记忆支配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事情。大致搁置不等于遗弃，不等于放弃警觉，更不等于忘记过去的根本经验和教训。中日关系从甲午战争到八年抗战结束，我们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中国要振兴，要搞好自己的事情，要发展自己的力量，要成为一个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强国，以便除了其他基本目的外，使中国在世界和东亚任何可能的未来变化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正走向强大，日本正在谋求走向所谓“正常国家”。如何保证在这双重变化中，两国之间保持非敌对性的经久和平?这是中日战略关系的最核心问题，而且留给我们尽可能有利地应对这个问题的时间并不太多。除了大力阻滞中日两国很大部分民众之间的互厌甚至敌意恶性发展这一头等要务外，还要做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建设中日两国战略互信和协商机制，对此既不怀抱幻想、也不无所作为或少有作为。在刚才讲的双重变化中，正在出现新的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已有的战略性问题一般也已经或将会经历新的变化；需要通过带有相应的创新性质的战略应对，争取使之稳定化和可控化，同时争取减小其中一些问题对中国的重大利益已有或可有的损害。
着重于中日战略关系，一是要防止中日经久敌对，二是要争取建设某种可能和适当程度的战略互信，三是有选择地进行东亚稳定、和平与繁荣所需的某些战略性协作。现在不少日本人强调中国威胁论，害怕我们的国防现代化；我们许多人也担心他们历史上的军国主义复活，还有朝鲜半岛、美日同盟和导弹防御系统等问题。关于此类问题的讨论和应对，同现在和今后一段较长时间内极难实现很好解决的历史问题相比，在一定意义上更紧迫、更重要。日本的军力和军力使命确实在增长和扩展，而且确实包含着既不应夸大、也不容忽视的危险性。我们需要有警觉，但同时也要调整某些思想方法。要切实地加强我们自身的力量建设和妥善地进行全局应对，以此来真正落实应有的警觉。我们对日本军力的增长、日美同盟的加强和日本国内的右倾倾向，要外表适当大度与内心充分警惕相结合，区别实在的与潜在的，现实的与可能的，主要的与次要的，既有兼顾也有侧重。要以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对我战略警戒和台湾问题为战略中心，只争朝夕地加速我国军队的全面的现代化建设。
着重于中日战略关系不是无条件的。有一条必须保留，那就是决不允许日本政府从它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严重地大倒退。如果发生这种大倒退，那么一些问题就必须重新考虑，这应当是我们的一条“底线”。
我国战略利益之所在
冯昭奎（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近代中日关系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化与日本工业化的关系史。这段历史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农业中国与工业日本”的关系史，这段历史几乎与日本侵华史完全重合。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日工业化“相互隔绝”期。
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日工业化从“相互联系”走向“相互融合”。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及意识形态对立的藩篱被日益撤除之后，现代生产力的跨越国界的扩张势头益发增强，尽管随着交通、通信的日益发达，空间上的距离所导致的生产要素转移成本趋于降低，但对于很多产业领域来说，在地理邻近国家之间转移生产的成本更低，开展产业分工所带来的效益更高。中日两国之间既邻近、又互补、又安全的条件，促使中日工业化通过贸易、直接投资等途径日趋“相互融合”，以致当今在中日之间流通的工业品乃至农业品大多是中日携手合作的产物，将“中国制造”与“日本制造”截然分开的所谓“日货”与“国货”的概念已经过时。
毛主席说过：“落后就要挨打”。在近代史上，中国工业化的落后是造成中国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遭受日本及其他西方列强欺负的那段不幸历史的真正根源。因此，如何通过扎扎实实地加快工业化步伐，改变中国在工业化方面的落后局面，彻底消除导致中国受人欺负的根源，才是我国的外交战略、特别是对日外交的根本目标。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取得巨大进展的基础上，十六大报告继续把基本实现工业化作为本世纪头20年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并且明确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在迄今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中日经贸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今后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基本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在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加强中日经贸合作，充分利用日本的技术、资金和先进管理，努力实现工业化的伟大任务。
邓小平在论述我们制定国际战略所应遵循的原则时曾经说过：“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
