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片魂牵梦萦的土地，无论身在何方，无论时间悠邈，都不会改变。那就是故乡。我的故乡江苏常武地区，曾号称“二百年来东南士林第一家”(龚自珍语)，一马平川，湖沟交错，鱼肥稻香，侬亲我近，文物传扬；也曾是现代中国社队工业(即后来的乡镇集体企业)的发源地和经典苏南模式的核心地区。三十年弹指一挥，厂房密布，马路纵横，死水微澜，物非人非，曾经的记忆再也难以找回。
我的父母兄弟至今仍然生活在这片已经天翻地覆的土地上。浓郁的乡土情结，使我对于记录大变局时代故乡变迁的文字，不管褒抑，总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关切。作为一本严肃杂志的从业者，职业要求用客观理性去超越这种情感，但这种关切，却也不是冷酷的刀锋所能轻松割掉的。这是我在《南风窗》上读到龚浔泽文字的感受。
我以前在《南风窗》上曾读过龚浔泽的文章。龚浔泽与《南风窗》的工作关系起始于2003年9月。那时他也刚离开大学的校园。《南风窗》编辑谢奕秋在网上搜索资料时偶然看到了他的一些文章，觉得颇有见地，恰巧当时杂志有一个地域选题的构想，就设法与他取得了联系，并进而有了《南风窗》2003年9月(下)那期题为《求解江苏难题》的特别报道。收入那组报道的几篇文章，如《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较量》、《碎片化的省域》、《从苏南到苏北》、《南京突围》等，已沉淀为平面出版物中论述江苏发展的经典，也被多家研究性或资料汇集型网站收录、转载。其后，杂志与他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龚浔泽也多次为《南风窗》贡献有关文章，涉及“市管县”、“仇和履新”、“苏州模式”等多个话题，反响都不错。这些文章与他思考江苏发展的其他文字一起，终于汇集成《江苏脉动》一书。
除了已在《南风窗》上发表的文章外，今年早些时候我也读完了“江苏发展的思考”系列文章(亦即《江苏脉动》初稿)。我并非经济学尤其是区域经济方面的研究者，亦非经济学科班出身，但作为一个对苏南发展比较关心也有些了解的读者，我个人认为，作者对苏南发展的回顾和总结，尽管学术上可能不够规范，但其价值却超越了研究范式的制约，散发着思想的活力，远非一些所谓的规范研究和权威项目所能比，尤其是在对实践的反思和思考问题的逻辑方面。
在今日中国，苏南地区不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一直认为，它依然是当下中国最好的地区。如果它的空气和水能够更洁净一些，它毫无疑问将是中国未来区域发展最有价值的实践样本。作为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种经典模式，苏南模式的研究近些年来一直是显学，因此，作者的研究虽然立论和资料可能会与其他研究有不同之处，对苏南以及江苏乃至全国的未来之路也会有所提醒和指引，但本质上只是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书中对温州模式和浙江道路的探讨和论述也同样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所有关注“江浙经验”特别是“江苏经验”的人们从中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
江苏并不仅有我有直接体会和感悟的苏南，对于长江以北更广袤的江苏，我并不了解，但那里应该代表着更为广大的中国社会。事实上，苏北地区正在发生的变化在全国范围内的代表性也更为普遍。后发展地区渴望迅速改变、摆脱贫穷落后的渴望是区域发展最大的动力，而中国社会这30年来发展的路径，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给予后发地区的强化的印象不外是招商引资和工业化。近些年我陆续听闻一些故旧相继把原来设在故乡的厂、坊搬迁到苏北地区。而且，随着发达地区产业升级换代和产业转移，这种势头更加汹涌。苏南地区发展过程中遇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曲折和悲剧会不会在苏北重演?这使我颇为担心。
不仅仅苏北地区，《南风窗》的记者们这些年在其他一些后发展地方采访得到的信息也表明，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位于沿海、变通日益便捷、科教基础相对较好的苏北，处于接受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前沿，在这个层面上讲，苏北地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其个性，也有共性，特别是其共性能否得到妥善应对，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苏北和江苏。
与苏南研究相比，苏北研究要冷僻得多，成果也远为贫乏。因此，此书对苏北的思考、研究和阐述就有了进行填补空白的价值。特别是顺应苏南与浙北、浙南的比较而承接下来的关于苏北的思考，不仅仅对苏北。也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农耕条件优良、人口密集的平原后发展地区有参考的价值。
对于后发展地区来说，样本研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学习其提供的成功经验，更在于如何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