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向往着文明生活的民族而言，没有什么比下面这种现象更让人不安的了：经济力量飞速成长，变化日新月异，与之相伴随的却是政治的幼稚自满、社会的散乱沉寂、知识精神的肤浅平庸。因为经济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活泼、昂扬，但却十分鲁莽，它在不断地建设创造，同时也在不断地破坏。人们常常用水来形容财富的属性，的确，如同江河一样，如果疏导得法，它可以像母亲一样养育人类，带来富足安宁；如果你不懂得驾驭它、导引它，它迟早会冲出河床，泛滥成灾，摧城毁国，使家园瞬间从繁荣变成荒芜。
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情况正是如此。从1871年到1891年，短短20年时间里，德国的铁产量从156万吨增加到464万吨，增长了3倍多；钢产量从25万吨增加到235万吨，增长近10倍；煤产量由379万吨增加到942万吨。铁路里程也比以前扩展了一倍多。在许多重要的经济指标上，德国已经超过了法国、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在电气、化学和光学等当时的新兴产业中，德国的表现尤其突出。
但是，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在1895年，韦伯发表了他担任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的就职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在演说中，他对德国忧心忡忡，甚至说：“我们唯一还能做的或许只能是：为一个更伟大的时代之来临驱马先行! ”让人惊奇的是，究竟是什么让这个冷静的思想家变得文人般地悲怆，更让人惊心的是，又是什么使他的这个可怕预言成为事实？
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远较欧洲其他国家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德国的市民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了（虽然如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早期一样，德国国内也存在着严重的收入差距）。如同控制着德国命运的容克地主和大资本家一样，他们分享着一种自鸣得意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陶醉在经济的成功之中，在他们心里大约以为自己这一代人已经走到了德国历史的尽头，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值得思虑和奋斗的，唯一需要动脑筋的就是挣钱和享乐的手段与花样。用韦伯的话说：“在民族统一完成以后德国充斥着‘政治厌倦症’，新生代德国市民阶级尤其钟情于一种德国特有的‘非历史’与‘非政治’的精神。”对于其他民族，他们有着一种日耳曼人特有的傲慢，德国的经济成就极大地鼓舞了这种傲慢。虽然整个市民阶级既害怕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魔影，也不满德皇的家长式专制。但他们又唯恐这些东西打搅他们的幸福生活，总是尽可能地远离之，遗忘之。如果有谁向他们提起这些事情的存在，哪怕只是含蓄地、隐约地、充满善意地提醒，他们都会觉得是对自己绝大的冒犯。古人云：“恶人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悖矣。”或许他们以为不劳自己费心，经济成就可以自然地克服这一切，或者是只要经济永远地增长，所有这一切都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市民阶级的这种“政治侏儒”症正是韦伯担忧的原因。他看到，在当时的德国，没有一个阶层和团体有足够的政治成熟，可以成为德意志民族政治意识的担纲者，“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 盘踞或企图盘踞在政治统治地位上的, 除了“经济上的没落阶级”，就是远未成熟的“政治侏儒”，要么就是“一群没有政治意识的市侩”，急功近利的庸俗经济学通过国家的经济政策而深入人心。因此，在德国繁荣的背后，韦伯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景象：“德国的任何一个角落现在都是丑态百出,让我们觉着无地自容。”也正是这种政治上的不成熟最终将德国引向了灾难，断送了德国的繁荣。
不用花费太多的精力去研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地想象韦伯的杞人之忧在当时的德国是多么不得人心，多么偏激。但是，如果知晓韦伯这种文人似的危言耸听后来被证明是先知的预言，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健康的心灵能不被震撼。
大约在韦伯的演讲半个世纪以前，在被革命折磨着的法国，托克维尔为他的《论美国的民主》写下再版序言的时候，他希望那些法国革命的战士，成为成熟的立法者。虽然时代不同，但他的用意与韦伯类似。或许我们还可以说他的劝告比韦伯的演讲更富“建设性”、更具“理性”。他说：“所以我们只应当研究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动乱不已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永久康宁的共和国，是一个有条不紊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共和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共和国还是一个黩武好战的共和国，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国还是一个专横的共和国，是一个威胁财产和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权利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承认和以法保护这种权利的共和国。”如果一个民族的文艺可以复兴，必定是建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因为“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对法国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整个文明世界也有重大意义。如果我们能在这个问题上拯救自己，我们同时也能解救我们周围的一切民族。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就会使这些民族同我们一起失败。随着我们将要建立的是民主的自由还是民主的暴政，世界的命运将会有所不同；而且可以说，这实际上也关系我们的今天，即关系我们的共和国是到处受到拥护还是到处被人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