邓小平所说的一个“出发点”(“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和两个“不去计较”从根本上讲正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开放”)的前提，因为我国同主要西方国家、即当年的西方列强之间几乎都有“历史的恩怨”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如果我们坚持在这两个问题上“硬要计较”，那还谈何“对外开放”?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对日外交。我们以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推进对日关系的发展，正是为了抓住战略机遇期、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来加快我们的发展，而决不能为了计较历史的恩怨而影响、妨碍我们对有利的国际条件的利用。但是，我们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决非意味着可以忘却历史，而是重在挖出历史遭遇的根源。归根到底，只有加快实现工业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才能真正挖掉导致中国受人欺负的根源，才能不让过去悲惨的历史重演。这就是我们对待历史问题的根本态度。
中日关系的“相对冷却”在所难免
凌星光（日中关系研究所所长）
中日关系在经济上大有发展，在政治上却“相对冷却”，因而使中日两国有识之士感到担忧。但我认为，中日两国关系向战略性合作发展是必然趋势，当前出现的“相对冷却”只不过是暂时现象，应冷静对待。随着中国经济的更大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短则五年之内，长则十年之内，中日之间一定会出现战略性合作的新局面。这是因为日本在21世纪的发展前途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合作。另一方面，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也需要亚洲惟一的发达国家日本的合作。
在这转变的过渡时期，中日双方都需要解决三个战略性矛盾。第一个矛盾是各自心态的扭曲。日本在二战以前是亚洲惟一列入世界列强的国家，当时，日本人的大多数都有优越感，认为奉有天皇制的日本民族应统治亚洲以至全世界。战败后，这种优越感受到一定挫折，但经过近20年的高速发展，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后，日本人的心态又发生了变化，认为日本人不同于其他亚洲民族，还是特别优秀的民族，产生了一种新的优越感。但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崛起使日本再也不是“亚洲的代表”了，从而使日本人普遍感到不安或心里难受，但又不得不承认力量对比变化的发展趋势。日本不少有识之士便呼吁，要面对现实，谋求日中共同繁荣。
中国也有扭曲心理。按人均来看，中国经济水平按现实汇率算是日本的1/30，按购买力平价算也是1/8，其落后原因容易从历史上去找，因而一般群众难于摆脱历史上的被害者意识和对日本的“仇恨心理”。这种心态显然是与中国国际地位不相称的。中国已经是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大国，要成为“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家”，这就要求我们调整心态。
第二个矛盾是对外经济战略与安全保障战略的矛盾。战后，日本对外经济战略重点在美国，而安全保障战略靠美日军事同盟条约，两者之间没有什么矛盾。但如今，日本的对外经济战略重点转移到东亚，对东盟10国加中日韩三国的合作给予很大期待，而日本的安全保障战略却进一步加强对美国的从属，这是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必须解决的矛盾。在90年代初细川内阁时，日本曾经想把组成亚洲集体安全保障体制放在第一位，而把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放在第二位。美国对此很不满意，施加种种压力，迫使日本把后者放在第一位。由此可见，日本推行独立自主外交极为困难，其最大原因在于美国，也在于我国（中国）对日政策。
我国（中国）一直采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长期采取不结盟、单独防卫的方针。对日美安保条约视之为既是美国控制日本的手段，又是美日两国对付我国的手段，因而中日两国之间互有戒心。只有在我国树立“新安全观”之后，中日之间在安全保障上的信赖关系和合作，才有可能逐渐建立起来。
第三个矛盾是对外经济战略重点转移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矛盾。最突出的是历史认识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日本的民族主义有增强之势。反过来，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又使中国、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感到某种的不安。尤其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和韩国民众强烈反应。从中长期利益来看，日本不得不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否则难以取得亚洲国家信任，也就难以成为东亚经济合作圈的合格成员。但日本有一种看法，即在历史问题上日本不能变，只能等待东亚国家对日本的看法发生变化。如果这样的话，起码要等20年，因为那时日本的存在感将大为减弱。但这对日本和东亚国家都是极为不利的。
相信日本一定会解决以上三大矛盾，但需要五至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对我们来说，应该从外部提供环境，使日本尽快地完成这个过渡。
现在有一种看法，即认为我们不去碰历史问题，中日间就太平了，但事实上历史认识问题，决不是由中国来挑起，而是由日本方面起，想搁置也无法搁置。即“树欲静风不止”。考虑到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对日政策的连续性，中国单方面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急于追求中日战略合作，并无益于其早日实现，反而会推迟其到来。国际上的战略空间，我国远优越于日本，因此可以耐心等待。
