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一役，现已初胜。若论收获，最具长远价值的当属施政应公开、透明的观念得以大大加强。这是艰难的一步，但是是一个现代政府必须迈出的一步。在这种观念变化的背后，是各级政府和官员开始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民意在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感受到民意所能左右社会局势的强大力量。
“民意不可违”，这种朴素的执政观念自古有之。以重视程度而论，建党建国以来，舆论宣传其实――直是政权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只是在某些部门、某些官员身上，对舆论的重视一度演变为对舆论一律的追求，对民意的控制和利用。这些，实际上是和现代社会的要求背道而驰。另―‘方面，囿于传统的思路、做法和制度，有相当多的政府官员即使有心，也往往无力去透彻地了解民意。
如何高效、准确地倾听民众的声音，这是一门行政管理的艺术。如同其他组织的管理一样，我们也需要在这一领域做得更加精细化。缓慢、模糊和走样的倾听只会导致判断的错误和施政的偏差。
在传统的结构中，政府了解民意的途径大致有这样几类：
1、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中国特色的代议制强调的是代表本身的广泛性，各界各族汇聚一堂听取汇报，审议法案。任务重，时间紧，更多是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立国理念，代表与官员之间难以作深入、细致的沟通。
2、新闻报道，包括内参之类的内部报告及网络媒体的自由论坛。它们在反映具体事件的民情舆论上有独到的优势，但也面临着报道空间、视野等局限。
3、实地考察调研，既有领导的公开视察和微服私访，也有派出的特别工作组。这是一种比较直接的民意搜集方式，以所见所闻来获取第一手信息。其缺陷是容易流于形式，不易持久和系统化。
4、信访制度。在一些弱势群体看来，这几乎是他们惟一的表达意见的渠道。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充满个体色彩的庞杂信息对政府部门形成对民意的完整认识几乎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5、内外部的政策研究机构。为特定专题所做的研究，会在某种程度上更准确地反映现实。只是，这种专题的选择关注的多是上级的取向，而不一定是民情的焦点。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离不开对民意的科学和系统的倾听，而这有赖于我们在现有了解民意的渠道外，作更多制度化的安排。
近期，一些地方政府开始逐步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并一致强调发言人的“实职实权”。这既能准确反映政府的声音，也能通过这一渠道了解传媒及民众对政府工作的关注点。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而在各地，一些更加专业、有参政议政热情的人大代表的涌现，对民意的传达无疑有积极的推动。
比较一些行政管理相对成熟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在倾听制度的建设上，还有更多的做法可以借鉴。
香港特区政府对国家安全条例立法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设立一项与公民基本权利密切相关的新法案，势必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从政策的咨询、修改过程来看，香港特区政府可谓做足工夫。而在相当多的市民对法案还存在疑虑的情况下，港府决定延迟立法审读，继续咨询，则充分体现了对民意的尊重。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民众的集会、媒体的参与、议员的表态、特别关注组的设立等，都体现了港人在表达民意和吸收民意上的成熟。
一个理性的社会，有认识上的分歧和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府在无法清晰听取意见的情况下导致错误的决策。
在18年前《南风窗》杂志成立之初，编辑部曾进行了国内最早的非官方民意调查，就一些重大政策询问市民意见。此后，又进行了“十大杰出公仆”等调查评选活动。这些调查对政府准确了解民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果说，这只是一个媒体出于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考虑而作的尝试，那么，在18年后的今天，理应有更多的指标被纳入一个独立的调查平台，以报告日常的、精确的民意动向。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看到如同证券指数一样定期发布的“执政指数”：政策满意度、官员支持率等等。在许多国家，这些民意指标正是政府官员的“指挥棒”。
而从长远看，大量代表不同利益主体的社群和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才会使民意得到更理性的梳理和有效的放大，才会使政府对民意倾听的艺术达到新的高度。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