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从国际货币地位中获得的政治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图为位于华盛顿的美联储大楼。 美国金融风暴的巨大冲击力正在继续显现。这场风暴之所以会影响全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美元拥有国际货币地位以及存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很多国家都因此而被“深度套牢”。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层思考与解读，另外也对人民币国际化做了简要分析。――编者手记
国际货币是能够在国际上作为交易手段、计价单位和价值储藏手段的货币；而关键货币，是指国际货币中若干享有首要的交易手段、计价单位和价值储藏手段的货币。关键货币与国际货币的概念有所重叠但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垄断性，而后者侧重于货币的国际性。
我们以此来比较在寡头垄断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货币发行国可获得的金融和经济利益以及为此而支付的成本。
国际货币国获得的金融和经济利益
第一，铸币税收入。所谓铸币税，包括狭义的和广义两个范畴。狭义的铸币税原指铸币成本与其在流通中的币值之差，现在通常指中央银行通过发行无需支付利息的货币而获得的收益，表现为货币面值扣除其发行成本后的收益。由于在法定货币制度下发行纸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因此，铸币税几乎相当于基础货币的发行额（根据有关信息，美国较小面值的纸币的印刷成本大约是３美分。其他国家生产的较高质量的银行券以及美国新的２０美元和１００美元钞票由于应用了较先进的防伪技术，其成本大约是每张６美分〈１９９６年价格〉。破损的１美元钞票不得不每年更换；较高面值钞票的更换频率较低）。除了征税和从金融部门借款以外，这是政府获得收入的又一重要渠道。根据有关研究测算，美国的铸币税收入相当于其ＧＤＰ的０．４３％，日本的铸币税收入相当于其ＧＤＰ的０．４６％。有些高通胀国家的铸币税甚至达到政府收入的１０％左右。这里的问题是，滥发货币将导致通货膨胀，从而削弱政府的合法性甚至威胁到政府本身。这是大多数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政府在处理货币发行的问题上往往非常谨慎。
当铸币税延伸到国际上成为国际铸币税，则除了海外的现金货币发行收入以外，铸币税还应当包括发行国获得的廉价融资收入。虽然在一国国内，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财政支出转换成公共产品由纳税人共同享有，但是扩展到国际上，则货币发行国居民的铸币税净收益就成了货币储备国居民的净损失。发行国的海外货币投放可以看作是其货币权力部门获得的无息和低息贷款，因此国际铸币税收入应当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第二，节约交易成本和费用，获得金融服务以及货币结算余额收益。一国货币若成为国际货币，其贸易和金融交易无需通过中介货币，减少了交易步骤，节约了交易成本；同时其政府或企业债券更容易获得国际投资者认同，因此降低了债券发行费用和利息支付。此外，以发行国的货币计价不仅给提供结算服务的金融机构（多数情况下是发行国的银行机构）带来佣金收入，而且由于总有一定量的结算余额存留在金融机构，这些余额还可以转换为发行国金融机构的可贷货币，为其带来货币余额收益。
第三，影响别国货币政策的能力。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当某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以后，其中央银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世界的中央银行，其负债成了整个世界的价值标准和最终支付手段。该货币发行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拥有了控制国际货币政策的主动权，其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政策的变化将为整个世界的货币政策定下基调（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初英格兰银行及英镑所处的位置，以及二战至今的美联储和美元的地位都是典型的例子）。通常，发行国一方面需要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确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又需要追求一个在全球水平上的合理和稳定的货币政策。当这两个目标相悖时，发行国有可能以本国的利益为中心而损害别国的利益。而与此同时，别的国家却往往难以采取主动措施，只有根据货币发行国的政策被动调整其国内的经济金融政策，受到货币政策的不对称冲击，有时甚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输出型通货膨胀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发行国向别的国家输出通货膨胀的过程，就是秘密对别国的财富进行掠夺的过程。
第四，国际货币市场和关键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货币发行国通过货币和债券发行以及金融创新等手段不断扩大其货币市场规模，加强了其在国际货币市场和全球关键大宗商品市场（如石油、矿石等）的定价权。而这一过程的一个副产品则是使储备国成了货币发行国的风险承担者，其国家利益被日益绑定在以货币发行国利益为主导的货币体系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对货币发行国而言，铸币税意味着可以计量的有限利益，而掌握货币政策以及货币和大宗商品定价的自主权则意味着掌握着影响和控制别国财富的无限利益。经济学家Ｓｈｅｌｔｏｎ指出：“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是美国国家实力最最关键的非军事工具。忽视美元，从而放弃发行世界主要储备货币所带来的全球影响力，这是美国承受不起的损失。”
第五，拥有货币发行国的地位还直接促进发行国金融产品和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维持和巩固一个以发行国利益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如前所述，国际货币储备国持有发行国货币通常是通过购买发行国的政府债券和其他金融产品的形式，这就为货币发行国创造了相对于别国而言优先发展金融产品和市场的先机。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使用货币发行国的货币、购买发行国的金融资产还往往伴随着发行国向储备国提出进一步金融自由化的要求，从而为货币发行国提供了打开别国金融市场的便利。
