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公共环境运动和生态革命的出路水落石出：那就是回到城市、回到都市人、回到现代性、回到生活方式的反思、回到污染的元认知。直以来，至少在中国，有关生态问题和公共环境教育有几个显著特征。首先，人们往往有个“污染在别处”的远方想象。搞环保，不做到昆仑山、三江源、黄河源、青藏高原、香格里拉的冰川，好像就没法在环保组织年终的项目总结上增加亮色。许多环境保护项目，专注于减少中国山川地理原生环境的人类活动，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弃牧等方式，造就了一大批生态移民，使得一大批原住民和自己的祖先、祖灵、祖地永诀。
与此同时，中国都市的设计者和城市资本运作者基本缺乏家园意识和城市的属灵观念，也就是说，城市在他们的设计图和项目运作中，是不会呼吸，没有疼痛感的物体，而非一个可知、可感的记忆联合体和生存共同体。多年以来，从上到下，都陷入一种国际、全球、超级城市的拜物教式崇拜，它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城市变革和景观革命。
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虽然有不安的知觉、焦虑的直觉和切身的痛感，他们往往在快节奏和成功至上、生存优先的都市环境里，调低了自己对环境的要求，往往容易对切近的微观生态问题生出麻木，无法真正反思自己的都市消费习惯、都市造城理念、都市生活方式如何不断积累对中国生态问题的庞大压力。
味蕾上的城市
前段时间，笔者再次考察了中国西南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注意到一个特殊的现象，在许多村落，他们的生活环境正悄然发生植物学意义上的“城市化运动”，他们自己丝毫没有觉察。我考察这一区域的傣族村寨至今仍生活在保存较好的热带雨林里，原因之一是当地政府将这个有农村社区的自然区域统一整合成一个雨林保护区(傣族社区的编制一般称为“曼”，相对于县城这一层级的“勐”)，然而这些雨林地带并非处于完全原生的状态之中，除了农民在近村落一带的橡胶和香蕉种植(这一经济活动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最近一两年出现了另外一种村落经济模式，那就是大规模的蔬菜基地。
这些蔬菜基地通常和热带雨林连在一起，原来多为水流漫漶的林间沼泽、水田、草场和荒地，一些地方甚至是大象获得盐分的半沼泽地。现在都已经开垦成大片的蔬菜基地，统一种植四季豆和南瓜，投资者来自四川，所生产的蔬菜多标上有机的标志统一发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
耐人寻味的是，在我考察期间，正好是四季豆搭竹架，南瓜在塑料膜里培育茎叶的时节，不少农民背着农药来地里喷洒。所以，即使是产自热带雨林的蔬菜，也并不完全是按照“有机”的方式生产的。但是遥远的西双版纳，仅仅凭借这个遥远地理，异域的民族风情，已经可以让一些有机食品公司异地高价卖出自己的“有机蔬菜”。
然而在蔬菜种植过后，才是环境问题的真正开始：当地傣族农民一般在旱季种植蔬菜，当雨季来临，还是要种植一些水稻，这样一来蔬菜地的化肥和农药统统又被水稻吸收了。同时由于当地的灌溉系统与自然水系和雨水地表径流的联通，这些污染元素(当然包括橡胶地大量施放的化肥和农药)一起进入雨林生态系统。
而在城市的另一头，面对无所不在的环境污染、土地减少、食品伦理的丧失，中国的都市人都选择去消费这些所谓的有机、生态、绿色农业，这表面上象征着都市在日常消费这一层面上的可持续循环。例如在上海，只要是贴有这些标志的农业产品，可以卖出普通食品3～5倍的价钱，这客观上造就了都市“殖民”农村的“食品地理学结构”。原来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偏远省份，现在成为一种食物、味蕾上的生产基地。