今年是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25周年，本来，应该搞得火热一些，但不能像去年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那样，形式上搞得火热，两国人民感情却冷冰冰。如果日本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难以改变态度，那么国家首脑互访未必勉强进行，但在国际首脑会议上照样可以进行中日首脑会谈。现在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扎实工作的积累。
在历史问题上“让步”能达到目标吗
庞中英（国际关系博士）
今天的中日关系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未来的中日关系，最坏的可能是对立加剧，最好的可能是合作深化。
在中短期，中日关系中存在着不少消极、对立的因素。例如，在全球政治层面，中日之间的利益与价值不尽一致；在亚洲层面，中日两国各自在亚洲的利益差异很大，两国的亚洲政策出入不小，同时，与在亚洲有着巨大存在的美国之关系差别很大。我们到底如何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建立中日关系的新模式?在历史问题上“让步”就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吗?中国把日本当作政治大国看待，甚至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日关系就自然升级了吗?
这里，最不确定的是，日本是否真的会对中国的中日关系“新思维”积极回应。当前，日本保守势力不愿意承认正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一些日本舆论评估，中国改善中日关系的举动不过是改善“周边”环境努力之一部分，并以中日关系改善带动中美关系(降低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在现存美日关系下，即使中国明确发出“中日接近”的积极信号，日本除了感到中国对日本有所求外，不可能实质性地(指从中日联合的意义上)积极回应这个外交信号。借助日本之力量平衡美国，甚至所谓“联日抗美”，几乎是不切实际、缘木求鱼之一厢情愿。如果未来中美关系恶化，相信日本不会站在中国一边，也不会保持中立，而是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
未来中日到底是对立加剧还是合作深化，两国各自的政策是一个重要因素。以下为笔者对发展中日关系的一些不成熟意见：
●认真研究20世纪后期日本国家演变的历史与发展方向，明确区分20世纪后期的日本（总体上是一个政治民主化与走和平主义道路、并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国家）与20世纪前期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执行军国主义政策） 的本质性不同。关注现在日本小泉政府的改革成败、日本现行民主政治对日本国家方向的影响(日本重新武装的限度)、日本在亚洲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日美关系的未来等长期而重大的问题。在全面研究、重新审视日本的基础上，决定我们对一个新兴的“正常国家”日本的态度和政策。
●在历史问题上，一方面，中国的基本原则确实应不因这个问题的存在而妨碍发展中日关系。日本所谓中国打“历史牌”的指责是不成立的。但是，另一方面，要极力避免迎合日本一些势力的要求而落入“超越”历史问题的陷阱。20世纪上半期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倒行逆施是个历史事实(不管人们如何记忆这段历史)。而历史是与现实、未来相互连接的。不要历史，中日关系怎么会有未来?“超越历史”是含糊不清的提法，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如此行为有可能付出国家道德代价。
●寻求撬动中日关系的其他杠杆。这里笔者提及三点：第一，如今亚欧对话机制已经建立，中日都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中欧可以在建立多边世界秩序上达成共识，多边主义秩序其实也符合日本的利益。这样，通过亚欧机制，不仅有所降低日本对美国单边主义的依赖和支持，而且可以带动中日关系的发展。第二，中国如果能在现有东亚合作框架下继续巩固、提升与韩国、东盟的密切合作关系，形成中国―韩国―东盟东亚三边，自然增加日本在东亚合作上的紧迫感，减少日本在东亚合作上的犹豫、矛盾、防范、竞争心态。第三，从积极发展中美合作而非消极防范中美冲突的角度推动中日关系，即传统上讲的“中美日三角关系”良性互动。中美关系搞好，中日关系相应地也会朝良性方向发展。
●“正常(普通)国家”是一个关于国家对外发展方向问题上的新范式。该范式可能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值得重视与肯定。只是，不同国家的“正常国家”的内涵不同。有意思的是，中日两个大国在新时期的目标其实都是“正常国家”，不过，它们的内容、方向不同。日本的正常国家范式包含着让亚洲邻国担心的再武装因素，而中国的正常国家范式则是成为全面参加国际社会、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负责任大国。按照“正常国家”范式，中日关系其实需要“再正常化”：在两国各自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正常关系，最大化合作、最小化冲突。至于如何具体定义、理解中日关系这种“再正常化”，人们可以展开充分讨论。
日本逐渐成为“普通国家”是必然趋势
张沱生（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部主任）
其一，关于中日间的历史问题。
这是长期困扰中日关系的问题，也是最影响两国人民感情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曾几次浮现，90年代以来，则更有不断加剧之势。对此问题，我有几个基本的看法：