第六，从纯政治学的角度上讲，货币国际化也有两大明显的好处，即自主权与声望（“货币自主权”指的是在本国领土内政府有效垄断货币发行和管理。尽管发行货币并非国家主权的必要性质之一，但由于存在征税和发展军事的寻求，货币通常构成了国家完整主权的一部分）。对储备国而言，货币发行权掌握在别国手中意味着成了发行国的“客户”，当本国出现经济或金融危机时，需要依靠货币发行国的央行提供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贷款。而拥有货币发行的自主权，则意味着减少对别国的依赖，可以在发生紧急情况（包括战争）时，不必依赖别国就能迅速获得流动性支持。这对大国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有经济学家指出，货币就像原子弹一样，在极端情况下可以维护本国的利益，货币的自主权是“世界末日时的武器”。在这方面，一个被经常引用的反面例子是巴拿马。由于实行美元化，巴拿马形成了对美元的严重依赖。１９８８年美国以腐败和贩毒为由，要求总统诺列加下台。美国冻结了巴政府在美国的账户，并禁止所有对巴拿马的美元支付和转移，这导致巴国内产生严重的流动性危机。虽然巴政府立即决定发行替代货币，但是由于根本没有信用基础而不被民众接受，国家因此陷入了货币缺失的状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内产出就下降了１／５，加速了诺列加１９９９年的下台。该例子说明，对一个小国而言，货币依赖的后果尚且如此，大国把货币自主权寄存在别国的潜在风险就更毋庸讳言。在国际上，大国通常都会在货币问题上采取主动措施，而不是被动接受别国影响。大国通常强制要求使用自己的货币，究其根本，是因为货币是对真实资源的索取权。如果一个主权国家不能获得购买迫切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手段，起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是很脆弱的。其中蕴涵的道理很简单：要拥有政治上的自主性，就不能依靠别国的货币。
从身份上讲，货币是主权国家身份的象征，就像国旗和徽章一样。货币可以从两方面提高主权国家的身份。首先，由于货币由政府或者中央银行发行，它时刻暗示公民与国家的整体性；其次，通过在国际上使用，货币还提醒使用相同货币的群体同属于一个社会整体。就像语言一样，货币有助于同化有区别、甚至是相互对立的社会群体。
拿美元来看，作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它从国际货币地位中获得的政治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拥有当今世界最主要的霸权货币――美元。近年来，尽管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有所削弱，但是依然占到全球贸易结算比重的５０％以上，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也占到６４％左右，大约为２．６万亿美元（ＩＭＦ数据）。美联储的两位经济学家通过计算得出，在境外流通的美元占美元发行总额的５５％～７０％，其中３／４的大面额美元在境外流通。根据前面的计算方法，以狭义铸币税来衡量，虽然铸币税只占到美国ＧＤＰ的０．４３％，但是每年获得这样一笔固定收入也是不小的净收益。按照美国２００７年１３．２万亿美元的ＧＤＰ现值计算，则当年的铸币税收入大约为５７０亿美元，其中从海外获得的部分大约在３１３亿～４００亿美元之间。而如果按照广义铸币税的概念，同期美国政府给别国支付的国债利率为４．９％，而别国政府支付给美国的政府债券的利率为６．３％，利率差额为１．４％，假设全球２．６万亿美元储备全部都是美国政府债券，则国债收入就有约３６４亿美元左右。
除了获得以上的实惠，国际货币地位还使得不论美元是强是弱，都很少能挫伤美国经济。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陈宝森指出：“强势美元姑且不说，在美元不断贬值时，美元资产的国外持有者即使想抛掉美元也很少有更多的选择，除了可能做有限的置换外，美元资产持有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坐看美元价值的缩水。而美元贬值对美国来说，只要国内不发生大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并无大碍，反而有促进出口的好处。另外，美国持有的国外资产是以外币计价的，美元贬值时，它的国外资产升值，这将有利于改善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不过，如果美元持续贬值到使持有者丧失信心，尽力避开美元，致使霸权旁落，让其他货币起来分庭抗礼，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
在这样一个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世界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变得越来越金融化。美国无需为其进口和投资换汇付款，因此可以长期积累高额的经常账户赤字。美国政府也可以长期维持联邦赤字，因为外国投资者和政府更愿意将其外汇储备以美国政府债券的形式持有，这使美国财政部可以通过销售政府债券为赤字融资。在别国的国际储备逐渐增加的同时，美国的国际储备却并不减少。别国国内增加的货币投放通过乘数作用起到扩张信贷的作用，使实际资产价值缩水，而美国在赤字扩大的同时，则进一步进行各种资产证券化创新，并要求别国继续开放国内资本项目，接受美元的不断流入。美元货币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纵观全球，目前这一状况正在逐步加剧。近十年来东亚和中东产油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贸易顺差快速扩大，他们所持有的各类美元资产也日益增加。根据ＩＭＦ的研究，近十年来国际跨境的金融资产存量增长了三倍多，发达国家的私人机构投资者和新兴市场的政府部门是主要的国际资产持有者。这恰恰体现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日益变得金融化的特点。
