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光绪帝御批开始，山东大学建校已近110年历史，1930年代的山东大学曾享誉远东，1950年代的搬迁、2000年的三校合并，几度变迁，今天，这个老牌名校悄然间成了中国规模最为庞大的大学，躲在孔孟之乡，默默无闻、踏实为学。
校部机关办公楼是山大校园里最破旧的建筑之一，正在建设的新办公楼让给老师们做办公室了，新来的校长徐显明说要给予学者们最大的尊严，“至少得让每个老师有个独立的办公室吧!”
从中国政法大学到山东大学，徐显明已有近10年高校校长的经历。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从徐显明身上，记者能够体会到的除了对山大的热爱，就是对中国高校行政权力侵害学术权力的切肤之痛。这个出身法学的校长，有着人文知识分子典型的治校思路。他说，山东大学要成为中国最具德性的大学，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都能诵《论语》、吟《道德经》。
从北京到济南。徐显明感概“京华多浮尘”。可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权法领域顶尖的学者之一，他依然要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既要管理一所大学，又不愿意放弃学术。徐显明说，他分身无术，各种工作都要勉力维持。这几乎是中国高校校长共同的困境。
慎用自主招生
《南风窗》：今年的高考招生计划有两大特点：一是各个部属重点大学纷纷减招本地学生，二是扩大自主招生规模。早在2006年，你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就推行了减招本地生的改革。当时应者寥寥，现在似乎成为各校共识了。
徐显明：可以这么理解，2006年政法大学减招本地学生的做法现在已经发展为一项国家的招生政策。公平分为两个含义，一个是机会均等，另一个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当时政法大学的做法价值就在于追求高考招生的机会公平。
《南风窗》：在上世纪30年代，山大曾经出现过一个臧克家，当年他数学考零分，可是闻一多也能把他招到中文系来读，如果这样的学生出现在今天的考场上，你认为还会出现当年的结果吗?
徐显明：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我们会让山东大学产生第二个臧克家，但高考现在还没有结束。30年代的体制，每个院都可以进行自主招生，当时闻一多是山大文学院院长，是他去说服校长一定要录取的。
今天，事实上，各大学的校长，对于自主招生权都非常慎重，我也一样，一直要求学校慎用此权。招生的根本目的就是选拔最好的学生，招生无论怎么改革，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保证机会均等，一个是保证优秀的生源不被改革所忽略，改革的目的也是寻找优秀的生源。
《南风窗》：慎用自主招生权是不是因为随着高校权力扩大，有可能产生特权、腐败这些问题?
徐显明：目前我们的招生环境存在不安全因素，自主权过大，对大学来说就存在一种危险。作为校长，如果你缺乏能力拒绝或者顶住各种压力，招来的学生就一定不是好学生，实质上就违背了招生的本质。所以我说要慎用这个权力，而且这种权力的行使一定要在阳光之下。这项权力带来的另一种危险，是会产生某些不公平现象。比如说自主招生的时候，进入你视野的才是自主招生的范围，但是大量的学生并没有进入招生者的视野，这就出现了一个机会上的不公平。
《南风窗》：除了闻一多，30年代的中国大学，还有很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情况，但并没有觉得说特权产生了不公平和腐败。到了21世纪，国家强大了，反倒在出现特例后。媒体和公众习惯性地质疑其公平性。
徐显明：30年代的大学，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不像今天那么紧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拒绝和排斥社会压力的能力很强。另外30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明显是富人的教育，精英的教育，穷人的孩子是没办法读到的。但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向大众化发展，大众化教育带来的问题就是大学办学的民主性。所以现在大学里面任何人都有权力来批评大学，30年代的大学跟大众是没有关系的，只是一部分人的事情。
分权以去行政化
《南风窗》：现在公众对于大学的批评，似乎集中在高校的行政化，校长的官僚化日益严重，你认为这是当今中国大学最大的积弊吗?
徐显明：一所大学里有四种公共权力，第一种是政治公共权力，也就是大学的决策谁来做出。中国大学大多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集体决策。第二个公共权力是行政权力，由校长来行使，对内行使管理权，对外代表学校。第三个是学术公共权力。由学术权威来行使，一个大学里面一定要有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是由教授组成的一个公共权力。第四个是民主功能权力，每个学校都有教代会，教代会行使权力的主要方式是对大学运作过程实行监督。
体制上的重要问题，现在大家批评得比较多的确实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但是高等教育还有一个功利化的问题，在一些低层次学校里面还有一个世俗化的问题。
行政化的主要表现是用行政上的权力来替代学术上的权力，另一个表现就是，用行政上的权力来替代民主权利，所以使民主的公共权力和学术上的公共权力被边缘化和替代化。
《南风窗》：中国的大学里，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侵害几乎普遍存在，这一轮的改革中，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山大会有一些大的措施吗?