第一，引起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摩擦的主要原因是在日本方面，最大的祸源则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是它们长期以来美化、歪曲、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一次次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两国关系不断地带来伤害。对于这一点我们决不能模糊。
第二，日本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非常复杂，与其独特的宗教文化背景以及受到原子弹打击而产生的悲情意识有关，但二战后日本民主改革不彻底，做成“夹生饭”，则是最根本的原因。在这点上美国是有责任的，它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度，在冷战出现、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又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很快调整了对日本的政策。其后果是日本对军国主义清算不彻底，并造成了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历史认识的普遍模糊与混乱。
第三，我们也应看到，自从中日恢复邦交以来，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表态是逐步有所进步的。从田中首相的“添了很大的麻烦”、“表示深切的反省”，到中日联合声明中“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再到1983年，中曾根首相在日本国会首次承认过去对中国进行了侵略战争，和1992年日本天皇访华时对战争的反省，日本政府的表态逐渐明朗。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代表日本政府的正式表态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表态，承认了历史上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并做了公开“道歉”。这至今仍是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正式立场。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时，日本又在联合宣言中明确承认了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并作了口头道歉。对于日本政府表态上的这样一种进步，我们应该予以必要的肯定。当然，也应指出，这一进步是缓慢的，而近年来，日本国内频繁出现的美化、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又不免使日本官方的正式表态黯然失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中日间的历史问题虽然已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但又未彻底解决。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的方针应该是：只有正确认识历史，中日关系才能健康向前发展；同时也只有使中日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历史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较彻底的解决。总之，我们要正视历史问题，但又要防止其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这需要两国领导人的战略眼光与决断。
其二，关于日本要“复活军国主义”、谋求军事大国地位和做“普通国家”的问题。
这是关系到我们如何正确判断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大问题。 事实上，军国主义是有特定内涵的，是军人干政、法西斯当权的一整套制度。由于时代的发展，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日本人民觉悟的提高，虽然日本国内确实仍有极少数人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但他们要使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却几乎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某些流行的提法是不客观和脱离实际的，因而也得不到广大日本人民的支持。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宣传报道应该进行正确的引导。
对于日本是否会走军事大国道路的问题，则确实值得我们高度警惕，日本近年来的一些做法已引起了许多东亚国家的严重关切。要求日本实践“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做军事大国”的承诺，应是今后中日战略对话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至于日本要做“普通国家”的问题，则要做具体的分析。同一句话，出自小泽一郎、石原慎太郎之口还是日本一般国民之口，内涵是大不相同的。对于日本国民的普遍愿望，我们应该表示足够的理解。事实上，在战争过去半个多世纪之后，日本逐渐成为“普通国家”，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其三，关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问题。第一，这是日本支持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具体表现，而且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日本ODA的最大受援国，我们对此表示感谢，做适当的宣传，是应该的。这对增进两国人民的感情有好处。第二，从长远看，这是中日间互利互惠的经济合作，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已将其主要援助投向环保项目，这对日本亦十分有益，对此在宣传中应加以说明。第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ODA出现了某些政治化的倾向，例如曾借此在核试问题上对我施压，引起了双方的严重摩擦，但这毕竟不是主流。第四，就中国方面来说，那种要求将主动放弃对日战争赔偿与日本对华ODA相联系，我是不赞成的。前者是毛泽东、周恩来吸取历史经验、着眼发展中日长期友好关系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日本至今有深远的政治影响；后者则是双方自愿进行的互利的经济合作。那种“我放弃了赔偿要求，你就该给我援助”的看法，不仅不符合毛、周的初衷，而且削弱了前者的深远意义。