这一过程加强了华尔街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美国的霸权从依靠加工制造业日益转向依靠金融实权。各储备国的金融利益与美元的利益日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当前，流通中的美元以及美元资产的迅速增加已经成为导致世界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则凭借雄厚的资产规模继续垄断和控制美元和大宗商品的价格制定权。由此可见，以货币为链条，美国构建起了一个服务于美国利益的金融之网。在其中，货币的霸权地位服务于美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并为维护有利于美国的金融体系开辟道路，美国得以借此长期保持国际霸主地位。可以说，是美元帮助美国巩固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而后者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着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国际货币所需承担的成本
首先是“特里芬难题”。“特里芬难题”所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状况：一方面，由于储备国持有储备资产是以发行国对外提供支付为前提的，这对发行国而言意味着必须长期保持贸易逆差；但另一方面，发行国若长期不消减国际收支逆差，则又会使储备国对发行国货币的信心下降，从而导致汇率下降，甚至发生抛售货币的现象。这是在信用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储备制度与清偿能力的创造机制之间存在的根本性矛盾。
上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就发生过这一现象。当时美国的主要盟国日本和西德实现了经济起飞，两国出口贸易额从战后初期几乎为零的水平迅速增长，加总起来已经超过美国的出口额。美国出现持续的大额贸易逆差，加之美国国内的高通货膨胀，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出现危机，争相拿本国的美元储备兑换美国政府的黄金，这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此后美元采取了浮动汇率制，虽然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但是“特里芬难题”并未因此消失。例如，当前美国的大量逆差已再度危及各国对美元的信心，部分国家开始秘密调整其外汇储备结构。不过，由于顾及集体挤兑将给各方带来损失，因此目前总体而言，国际上对美元还是持观望的态度。
其次，承担维持金融稳定的责任。货币发行国在享有“世界中央银行”的权力时，也隐含着需要承担起维持国际金融稳定的责任，尽管在现实中发行国可能并不这么做。当储备国发生诸如流动性危机的问题时，发行国就面临着是否提供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贷款的政策挑战，袖手旁观将招来声誉上的谴责。
第三，不对称冲击对国内政策的反向影响。在发行国货币政策对别国带来不对称冲击的同时，储备国的货币政策也会反作用于发行国。尽管通常而言这种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如果若干储备国同时采取与发行国的货币政策相悖的政策，则有可能对发行国造成反向冲击。
第四，如果国际货币的流通域被另一新兴货币压缩，将可能引起发行国的经济波动。当国际上新兴起另一关键货币时，通常储备国会将所持有的国际货币抛出，以换取新兴关键货币。如果发生集体抛售的现象，则会加剧发行国的货币贬值，并推动其国内通货膨胀，给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通常发行国会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阻止对其货币的抛售。
第五，金融创新引发因货币市场“厚度”（泡沫）过厚而带来的风险。如果储备国将持有的发行国的储备用来购买发行国的实物资产、尤其是关乎国家安全的资产，这可能会引发发行国对国家安全的恐慌。因此对发行国而言，需要不断创造高收益的金融产品，为储备国的外汇资产提供一个理想的去处。金融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就是这样的产品。但是创造金融产品的过程也增加了发行国货币市场的“厚度”，一旦发生危机，将导致债务链条断裂，信心塌陷，甚至可能引发大面积的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就是例子。
比较国际货币所获得的收益与付出的成本可以看出，相对于国际化带来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经济政治收益，国际货币所需承担的成本是相对有限的。另外，随着国际货币及其资产在全球扩张，发生货币逆转的成本也越来越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国际货币国与储备国的利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使抛售发行国货币的可能性被降低了，全球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发行国共同承担维持金融稳定的责任。此外，国际货币出现大幅度回流固然会对发行国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乃至经济造成影响，但是如果货币回流的量很小，对发行国的影响依然是相对有限的。货币抛售是一个发生率很低的事件，因而在通常状况下，将难以对货币发行国产生可见的影响。由于这些原因，大国通常都不吝可能负担的成本，尽力追求本国货币国际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
人民币的国际化
目前，人民币所处的国际地位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严重不匹配，并且随着金融进一步开放，还有加深的趋势。目前，人民币在国际上支付、计价、结算和储备的比例都微乎其微，中国的对外贸易和金融交易主要以美元或者欧元等国际货币计价和支付，中国的外汇储备也主要以美元资产的形式存在。依赖美元的现状使中国将巨大的利益拱手让给美国，同时还对本国经济发展造成各种瓶颈和制约作用。
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收益
与依赖美元为主导的货币体系所损失的利益相比，如果人民币实现了国际化，将给中国带来多方面的现实收益。
首先，获得铸币税收益。据估计，目前在境外流通的人民币不到人民币发行量的２％。如果人民币能成为国际计价和支付货币，甚至成为储备货币，将为中国带来相应的铸币税收入。根据有关学者的估算，人民币若能在２０１０年成为区域内的关键货币之一，则十年内中国可获得近７５００亿元人民币的货币国际化收益。
