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母的话题在这个初夏再度变得热乎。早在负责海葬本?拉丹的美航母“卡尔?文森”号5月22日访问香港之前，外媒有关菲律宾总统登上该航母“意在向中国示威”的解读就不绝于耳。而在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5月中旬率团访美期间，美方开放了4个州的海陆空重要军事单位，却未允许参观靠停华盛顿州布雷默顿市的一艘航母，而且，被认为是对中方在年初美防长盖茨访华之际曝光歼-20隐形战机和所谓“航母杀手”东风-21D导弹的回敬，美第七舰队司令日前披露了“美拟在亚洲部署新研制的航母无人机”的消息。一时间，中国军迷们在论坛上激辩航母的攻防能力，而自4月份开始对大连造船厂内“瓦良格”号航母何时改装完毕下水的猜测也再度高涨。
无实力，不航母
航母不仅是一个大型武器平台，还是一张大国“脸面”，但这张脸面不能仅仅停留在“面子”层面，还应当成为一种宣示自我态度的手段。与泰国、印度装点门面的航母不同，美国的10余艘航母始终紧贴着美国国策中的“武力投射”原则，或扮演“取人首级”的利刃，或扮演人道救援的“橄榄枝”，更多时候则是“拔出一半”、示人锋芒的宝剑。当航母将这些惟妙惟肖的“表情”传递出去后，感受到压力的国家就会做出回应，往往是顺从美国利益诉求。
美国航母的威慑作用，并未因中国在导弹技术上的进展而失效。自1976年以来，美国人对于航母的争论已经不下10次，试图寻找另外一种手段来取代维护费用高昂的航母，试图用纳税人最少的钱来保证将足够的军事力量投送到海外并且产生效果。讨论来，讨论去，最终各方只能承认，美国只有发展航空母舰才能保证“武力投射”的“机动性”和“威慑性”。
随时随地，美国可以把几个面积4.5平方英里的移动机场以及随舰搭载的50余架各式战机，不动声色派遣到任何“问题区域”。这不仅是美国人心理层面“安全”的重要保证，也是国家战略层面最重要的支柱。很多美国军方人士承认，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这种美海军所有战斗序列中，使用最为频繁、效率也最高的舰艇。从克林顿主政时期一系列的海外军事行动，到最近几年持续进行的作战行动，航母战斗群的任务比过去更加繁重。
究其根本，航母的“威慑”效应不仅源于其骨子里就有的“进攻”基因，也代表着一国最深层次的综合国力。即便是2004年12月，“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在东南亚海啸灾难中执行和平救援行动时，其巨大身影的出现，也瞬间让美国的地位在各国救援力量中凸显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综合国力既包括科技领域的硬实力，也包括社会制度上的软实力。作为海军核心的航母的建造与设计，体现了一国的工业化水平和社会组织化水平；其上搭载的作战飞机，标志着一国航空工业的水平；其上装备的雷达、自动化控制设备和通信系统，则标志着一国的电子工业水平、信息化水平和航天工业水平。而对其的使用和调度能力，也标志着一国的军事管理水平和能力――航母和其他舰艇驰骋洋面，相互之间是扁平化的平行关系；航母上搭载了几千人，如同一个小型城市，其管理水平就能体现一国的政治治理水平。
航母技术性的复杂程度，可以通俗地归纳为，航母只是一个“壳子”，只有各种能力齐备后，它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实力，才能产生出真正的威慑价值。这方面，中国海军的缺课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说舰载机暂时没有着落（歼-15，还是歼-18？），就连配合航母远航的其他舰艇也不完备。一位长期关注中国海军发展的人士曾向笔者说道：“海军能拿出手、能远航的补给舰数量很少，靠这样一个单薄的家底，怎么能支撑起航母的作战能力呢？”
这种对“中国航母”的担忧并不奇怪，前苏联当年发展航母时也曾面对这种困局。苏联在装备第二代“固定翼飞机航母”（第一代为直升机航母）时，由于航空工业相对落后，没能及时研制生产出合格的舰载机，航母在装备部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无用的窘境中。