不是为了斗而斗
杨燕怡（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对中日关系，大家很关心，议论也很多。究竟如何看，我以为，应全面和正面地认识和把握。
今年8月12日，中日两国将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到9月29日，中日两国将迎来邦交正常化31周年。回首这30多年，应该说，中日两国关系大大向前发展了，取得了很多成就。
展望未来，总体看，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合作与加强合作的愿望是主流。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是双方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不是寻求敌对和对抗。
在新世纪，中日关系如何不断排除干扰，沿着《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确定的方向前进，是大家普遍关心的。
当前，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是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围绕如何解决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发展中日关系，社会上议论很多，学术界争论也很多。
我以为，对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首先还是要重视。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敏感的政治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日方承认对中国的侵略并表示过深刻反省和道歉，与中方共同将“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明确写入《中日联合宣言》。但是日本极少数右翼势力竭力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日本首相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确实像有的学者指出的，历史问题的主要责任在日方。台湾问题关系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中国的发展，涉及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府做过损害两国关系的事情，而且继续面临能否恪守中日在三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原则和精神的严峻考验。
尽管极少数右翼势力在日本社会并不占主流，但能量很大，影响很坏。如不加以必要限制和斗争，就可能误导日本内外政策走向，影响国外对日本发展方向的认识和判断，增加中日两国人民的互不信任，削弱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严重干扰和破坏中日关系。因此，对日方种种错误举动，中方理所当然要做出反应，要进行必要斗争。
我们在历史问题上、台湾问题上同日方做斗争，不是为了斗而斗，不是斗气，不是纠缠不休，更不是像有人讲的是要制造敌意。恰恰相反，必要斗争的目的，是促使中日关系在健康的基础上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我们不仅仅着眼于今天，更着眼于未来，着眼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解决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妥善处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所有人的利益。但问题的解决不取决于我们单方面的努力。在错误历史观根深蒂固、日本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保守右倾势力颇为得势的情况下，尚难期望日本拿出政治意愿，妥善和正确处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我们主张以史为鉴，着眼未来，但日本非背着历史包袱不放，因此，必须做长期工作和必要斗争的准备。
再者，妥善解决中日关系中的问题，与发展中日关系不是相互对立、彼此排斥的。无论是与日本合作，还是在一些症结问题上与日本斗争，都是为了促进和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我们集中精力建设小康社会争取有利的周边环境，也是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为了两国人民和本地区国家和人民和睦相处，友好合作。我们坚持求同存异，就是在相互关系中不主动挑起争论，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根据是非曲直进行必要的工作或斗争，同时，不因在一些问题上的矛盾甚至对立影响国家间的合作。中日之间的问题过去没有妨碍两国建立和发展关系，现在和将来也不应当成为改善和发展关系的障碍。
阅读背景
中日交往三十年