其次，巩固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联系。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以美元、欧元和日元等货币计价，以人民币计价的部分基本为零。如果实现以人民币为单位进行贸易计价和结算，将有利于规避汇率变动风险，节约贸易和结算的交易成本。另外，别国出于对人民币需求的考虑，也会以优惠条件向中国出口商品以换取人民币。这些都将有助于扩大中国的对外贸易。
第三，维护中国的金融稳定，促进金融发展。依靠美元的状况给中国的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不稳定性。如上所述，大量的美元流入会带来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等潜在风险，而美元短缺则可能出现相反的问题。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掌握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则将减少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同时，各类人民币金融产品将获得快速发展，中资金融机构将获得更大的服务收益，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将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第四，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增加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支付和人民币金融交易的货币需求，从而起到缓解人民币升值、维护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作用。
第五，在未来亚洲货币合作机制中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区域货币合作已经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并不断深化。由于尚不能自由兑换等原因，目前人民币在区域货币互换和危机救助等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都相对有限。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有利于提升中国在亚洲区域合作中的地位。
此外，无可置疑的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于加强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声望，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有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
不可否认，人民币国际化也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首先，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兑换需求，中国需要持有大量的美元储备。这将减少投资于其他高收益金融产品的资金回报；其次，成为国际货币需要承担起维持金融稳定和提供最后贷款人贷款的责任，例如当区域内发生流动性紧缩时，需要为维持金融稳定提供流动性支持，而这可能对国内政策造成影响；第三，国际上以人民币为媒介的资金运动可能会对国内的利率、汇率和物价水平造成影响。鉴于中国目前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还较弱，为抵御国际上资金运动的冲击需要付出的成本可能更高；第四，如果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出现挫折，货币出现大规模回流的情况，则将给国内的经济金融改革带来重大挫折。
比较货币国际化的成本和收益可以看出，相对于需要付出的代价，人民币国际化所能带来的收益将是系统性和长远的。如果能够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尽可能减小货币国际化的成本，并避免国际化进程发生逆转，则人民币国际化更是值得大力推行。
概括地说，中国依赖美元的货币状况，使美国获得了从长期控制中国的财富、经济金融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的手段，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融入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过程，这对经济发展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潜在风险。而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则有利于中国自主地维护本国利益并在国际上发挥积极作用。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迫切需要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付诸实施。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含义
首先，人民币的国际化应当被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实施。不可否认，国际货币的崛起离不开一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整体提高，但在并非中性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国际货币地位的实现并非简单的自发行为，而是与国家的整体战略部署密切相关。货币领域的竞争本身也是大国政治经济利益争夺的一部分，并有助于维护和加强国家的整体政治经济利益。因此，为了维护中国的货币主权和利益，不应当简单等待市场的力量自发推动人民币实现国际化，而应主动将货币的国际化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推进。政府需要有一个全局的安排和战略部署。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应当针对中国的现实逐步推进。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是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和汇率自由浮动。