徐显明：我们会有比较大的改革。过去大学基本是关起门来决策，教授几乎不参与，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就是要开门决策，在决策的全过程中邀请教授参加，邀请教代会代表参加，把决策过程变成民主的参与过程。具体的制度设计我们正在进行当中。
第二个改革，我们准备实行学部制，山东大学有47个学院，学科划分过细，已经使学科之间形成壁垒。过细不利于新的学科的产生，也不利于培育交叉学科，所以我们现在想在这47个学院的基础上设立一些新的学部，它是一个学术组织，全部由学术权威、知名教授来组成，由学部去指导学术发展，将学术的发展置于教授的思维控制之下。
《南风窗》：学部是在学院和校领导中间形成一个中间层吗?行政体制的改革一般来说，是应该减少管理层级的，山大这样的改革是否意味着增加管理层级?
徐显明：不是增加层级。现在大学里，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在各个学院里面，资金、平台、人才、福利等等问题，这个院几乎就是一个小社会，里面交杂了政治、经济、学术，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改革，就是要把院里面的学术部分剥离出来，剥离出来之后交给这个学部，比如，如果这个院里面要引进人才的话，就不再是院长一个人说了算，而是要他上面的学部来决定，这是教授治院的基本模式。
《南风窗》：这是一个分权的过程?
徐显明：对，就是要把各种权力的集合体破解掉，先把学术的权力分离出来，由最权威的教授来行使。我相信这是一个改革的趋势，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先分离， 没有分离的话，那么行政权力替代学术权力似乎就是必然的。
《南风窗》：对你来讲，做这样的改革，初衷是什么?
徐显明：我们只是在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来办学，使他恢复规律而已。这也仅仅是我们改革的第一步，希望能从制度上来解决大学过度行政化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在进行第二个改革，山东大学现在正在讨论“一把椅子的理论”，现在我们很多高校对老师的尊严既有第一次侵害，也有第二次侵害，第一次侵害是指一个老师进入大学以后，他没有独立的尊严空间，大学没有给他提供自己控制的研究空间，具体说就是很多老师没有自己的研究室，连工作人员都不如。第二次侵害。就是教师到院里面去，或者到校级机关里面去，当他推开处长的门，或者哪个办公室的门，假如这个办公室只有一把椅子，那么应该谁来坐?
当他推开校长的门，如果只有一把椅子，校长应该赶快把椅子让给老师来坐。不管在哪里，当你能够做到始终是老师坐那把椅子,我们的行政工作、管理工作最终为教师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的理念才能建立起来。
《南风窗》：这只是一个设想中的理想状态吧?
徐显明：这可不是什么理想状态，只是正常的状态，问题是现在我们很多大学都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我们现在许多大学，老师推开处长的门，遇到的是冷脸，不要说让你坐这把椅子，可能客气的话都没有。
大学排名很荒谬
《南风窗》：最近这些年，各种版本的大学排行榜层出不穷，从政法大学到山东大学，作为一个校长。你通常如何面对这些排名?
徐显明：我是不赞成大学和大学之间进行对比的，大学之间唯一可以比较的是学科，比如说单科性的大学就像苹果和橘子，多科性的大学就像香蕉，而综合性的大学像葡萄，把苹果香蕉葡萄放在一起，谁是第一，这个命题是很荒谬的。
另外，有的大学是提供经济服务的，有的是法律服务，有的学校是提供原始创新，有些大学是提供方法改进的。你说哪一个第一，这个命题同样是很荒谬的。所以。大学有他的不可比较性，这个不可比性就在于每个大学都有他鲜明的个性。
《南风窗》：排名在社会上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大学特色不是很鲜明，办学同质化的情况比较严重。
徐显明：大学排名是美国人的发明。我叫它美国主义，美国主义是科技主义，而科技往往都会变成数量，成为数量主义，导致对大学无尽的伤害。因为在排名中，大学最宝贵的几个东西被排掉了，第一是大学的德性，表现在责任感，你这个大学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承担了多少责任，师有师德，生有生德，校有校德，但道德不能数量化，排名当中没有哪一所大学的道德被算在里面。
第二点，美国主义最不科学的东西，就是美国的大学很少注重思想，你看这一两百年里面，美国产生了多少个思想家，是很少的。像欧洲产生福柯的大学，产生哈贝马斯的大学，这些大学对人类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产生诺贝尔奖的大学。思想是不能排名的，可思想恰恰是一个大学最本质的特征，没有思想的大学叫做大学吗?
第三，大学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才，现在的大学排名缺乏对大学人才培养的计算，就是这个大学的成材率没有被统计出来，一流的大学有一流的成材率吗?