前苏联第三代航母，也就是俄罗斯现役的唯一航母――“库兹涅佐夫”号和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卖给中国的“瓦良格”号（“库兹涅佐夫”号的姊妹舰）。对前者而言，俄罗斯人至今为止依然没有找到最佳的舰载机搭配模式，尽管其舰载战斗机的作战能力相对可靠，但其他辅助战机相对落后，使得航母整体作战能力相当有限，即便是2008年曾经远航地中海展示实力，但从到访国家媒体辛酸的挖苦和奚落中，俄罗斯人所期望的航母威慑力已荡然无存。
从前苏联到俄罗斯，尽管在航母上开销不菲，但收益却寥寥无几，除了上面所说的舰载机战力不匹配的原因，还在于苏联海军（以及某种程度上俄罗斯海军）所受的体制性约束。在传统“大陆军”的框架下，苏联海军只是一支辅助性作战力量。担任前苏联三军统帅的往往是陆军将领，他们将陆军森严的上下垂直官僚体系带给了海军，进而束缚了海军的手脚。尽管前苏联海军装备了航母，但其指挥应用水平低下，难以达到职业化、专业化的程度。
反观西方海军的指挥模式，如同其社会结构中人人平等的理念一般，大洋上所有航行的舰艇都是扁平化的，都可能随时成为指挥作战的终端，一切取决于战场实时动态。两种差异化的指挥思维模式，以及所衍生的“大陆性”和“海洋性”国家战略，来自不同社会背景下的生活经验，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某种必然，而航母则是标记这一特征的符号。
国家战略之惑
航母的“设计哲学”主要落在两个层面：技术性的战术层面，以及战略性的国家决策层面。在战术层面，需要确保航母的“机动性”和骨子里的“进攻性”，这样航母最重要的威慑功能才能有效发挥；而在国家决策层面，则要考虑航母将被用来威慑谁，会否引起反弹。
“中国航母”在中国近海防御性的战略中将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我们并不知晓，但知晓的是前苏联在历史上留下的教训。早在斯大林时期，面对提出要积极扩充海军的将领们，斯大林严肃地指出：“你们这是在盲目攀比英美。他们与我们的情况截然不同，他们的舰艇早已跨越基地，深入到了大洋深处。而我们并不想进行远洋作战，只想在更靠近我们的海岸作战。”之后，在苏联海军长期处于战略防守态势下，即便苏联也耗费巨资建造了数艘航母，但航母并没有被当作战略性力量使用，仅仅作为辅助陆军和海军战略导弹部队的常规力量。
在巨额资金的投入下，苏联航母对于国家利益的贡献相对有限，大多数时候它们都停靠在军港内生锈。俄罗斯继承了苏联海军的大部分遗产，其中也包括航母，但其防御性的国家战略，使得“库兹涅佐夫”号航母长期停靠在俄北方港口，如今再次进入船坞进行修缮和改装。俄罗斯之所以还要花费巨资维持其正常运转，很大程度上是其领导人迎合国民“大国心理”的政治需要。该舰队最后一次地中海之行，即是为了配合当时普京总统对欧洲的出访。
事实上，苏联之所以装备航母，也是领袖决策制的产物，而其国家战略也随着领导人的更迭不停发生转换。例如，苏联最高领导人曾长期排斥航母，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长期担任苏联海军司令的戈尔什科夫才最终让苏联发展并装备了航母。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中国航母之父”、曾担任海军司令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将军，也是戈尔什科夫门下弟子。
在西方观察家看来，中国海军似乎还不太热衷于远程投送武力，而是在防御型的战略下，一心一意强化对中国沿海向外辐射地带的控制，冀图通过建设一支由核动力和柴电动力相结合的潜艇部队来完成其战略意图。在这一背景下，未来诞生的“中国航母”必须避免重蹈苏联航母被“边缘化”的覆辙。更重要的是，中国海军战略必须符合中国发展的根本战略。中国根本利益在于为发展争取稳定的周边环境，但是，航母的出现，会否激化和周边国家的矛盾呢？尤其是南海的矛盾，会否让素来和中国存在领土纠纷的东南亚诸国纷纷转投美国的怀抱呢？近日，曾指“中国不能永远没有航母”的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访问了新加坡、印尼和菲律宾，外界普遍解读此举有平息质疑担忧之意。所有这些，都需要在一个既定的战略下统筹考量。