但这种观点将货币国际化简单等价于资本自由化，而忽视了其不同层次和阶段。有专家提出，国际货币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流出国境，在边贸以及与贸易伙伴的贸易中作为支付手段。要成为该层次的国际货币，货币需要计值稳定，同时可以比较便利地成为计值手段。第二，被第三国用于与其他国家之间贸易的支付手段和债权债务的结算手段。货币要在该层次具有国际性，除了需要具有稳定性之外，还要有可兑换性。第三，能够作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这要求以该种货币计值的金融资产具有保值和增值的可能性，并且还要有相当的市场容量。按照上述说法，不同层次的货币国际化分别需要满足不同的条件，包括作为贸易支付手段的便利性和汇率稳定性、作为结算手段的货币可兑换性，以及作为储备手段的保值性和市场规模等。这也就是说，货币国际化并不简单意味着资本项目自由化，或者以后者为必要条件，而是可以分层次、分阶段地实施。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应当针对中国的经济金融现状逐步推进和实施，而不必从一开始就同时满足以上三个不同层次的国际化要求。不顾国情地进行全面资本项目自由化，由此导致的金融不稳定反而会给本国的金融体系造成负面冲击，即使人民币实现了国际化也会发生逆转。
人民币国际化的
有利和不利条件
当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需要对这些因素有一个充分考虑。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五个有利条件：首先，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与后盾；其次，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应对国际化中的货币兑换需求；第三，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不断深化，并存在日益增加的贸易逆差，可以先从周边做起；第四，持续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国际社会有接受人民币的意愿；第五，上海、深圳和香港等金融市场日趋成熟，特别是中国拥有香港这样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将其作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桥梁；第六，中国是大宗商品如石油、粮食和矿产等的大交易商，这有助于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推出以人民币为单位的计价支付和扩大商品定价的自主权。此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入，市场也已催生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不可否认，当前人民币进行国际化也存在一些不利条件。首先，中国的资本项目尚未全面放开。目前中国的经常账户已经实现了可兑换，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日益增加，但是尚存在一定限制，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障碍，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从有限条件下的国际化开始做起。其次，可交易的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还非常有限。这限制了人民币成为储备和交易货币的手段，决定了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三，国内金融市场欠成熟。第四，经济增长存在不稳定性。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从制度建设、政策策略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入手推进实施。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并综合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与不利条件，我们认为，中国应当在稳健的基础上进行有序的货币国际化，可以采取渐进的方式，从谋求在资本项目不完全开放条件下的、有限度的国际化开始做起，同时在时间上坚持对美元缓慢升值，在空间上侧重周边国家与地区、尤其是香港的人民币国际化，在顺序上先进行计价结算后成为储备货币。实现这些措施需要通过政策的相互协调和配合，这也使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货币在国际上的性质
可以归纳为：
第一，主权国家货币流通域的存在分隔了全球统一的货币市场，也形成了国家间货币利益相互竞争的基础。
第二，国际货币体系并非一个建立在纯粹市场基础上的中性体系。货币所代表的国家权力和利益特征，使若干关键货币主体在其中不断追求扩大其货币流通域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
第三，关键货币获得的利益包括铸币税，以及影响别国的货币、金融资产价格乃至实际产出和就业的主动权等。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是国家财富的直接创造者。
第四，货币在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比在国家内部更激烈。由于在国际上不存在高于国家的更高的权威，因此若干关键货币在其中不断争夺货币流通域并试图长期垄断该体系。与国内相比，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
第五，国际货币权力争夺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货币的流通域。货币流通域越大，以本币计价的资产规模越大，货币的定价权就越大。
货币背后的权力特征使蒙代尔感叹道，“强大的国家拥有强大的货币”。
需要指出的是，有人认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衍生品大发展、货币日益电子化的条件下，国家的货币权力正在被市场的力量所取代。这种观点恰恰忽视了货币的社会和政治属性。无论社会形态如何变化，只要主权国家存在，基础货币的权力实质就不会弱化。事实上，在全球化和电子货币的时代，国家的货币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