政治上，在《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8月12日)和《中日联合宣言》(1998年11月26日)的指引下，经过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从1972年以前的隔绝和敌对状态，进入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
经济上，中日两国已建立起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1972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仅为10.39亿美元，到2002年则达到1019.1亿美元，增加近100倍。日本已连续十年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我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中国则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
日本对华投资保持着较高水平。截至2002年底，日本对华投资协议金额达495.3亿美元，实际投入363.4亿美元，居国外对华投资第二位。
自1979年至2003年3月，日本政府向我国提供总额29505.11亿日元(约合246亿美元)的政府贷款，占我国同国外官方资金合作的一半以上。
科技、管理方面，从邦交正常化至今，中日两国形成了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多种形式、多个渠道、官民并举的合作局面。
民间交流方面，1972年，双方人员往来只有8800人次，2002年增加到292.5万人次。截至2002年底，两国间建立友好城市218对。两国间空中航线37条，海上航线4条。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
1979年末决定的对华日元贷款，是日本承诺多年度一揽子ODA首例。日元贷款属于反映政府意图的、带有援助性质的优惠贷款。由于对华日元贷款的实施，日本的对华经济合作从邦交正常化初期的“官民携手”型过渡到“政府主导”型，中日关系由此实现了又一次重大转折。
日元贷款实施以来，在中国的能源、资源开发等基础产业，交通、运输、通讯等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林、城建、环保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功地建设了众多大型项目。如京秦铁路、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图书馆等。
日元贷款与其他国家政府对我国提供的政府贷款相比，具有开始时间最早、规模最大、条件最优惠等显著特点。
至2002年，日本政府以日元贷款和不限定采购国别贷款（主要是能源贷款）这两种形式向中国总共提供了约474亿美元的优惠贷款。日本对华ODA占各国政府对华ODA总额的61.2%，超出了其他国家向我国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的总和。
中国民众对日本很少有亲近感
2002年9月~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全国220余个县市进行了第一次中日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感到“非常亲近”和“亲近”者仅占5.9%，感到“不亲近”和“很不亲近”者达43.3%，感觉“一般”者占47.6%，其余3.2%为回答“不清楚”者。谈到日本形象时，“侵华日军”、“樱花”、“富士山”列一、二、三位。调查表明中国民众对日本很少有亲近感。
而据日方的一些调查数据表明，1985年时日本人对中国有亲近感者达75.4%，2001年已降至47.5%，而没有亲近感者则超出有亲近感者0.6%。在回答“为什么没有亲近感”的理由时，多数人将“日本近代侵略中国，至今没有很好反省”摆在首位。
二战后日本为什么保留了天皇制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进驻日本。在经过利益的权衡之后，美国没有废除日本的天皇制。一是他们担心一旦废除天皇制，将会引起日本人对美国和占领军的仇恨，从而给实施体现美国意图的占领政策带来困难。其次，担心废除天皇制的做法将在客观上鼓励日本进步势力的发展，这对于把共产主义斥为“黄祸”的美国来说，当然是绝不能容忍的。最后，美国当局希望以保留天皇制为条件，逼迫日本接受“放弃战争和军备”的宪法条款。
但如果天皇制全盘保留的话，不仅将为反法西斯盟国所不容，也将是美国自己的一大隐患。于是美国想出了把天皇作为无任何实权的“象征”保留下来的主意。
将军与孤女
1940年八路军战士从战火中救出两名随父母来华的日本孤女，前线司令部聂荣臻将军看望了孩子。
随后，聂将军给日军有关方面写了一封信。对战火中救出的日本小姑娘寄以深切的同情，并要求日军将孤儿姐妹“转交其亲属抚养”。
40年后的1980年7月，当年的小姑娘美穗子一家特地从日本来到北京探望当年的聂将军。美穗子说：“四十年前，充满人类友爱精神的中国人民救了我的生命，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救了我，才有了我今天的美好幸福的家庭。”
一些日本青少年不知道南京大屠杀
1997年电视上曾播放了这样一个节目。几个日本女学生在北京学习，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南京旅游，经人介绍去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参观结束后中国记者采访了她们。那几个日本女学生当时都哭了，说真没想到日本过去会做那样的事情，看着历史图片，她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段历史在日本的学校里是不讲的。她们还说当时有蚊子在身上咬了大包，她们却不敢打。记者就问你们为什么不敢打，她们说，担心这些蚊子是死去的中国的人灵魂变成的。后来记者评论说，看来在教育年轻一代不忘记历史的问题上，日本做得是很不够的。而中日之间的广泛交流则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真相，改变许多不正确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