从大的结构上看，现在的城市化过程成为透支国民生命、体能、阳气、元气的巨系统；都市化和新市民阶层需要从这些产自原生、自然、绿色、有机环境的物品中获得补充，保持一种能量的均衡和人的协和。在成都，我看到一家设在中医馆楼上的食疗火锅，里面每一道菜都具有某种医疗用途(在这里吃饭，根本就是治病，而非进食)，其中最为重要的功能是补阳和滋阴，例如，普通的虾米被制成“锁阳虾球”。
在问题重重、危机四伏的城市化过程中，中国人的生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医疗化。
两套“时间体制”
在看到上面提及的“植物学”意义上的变化以及都市消费行为时，人们应意识到中国山川地理的自然流向――中国的国土基本上有两套“时间体制”。往西、往北、往西北偏北，基本上是一个“生态时间”，这些地方多为中国文化历史的原生地之一(许多西南的部族都流传着迁徙史诗，讲述自己的祖辈如何从中国的西部和西北高原地带，沿着下移平落的山川地理，逐渐往西南和东部转移，例如藏彝走廊)，同时也是自然神性较为突出的地域，为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而往东、往南、往东南偏南，基本上是个“社会时间”，也就是与发展、现代、文明、当代、摩登、都市相关的时间，这里的“人文地理”和社会环境基本上和蛮荒神秘的西部形成一组二元对立。
但是从生态、污染的框架分析上，过多的生态保护注意力和资源大量向西部倾斜，这里主要包括环境项目的知识生产方式、国际及本土大型NGO的布局、环境“课题”组织方式和生态知识的传播方式。人们往往忽视了其实沿着自然地理的西高东低走向，一种发自东部、产自城市的“污染社会潜流”和“生态恶化的社会学地质变动”正朝着西部逆势涌动。
备受众人关注的纸业扩张，对应的正是都市化、标准化、典籍化的生活方式(生活在西部农村的农民也许10年都不会用A4纸打印一份东西，但是都市里“明天9点上班”6个字，都要打印10几份在办公楼张贴)。蚕食了整个西南中国的橡胶种植对应的是都市一小时经济圈区域高速便捷的交通系统和欲望解决机制。占据中国整个西部(经济学意义上)GDP大头的水电和矿业开发，对应的是能源饥渴的恐龙型城市和超大城市群。即使是表面上生态友好的生物质能源(如膏桐、木薯)也是替代西部大量本土自然资源的外来物种，而这也是为了满足都市永无餍足的能源需求和汽车式城市梦。
任何一个有过中国西部游览经历的游客也许都有过这样一种观察：在中国西部有一种我称之为“小卖部式都市污染”，也就是说不管你去大理、丽江、稻城、九寨沟、波密、林芝、拉萨，还是桂林、阳朔、香格里拉、黄果树瀑布、青城山，只要进入一个小城镇或者旅游区外围的农村小卖部，你都可以看到大量产自城市的大宗生活消费品(不少为假冒和伪劣，农村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重灾区)，这些产品几乎无一例外都最终成为无法降解的污染品。
但是，在任何一个发达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杭州等，来自云南、贵州、西藏、青海的风物，基本上是代表具有医疗性、审美性、生活时尚、道德性、宗教性、乡土性的“滋补品”和“自然物品”。
话题至此，真正的公共环境运动和生态革命的出路水落石出：那就是回到城市、回到都市人、回到现代性、回到生活方式的反思、回到污染的元认知。未来中国城市的生态未来，取决于都市人的自觉、自在、自为、自责、自律、自省。
围绕着城市的现有格局，尤其是城市垃圾的“文明遗产”，应有更多的环境组织和项目进入，不应停留在宣传栏海报和公益宣传上，应该通过设计、知识、技术、行为干预来整体修正城市已经恶化的生态环境。
应该对上海世博会的城市主题进行更为立体、持续、深入的研究和知识传续。中国在经济上最为富足的城市群不应仅仅进行基于硬件的海量投入，打造一个外表富丽堂皇的列维坦式城市(巨兽式的城市)，他们最应该最先发展成为一个城市的智者，而不是一个不断输出错误模板、破碎理念、低级欲望、高度污染的生态恶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