再有，排名把特色给灭失了，特色是不能排名的，一个大学最宝贵的这四样东西，在大学排名里面是得不到体现的。所以说大学排名是一个只有商业价值而没有科学价值的东西，而且会对社会产生贻害无穷的误导。
大学不是职场
《南风窗》：就业恐怕是学生、家长最为关注的事情了。大部分中国学生进名校就是为了毕业时能找一份好工作。这对校长来说有压力吗?
徐显明：学生就业，几乎所有大学都面临共同的问题，一是学生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学生要找一个与期望值对应的工作，目前可能有困难。二是一个人适合做的工作，和社会上提供给他的机会之间存在差距。第三才是现在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影响，比如说经济危机。另外。大学进入到毛入学率20％多的时候，产生的功能过剩。有些教育学家认为中国大学的发展超越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这只是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可以解释学生就业的困难。
但是对优秀的大学来说，我们学校受到的影响并不明显，我昨天到生命科学学院去，他们的签约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大概只差2％－3％。
《南风窗》：1916年蔡元培做北大校长，他讲，大学不是职场，大学不培养为了职场而去努力的人。你同意吗?
徐显明：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我们应该为学生的一生着想，而不是仅仅为学生毕业的那一刻着想。美国有一个统计，说是在学生毕业6年内，是变换工作次数最多的阶段，越是优秀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变换次数就越高，因为他第一次的选择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所以他会不断变换选择，一直到最理想为止。而这些优秀的大学恰恰就是给了学生适应变换的空间和能力。
厚重山大
《南风窗》：那刚才说到的特色，现在的教育部也说要强调办学特色，就山东大学来讲。你希望它具备怎样的特色?
徐显明山东大学属于综合型、研究型、开放型大学，这些特征都属于山大的历史特征。山东大学有两次历史上的辉煌，一是30年代，一次是50年代。现在我们要追求第三次辉煌，这次辉煌从2000年山东大学和原来的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合并以后开始。目前我们的规模，在校生人数是全国第一。
《南风窗》：规模大应该也是双刃剑，规模大不是往往会成为教学质量提高的障碍吗?
徐显明：是的，规模大相对的成材人数就多，但对于质量提升，是灾难性的。因为规模越大，质量提升的难度就越大，是反比例的。高质量和大规模之间，世界名校中，几乎没有一所学校能协调。所以我们就在寻找另外一种办学方式，也是山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办成中国式的加州大学，山东大学现在有个威海校区，准备恢复在青岛办校，将来要办成一个综合的大学系统。另外，现在我们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正在酝酿中，山东大学一定会办成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大学。
《南风窗》：山大有什么特殊的优势或资源?
徐显明：我们本就以文史见长，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诸如孔子、孟子、孙子等都出自山东，这是我们的地缘优势。这些传统文化研究的中心，一直是在山东大学，我们要打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大学，下一步是建立世界一流的儒学研究院。我们准备面向全世界招聘最杰出的人才。
在我们的通识教育中，同样也会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特色，诵经和读典将是山东大学学生的必修课。我希望，山大的学生在离校的时候，每^都应该会背诵论语，会吟诵道德经。这些基础的素养，会让学生终身受用。
《南风窗》：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性的增加，中国高等教育校际竞争也将会越来越激烈，那么，你希望在社会公众和广大高考学生中，山东大学保持一个怎样的形象?
徐显明：山东大学是一所不善于张扬自己的大学，校风之一就是低调，踏实做事，这和整个山东的文化是一致的。山大学生的后劲很足，三五年之后才知道，作风的朴实，做人的老实，做事的踏实，还有对事业的忠实，山大以“实”为自己的特色。
如果要表现一生的厚重的话，就来山东大学。山大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的水平一点也不比北京那些天天在各种讲座上客串的学者差，他们都在校园里做扎实的学问。
有句话叫“京华多浮尘”，很多学者，人到了京华之后，道德和心理都会发生变化，京外学者是要做十分的努力，才能取得一分的成绩，对于北京有地缘优势的那些大学，做一分的努力，就有十分的收益，他不做学问，但地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有天然的优势，进行学术信息的批发，国家的某一个决策他最早获得，获得这个信息后，虽然不是他原创，他只是个传播者，他也到其他大学演讲。他把信息的散播过程当成提升和巩固自己地位的过程，我把他们都叫做信息批发者。这些人，当沉下来追问他对社会贡献了多少思想的时候，很可能是零!
过去总讲，学者还要保持适度的清贫，适度到能够维持自己的尊严就可以了，维护尊严的主要责任在学校，学者过度富有，把学术当饭碗，用学术来牟利，追求奢侈浮华的生活，是灾难。学者一旦过度富有的话，他一定丧失思想，因为他的批判力已经没有了。中国历史上的“士”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清而高，清才看得远，所以他的见解是高远的，今天山大有一批这样的教授。我相信，有什么样的教授，就会有什么样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